公元前522年，孔子向鲁昭公说秦国，“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经过250年后，荀子到了咸阳，却说秦国距离王的水平，“倜倜者其不及远矣。”两位哲人在不同时期，对秦的评价距离很大，但都有道理。他们都是从实际出发，用的标准都在一个“儒”字上。孔子所知道的是秦穆公以后的秦，是秦的早期盛期；荀子所考察的秦中期的盛期。秦早期的盛期是承传了周公的思想，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秦中期的盛期是商鞅变法以后，儒家在秦受到了排斥。
（一）荀子入秦时的秦国
咸阳，在秦国变法的峰头正健时成为秦国的首都，由兹而名垂古今。秦国以咸阳为基并从咸阳出发，统一了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不久，咸阳又埋葬了新建的秦王朝。就在秦国的鼎盛时期，荀子考察了秦都咸阳。他独具慧眼，从纷繁的世俗生活中，看到了咸阳的形胜与吏治；他也从秦君的□□恐惧中，想到了秦政的得失，并从而意识到秦的将来。哲人双目中智慧的光，洞穿历史，探求本质，给当时的人以昭示，给后世的人以启迪。这位智慧者对秦的客观、公允但又尖锐的评价，揭示出秦国当时之所无。这个“无”，对当时的秦国乃至始皇帝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以后。长期以来，荀子在咸阳的这番话语，很少引起学者的重视，对此作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的人更见少之又少。
秦由一个不为当时天下诸侯所重视的小小氏族部落，从东徂西默默而起，经过秦襄公、秦穆公的经营，又从西向东进军，渐渐有名，成为令东方诸侯国所侧目的强国。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国内权力失衡，国势疲惫。这便是“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的时期，约当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384年。这是秦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积弱积贫、不断挨打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东方六国却处在改革的大潮中。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著《法经》；
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任用公仲连为相，进行政治改革；公元前389年，楚悼王起用吴起，实行变法，“损有余，补不足”；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授邹忌相印，推行改革措施。
一浪接一浪的改革之潮，在各国中都起到了谋求国家富强、生产发展的作用，政治经济上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改革的势头逼人，也激励起秦国的有识有为之士。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继承秦献公的事业，奋发图强。为此，孝公发出《求贤诏》，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列士。”重赏之下，召来了卫鞅。公元前356年，卫鞅任左庶长，于是一场更为彻底的变法运动在秦国大地轰轰烈烈展开。公元前352年，卫鞅被升为大良造（相当中原各国的相），秦国改革向纵深发展。为了把改革进行到底，公元前350年，秦迁都咸阳。公元前340年，卫鞅受封于商（即今商县东南），拥十五个邑，号为商君，故也叫商鞅。
商鞅的变法运动从秦孝公三年（前359）开始到秦孝公二十三年（前339），进行了将近20年。主要是：颁布法律，轻罪重罚，实行连坐之法；颁布二十等爵，奖励军功；重农抑商，鼓励开荒，奖励耕织；焚烧《诗》、《书》，禁止跑官买官；开阡陌封界，废除贵族特权；普遍实行县制，任命县级长官，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迁都咸阳，修筑宫殿；统一度量衡，并由中央颁发标准器；按人口户口征收军赋。即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奖励农业生产，在军事上组织一支勇敢的军队，在文化上排斥儒家思想以愚民，在法制上实行严刑峻法以制民。他建立起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基本政治框架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制度。秦始皇帝所建立的秦王朝的蓝图，在他的前100多年，已由商鞅给绘制出来了。所以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的直接效果便是“家给人足”，“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国变了法，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士兵作战的勇敢精神，秦国兵强民富，已令各国另眼看待了。各国共尊的周天子送来了祭肉，以示褒励，各国诸侯也来祝贺，可见商鞅在秦都咸阳所实行的变法运动在当时引起的震撼是相当大的了。
秦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秦惠王即位。公子虔等人挟嫌报复，告商鞅谋反。商鞅的血染红了他所进行的改革事业。商鞅虽死，但商鞅之法未变。秦国的战车轮子仍然沿着商鞅所设计的轨道向前滚动。
（二）荀子在咸阳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名动诸侯，东方六国对秦侧目而视。孝公到秦昭襄王是四世。大约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后，荀子来到秦国。
荀卿是战国后期一位博学通材。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40年至245年。他的学术传承关系是儒家。汪中说他“出于孔氏，尤有功于诸经”。他生于战国晚期，对于从春秋至战国的诸子的学说均有涉猎，且有研究。他的《非十二子》的论文，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流派均有评论，因此，可以说他不仅是儒家在战国时的最后硕果，也是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既从诸子的学术思想中有所继承，同时对之也有所批判，包括对儒家一些名人子夏、子张、子游、子思、孟轲这些巨擘在内。他不但是一位学术界的大师，著作宏富，而且也是一位治世能臣。《韩诗外传》中有人向春申君进言，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孙子，天下之贤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若何？”孙卿即荀子。怕荀卿以百里之地而兼天下，春申君让荀子走了。荀子到了他的祖国赵国，赵以为上卿。又有人向春申君说：“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齐强而鲁弱。由是观之，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善，其国未尝不安也。今孙子，天下之贤人，何为辞而去？”春申君又曰“善”，于是请孙子。文字虽反映出春申君没有主见，但也反映了荀子的治国才能。在《尧问篇》中，荀子的弟子对荀子的评价是：“孙卿子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可惜他仅作为祭酒、兰陵令这样的不大不小的官。岂非天地弃才也欤？
荀子的著作，也被列为中国文学史的名篇。他的文章长篇大论，发挥尽致，论点明确，层次清晰，说理透辟，句法严整，词汇丰富，善于用譬，辞彩纷呈，对偶排比，滔滔不绝。又创赋体，三四七言，在春秋战国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他学问博通，又历诸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他成为当时的智者。他对当时诸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分析鞭辟入理，入木三分。他与各国君主及大臣的问对，指出其国中的不足与弱点，莫不中的。比如，对于战国兼并，他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兼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什么是能凝之呢？那便是“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他所倡导的是礼。用礼来衡量一切。
这位哲人智者，在对秦都咸阳的考察过程中，看到了秦国地理位置的优势，官员的循规蹈矩，人民的勤劳耕作。他由表及里，也看到了这个安定富足的现象中所隐藏的危机。这就是荀子的过人之处。人们观察事物，认识表象容易，而分析表象下面的因果不易，而探知到表象中潜在的危机则是不易中的不易了。荀子的前后，有多少智能之士到过秦国，如张仪、蔡泽、范雎、商鞅、韩非、李斯等，没有一个人能如荀子这样清醒。荀子是从学者的高度观察秦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他要求因问果，他不求干禄。他要严守一个学者的学术独立，不阿不苟，因此才能客观，也才能冷静，才能清醒，才能深刻。他很快地便离开了秦国，但他同秦国又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的学生李斯去了秦国，在秦王政手下作事，地址也在咸阳，距荀子走出咸阳已近30年。荀子听到这件事后，年事已高的这位智者“为之不食”。荀子的忧虑，一是看到秦国的内在危机，怕其助纣为虐，为李斯的品行忧；二是知徒莫若师，他深知李斯的功名心切，在秦的危机中，必有不测，为李斯的命运忧。他忧得不想吃饭，结果还是忧对了。李斯在后来确实为了自己的利禄而出卖了良心，即使如此，最终还是被腰斩了。荀子的另一个学生韩非，也因受到秦王政的企慕，由韩入秦，结果被其同窗师兄弟李斯谋杀在咸阳。但韩非的法术势思想却在秦国发扬光大了。所以说，荀子与秦确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荀子评秦“所短”
现在，我们应该谈一下荀子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秦都咸阳的言行了。为了讨论方便，这一节我们不得不较多地引钞一些原始文献。
荀子在秦咸阳考察后，秦相应侯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闻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自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上面所说的“粹而王”，是指的纯粹地用儒道来治国，则可以王，杂以其他思想仅可以霸。因此便引起了秦昭王的问难。秦昭王很不客气地向荀子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自然要作以论证。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早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子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繼。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昭王曰：善。
这是荀子对于秦昭王的反诘。大约是荀子向应侯范雎说了在咸阳的见闻，又指出了秦国“无儒”的话，范雎向昭王作了汇报，引起了昭王的不快，所以用“儒无益于人之国”来向荀子发难。这是一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论争。形而上，尚虚，重于精神方面的建设，在荀子来说便是礼，这是长远的人的精神园地的建设；形而下，尚实，重于眼前的利害，在秦昭王来说便是富国强兵。这便是学术人与政治人的区别。这种情况，在秦孝公时也曾出现过，这便是卫鞅先讲“帝道”与“王道”，孝公昏昏欲睡不感兴趣，后讲“霸道”与强国之术，孝公才重用了卫鞅。一百多年前的这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论述，以卫鞅投合了孝公之所好皆大欢喜。一百多年以后的这次论争，以昭王的口头屈服而心中不以为然荀子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离开咸阳。荀子要张扬儒家的学术光华，不屈于昭王；卫鞅要谋求政治上的权位，只得随机于孝公。一去一留，乃见境界。荀子离开咸阳后，对他关于秦的“四世有胜”作了解释。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此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什么是本呢？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损社稷也。”这便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同的最终结局。李斯未听老师的教导，入秦以后，适添秦乱。这个观点，荀子在出了咸阳，到了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也以秦为例来说明。
秦人，其生民也□□，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无由也。□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故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
“天下”按《集解》所引顾千里曰“天”字当为衍文，“以下之民与要利与上相对为文”。“招近”，应为“招延”。“招延谓引致之也，募选谓以财召之而选择可者”。“焦熬”，俞樾云，“以焦熬投石，疑有夺误。当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荀卿几次说“秦四世有胜，数也”。对这句话的解释，《集解》说是“秦亦非天幸，有术数然也。”意思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技能机巧之术罢了，也实在是形而下的了。
（四）“无儒”在于愚民
有人说过：童年是一场梦，少年是一幅画，青年是一首诗，壮年是一部小说，中年是一篇散文，老年是一部哲学。荀子七八十岁时的咸阳之行之言，可谓老人之言了。他的言论充满智慧和哲理，内涵极为丰富。荀子关于秦的言论，远不止我们在上一节中所引征的那些。我们所引的只是荀子在咸阳考察所谈的观感及对其深层的思考。即使如此，荀子对秦的看法也基本见于此了。下来，我们对荀子的言论作进一步的研究。
评论者对被评论者作出的评判，总是评论者个人的立场、观点、好恶、学养的反映。荀子对秦国的政治评判是站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立场上的。从汪中的《荀子通论》中可以看出，荀子对儒家经典如《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二戴《礼》、《易》等，“诸经无不通”。这是他的深厚的学养。正是从这一学理出发，他对战国诸子大加挞伐。他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言，以枭乱天下，繷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这些人便是战国诸子。但也有好的，那便是孔子。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之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
文中“敛然”，王引之曰：古无以“敛然”二字连文者，“敛”当为“歙”字之误。荀子心目中的治道是孔子样的正宗儒家。他对于其他的儒家如子思、子张、孟子也都给予了不客气的批评。这就是荀子的独立的学术精神。他既不附和强权政治，也不为同派学者讳。他对秦国政治的评价可以归纳为：经过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人民在严法之下，害怕官府，令行禁止；秦国官员精干，奉公守法，很敬业；秦国士大夫不结党营私，各干各的事；秦国朝廷工作不拖拉，很有效率；但是，它距离王者的标准还差很远。为什么呢？因为它“无儒”。
荀子所说的秦国统治取得效果的地方，正是商鞅之法成功的地方。至于那位因在咸阳帮助孝公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而秩禄高升，又被孝公之子以谋反罪车裂于咸阳而含着悲愤死去的商鞅，还是很有一番经典理论的。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城。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悌，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
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一部《商君书》，煞气逼人，金刚怒目，刀光剑影，今日读来，仍咄咄逼人，觳觫不已。其中心思想在于强国强兵，愚民制下，重刑威民，去赏去私。一个重要的理论便是灭智反文化以愚民，即灭智愚民反文化，至于说到壹刑，那是口头的。太子犯法，师傅顶罪，即其一例。从这些理论看来，荀子所见到的咸阳城内，人民畏有司，官吏兢兢业业，都像无智的机器一样，便不难索解了。
商鞅之法至昭王为四世，四世有胜；至秦始皇帝为六世，仍有余烈。实际，到了秦始皇帝时，李斯之流将其反智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秦始皇帝企慕韩非，是因为读了韩非的著作《孤愤》、《五蠹》之类。而韩非则是继承了商鞅的思想，反智反文化，愚民行专政。他明确告诉人们，皇帝是龙，龙的喉下有逆鳞，因此你要注意不要碰着皇帝的逆鳞，所以只有当奴才。他将法家的法、势、术作了系统的发展。可怜的是，他也死于咸阳狱中。他不是死于法，而是死于他的同学李斯借秦王政之势而弄的小权术。他反对儒家，将之归于五蠹，即社会上的五类蛀虫。五蠹之首便是学者。“儒以文乱法”，“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他欣赏老子“以智治国，国之贼也”的说法，更盛赞商鞅的作为：“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道，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
韩非虽然没有为秦始皇帝所用，但李斯袭其伎而相始皇帝，将之发挥到了顶峰。韩非语人曰：“事以秘成，语以泄败”。但他把自己的秘方全交给了李斯，促成了自己的早死。以后，李斯助秦始皇帝理民，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旷古奇冤，把反智反文化的事业推到了极致。再以后，李斯为了保命保官，又向秦二世献“督责”之术，以至于在秦王朝中，“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但是，李斯也没有好下场。他被另一位更险恶的赵高逼得走投无路，腰斩于咸阳。这时，他想与儿子牵黄犬，擎苍鹰出老家上蔡东门去捉野兔也不可能了。可以想像得到这位权术家当时凄凉的心境了。
商鞅、韩非、李斯这三位堪称法家中晚期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都为秦的事业、为贯彻他们的学说葬身于咸阳。商鞅死于法，他自定的法；韩非死于势，他所鼓吹的势；李斯死于术，他所整日玩弄的权术。历史同他们开了一个并不幽默的沉重的玩笑，那就是作茧自缚（商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韩非），玩火者自焚（李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严法酷刑，愚民反智。其目的是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他们始终把民放在政权的对立面来观察，总认为人民是他们所维护的权力的仇敌，必须弱之，愚之，镇压之。秦的早亡源于此，他们的个人悲剧也源于此。
（五）荀子思想对秦学术的影响
我们考察了秦国从孝公后遵从的思想理论基础，便可以理解荀子为什么考察了咸阳以后很快地离去的原因了。荀子的思想和理论与商鞅的思想理论是针锋相对的思想理论。这是两种理想政治。说他们是两种理想政治是因为他们都在追求用自己的理论去建设一个理想王国。这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王国。商鞅所要建立的是独尊的王，服从的臣，驯顺的民（无知机械般的民）；荀子所要建立的是具有仁爱之心的王，爱民的臣，生活幸福思想活跃的民。
所谓政治，不过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治理。因此，荀子和变法的秦国政治观的最大分野便是对人民的态度。荀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以德治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对为政的要求，认为关键在君。他认为，“有乱君，无乱国。”他主张“修身”，即提高君的素质。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也，□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
荀子说的修身，重在国君。当然各级有各级的责任。他说：“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他认为从王公到庶民都有修身提高自己的素质的必要，国君为甚。人们反对，是因为当王的人不是当王的料儿。在社会中，各人都应忠于自己的职守，各级有各自的责任，真还有一点职务追究的意思。
荀子的政治观点的出发点，当然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贵思想，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础，统治者得不到民的爱戴，必将“危削灭亡”，因此，聪明的统治者应该爱民、利民，才能得到民的尊重，才能使民为他的国家献身。这是从人性的原则出发的。首先承认民是人，民有自己的生存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因之统治者要考虑民的利益，把民当人看，为民兴利。他把民的利益置于比较高的地位，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有强烈的人情味，也是思想家的理性思考。可以说，他的思考是纯学者的思考。他的思想影响着现实的政治，不是政治影响他的思考。他是独立的思想家。他比商鞅等把民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来考虑对民的强力管制、约束的思想要更符合民的要求和希望。对当时的现实，他是形而上的、深思熟虑的、有远见的。与他相较，商鞅是形而下的、实际的，韩非是急功近利的，李斯更是浅学躁进。他们的失败，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们理论的悲剧。这一点，荀子早就向李斯提出了：“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集解》注云：“力术，强兵之术；义术，仁义之术。止谓不能进取霸王也。言用力求则止，用义求则行”。秦用力求，确实霸了，最后也统一了，但统一的王朝仅15年不到。
荀子也指出“人之性恶”。那是针对战国时兢为贪乱，不修仁义来说的，恐怕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假装善良的当政的伪君子而发的。但是，荀子看到了人性的本质，即：“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他指出了人性的必然。如何解决呢？那便是“师法之化，礼义之道（《集解》‘道与导同’），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所以说，荀子提倡仁义之术，也不是口号，而是有其达到义术的方法，这便是教育引导。正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的“道”也是同“导”。同样是对民的达于礼义道德规范，需要引导与教育的。这就难怪《，论语》的首篇是《学而》，《荀子》的首篇是《论学》。他们都把教导人们的学习放在首位，让人在学习中，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同时也改变自己，提高素质。人的欲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恩格斯的名言。他说：“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瑒。其实，在原始社会，人们如果不想多打些鸟兽，也便发明不了弓箭；如果不想吃得好一些，也就不会利用火——这是使人类提高了智慧的物质。孔、荀主张引导人们改变一些不利于社会的欲望，商鞅之徒则要泯灭人的欲望。正如马克思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说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当然，荀子也并不是不要法，也不是不要强国，但是在行法与强国的具体方法上是迥异于商鞅一流的。
秦昭王虽然说“儒无益于人之国”，但是他似乎也受到了荀子的影响。1975年在湖南云梦发现的秦简的《语书》、《为吏之道》简，所记在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帝三十年（前217），共89年时间的事。其中对官吏的要求，便贯穿着儒家的思想。还有其他许多训诫，如官吏要为民“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要对犯罪可以赦免的要赦免等。对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也都提到官吏任用的标准上来了。有意思的是，关于吏有五失，说了三类情况，共有十五失。其中的不要以权谋私，不要搞政绩工程，不要只说不作，不要欺侮人民等，都很符合秦国之弊，也有益于今天。更有意思的是，《为吏之道》有的篇章中的句子的形式也酷似荀子《成相篇》。所谓“相”，卢文□云：“即后世弹词之祖”。俞樾认为“卢说是也”。并引《礼记·曲礼》：“邻有丧，舂不相。郑注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亦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请看其句法。
《荀子·成相篇》：
请成相，世之殃，愚□愚□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为吏之道》：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如前面所说的卢、俞对相的解释及王先谦的首肯，简单说，相便是民间歌谣。陕西快板开首也说：“众乡亲，听我言”云云。这种从法律的文义即内涵到文字形式与荀子的相似，我以为应视为昭王还是受了荀子的影响的。实际上即是，秦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受到了荀子之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荀子是战国后期最大的学者。他的思想继承了孔子为代表的前期儒家的思想，同时也继承了诸子的学说，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由春秋战国开始的文化思想整合的结果。秦国虽然重法，但在它的统治过程中，也不得不用儒家的思想来缓解法家思想的严刑与急功。这也是在统治思想上的一种文化整合。历史便是这样向我们揭示：荀子从理性上告诉统治者应该怎样去完善自己的统治方式，提高权力持有者的道德修养和处事为人为官；而理智的聪明的统治者在历史的教育下，也才能清醒地明白如何教育自己的官员提高素质，小心对待人民，注意他们的利益，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也便是人们说的“道德权力”。
孔子成仁，孟子取义，荀子倡礼。他们从理论上对仁、义、礼加以升华，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以揭示、反思和塑造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仁、义、礼用于实践，又存在于人们（包括官和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规范人们的行为。既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荀子将儒学集大成而发展之，既从理论上阐发，又推之于社会，有学理性的思维，又有行为的可操作性，甚便于统治者的要求。所以，阎若璩说：“三代以下之天下，并非孟子治之，而实荀子治之”。瑒秦末的农民及六国旧诸侯用“武器的批判”结束了秦朝后，荀子代表的儒家的“批判的武器”便在汉代生根开花了。汉代的尊儒并不是无源之水，秦汉文化整合在思想文化上归之于儒，已是必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