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的宗教信仰来说，中国在秦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宗教领袖，没有统一的信仰，没有统一的教义，也没有固定的有组织的团体民众，即信徒。当时人们信仰的是超自然力的神以及与神相对的鬼。这种信仰同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这种超自然力的神可以福祐下界众生。这种神，在中国古代人的文字中有天、帝、上帝、神等称呼。这可以说是原始的信仰，也是宗教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我们称秦之宗教，不过是代言之而已。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精神产品，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宗教或神学信仰进行研究，就能使我们更完整地、全方位地把握历史的文化内涵，也包括学术思想。秦由对物的崇拜到多神崇拜，最后形成秦的神学思想体系。秦的君主政治的超强统治，使神学思想只能在君主权力范围内活动，宗教势力便没有活动的余地，因此，在秦并没有形成一神教的宗教。原始宗教从秦而后，流布于民间。
（一）秦之神仙信仰
《汉书·艺文志》在方技略中列出神仙家。共十家，二百零五卷。“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术于其外者也。卿以？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心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这是说，神仙家之徒，目的是为了保性命而求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但专门去干，便荒诞不经了。人类的历史传说本身便是由神话而来。由神话的传说而相信万物有灵，崇拜万物，这是原始的宗教。秦人也有这种历程。
秦人的历史传说，本身便充满了迷离虚幻，《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女修吞了玄鸟的蛋，生大业，从此便算是秦人历史的开始。秦人是黄帝的后代，这点从雍城考古发现的材料中，已经证明。但女修吞玄鸟的蛋而生子之说，只能说是一种传说或神话，也叫感生神话。现代的学者们把它作为图腾或动物崇拜来解释。是不是符合古人原意，已不可知。只可作为一种说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对于人的兽性化的信仰”。因为，“动物教正是宗教最彻底的形态”。
这种迷离虚幻的兽性化的信仰，几乎贯穿了秦人的发展史，一直到始皇帝创建的秦帝国的灭亡。
秦人之兴，始于襄公，而对神人上帝的崇拜，也延至襄公。《史记·秦本纪》记录如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盇。
《索隐》曰：作西盇，祠白帝。盇，止也，帝神灵之所依止也。襄公以前，秦人被诸侯以夷狄遇之，没有什么地盘，想祭神也难。现在受周王之封，也成了诸侯，首先的便是祠上帝，可见心情之迫切。
文公十年，初为鄜盇，用三牢。《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为神，故立盇。
（文公）十九年，得陈宝。
关于陈宝，有许多传说。
《汉书·郊祀志》记载：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来，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祖鸣，以一牢祠之，号曰陈宝。臣瓒云：陈仓县有宝夫人祠，岁与叶君神会，祭于此者也。《晋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盉，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柏棰其背。盉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雌上陈仓北阪，为石，秦祠之。
以上是以蛇、以野鸡为神而立祠崇拜。下面是以牛立盇的。
（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歧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牢祠鄜盇。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这是在雍建都后，开始立祠。以后，“秦宣公作密盇于渭南，祭青帝”。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这里，便产生了假上帝之言，以征诸侯，名正言顺，也真是秦先人的一个不大的发明。秦灵公时，作吴阳上盇，祭黄帝，作下盇，祭炎帝。秦献公时，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作畦盇，祀白帝。
总观秦从襄公起作西盇，祠白帝，到献公作畦盇，祠白帝，计作盇有西盇，鄜盇、伏祠、密盇、上盇、下盇、畦盇七盇，所盇之帝有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四帝。按方位看东、西、南、中缺北方，按颜色来看红、黄、蓝、白缺黑色。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邹衍的五行学说还没有得到天下共识，未成为帝王的自觉行动。即使到了始皇帝时，也把这一点给忽略了。直到汉高祖二年，才认为，天有五帝，现在只有四帝，这原因是等着我呢。于是，“乃立黑帝盇，命曰北盇”。看来，秦尚水德，方位尚北，色尚黑，行之亦未彻底。秦人立盇所祠，主要是对天神上帝及四方地神的自然崇拜，包括对山神水神的崇拜。秦惠文王时，曾命宗祝向巫咸、大沈厥湫、亚驼三位神灵祈祷，祈求降祸于楚师的诅咒文字，这便是《诅楚文》，埋于不同的山川之中。文中控诉了楚王信盟、刑戮孕妇“欲盋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所以求神灵对秦人加以保护，“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按郭沫若在《诅楚文考释》中所考，大沈厥湫即湫渊，在甘肃平凉市朝那湫祠。巫咸在今凤翔县秦祈年观附近。
秦惠文以后，到了秦昭襄王，在华山出土了《秦？祷病玉版》。这里“秦曾孙小子？于十月得病，久不能愈”。文中说：“周世既没，典法鲜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极三光、山川、神示、五祀、先祖，而不得厥方。”并说他献上了牺牲之类。“以余小子？之病日复”，所以告天于太华山。
这时对自然神的崇拜，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意识，仍然处于不发达的宗教意识之中。它将被神化了的自然又当作神灵来崇拜。帝王祈使着神的福佑。在神面前他们并不比老百姓清楚多少。他们也是有神论者，神在他们心口的地位比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还要高。因为他们需要神来保佑已得到的或渴望得到的权力、地位和财富、享受。他们膜拜在自己创造的神的脚下。
（二）秦人崇神的渊源
秦人早期的自然崇拜的源头是历史长河流淌中的一点。这是鬼神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其由来尚矣。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而且“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乃衰而息”。这里说明了从有阶级以来的统治者便举行着祭天地的活动，以报天之功和地之功。盛世更隆重，说明当时的统治者雄心勃勃，对天地神？的欲求多；衰世而息，是由于统治者自顾不暇，不能自保，不期望更多的需求了，没有信心了。
其实，对神，尤其是自然的崇拜，是在地球上产生了人这类有思想的高级动物以后便逐步形成的了。关于神的崇拜、对神的想象，构成了原始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内容。不惟中国如此，世界各族大约也是这样，而且越古越相似。说明了人类在幼年时，思维方法相通的地方是颇多的。中国古人认为，盘古创造了世界，女娲造出了人。而西方的《圣经》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这在《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一章至第三章中有详尽的叙述，文长不录。这个观念在犹太人、巴比伦人、苏美尔人的古代都是这样的。印度古人认为，灵魂造人。埃及古人认为世界是由奥西利斯创造的。其他关于太阳、月亮、星辰、祖先及古代英雄等，都作为神来崇拜，中国和世界各族也是相似的。多神崇拜在古代世界是一样的。论述这些，已远远超出了本文的内容。我们还是回到中国来。中国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其中已有坛、庙、冢的布局。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布局主次分明，说明五千年前的人类对天神、女神、祖先的崇拜。我国的夏代情况不明。殷代，史学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殷代的帝或上帝，是至上神。他管理着人间的征伐、建筑、狩猎、生产，也管理着自然的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同时也保护着殷王。除上帝外，还崇拜方与社神，这是土地神。《诗经》中有“以我齐明，与我牲羊，以社以主。我田既成，农夫之庆”。第三类便是祖先崇拜。在这类崇拜中，不但有殷王已逝的祖先，如王亥、大甲、祖乙、祖辛等等，还有有威望的大臣，如卜辞中的有对伊尹、黄尹、伊陟、任迟、甘盘等的崇拜。这些已逝大臣，可能也就是他们生前崇拜的英雄。所以，英雄崇拜也是祖先崇拜的一个内容。而祖先崇拜也是英雄守拜。他们祖先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这是可以互换的。
周代敬天，把天与上帝等同，对天神与对上帝的信仰及崇拜放在首位。把自己能得到殷的江山归功于天，归功于上帝。所谓“天休于宁王，兴我小盌周”，“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认为王权之得失，在于天，或天命。因此，新兴的周王朝，还注意小心为政，以免上帝不高兴，失去江山：“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不过，惊告的是当权者向上帝谨慎，并不理会天下元元。同样，对祖先崇拜，也是周人的崇拜对象。所以，宗庙便很重要。《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神化了祖先，自然便神化了祖先的后代。殷周的统治者不可谓不聪明。第三类崇拜的对象便是四方神及山林川谷。《礼记·月令》：“中央土，其神后土”，后土被周人立为社稷神。所以《左传》说，“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或叫“土正”。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社稷神显得十分重要。对于山川，周人同样感到神秘，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所以孔子说：“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违卜筮”。仍然是对自然神的崇拜。他们认为这些地方能降神。《崧高》便充分说明了这点：“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灵，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宜”。申是申伯，甫为甫侯。高山不但出灵怪，还出人才。其四便是对神鬼的崇拜。《尔雅》曰：鬼之为言归也。《礼记·祭义》引孔子的话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而鬼神的作用很大。《中庸》说：“鬼神之好德也，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既然如此，则应给予崇敬。而这种崇敬，是为了使“百姓以畏，万民以服”。这便带有利用鬼神来统治人民的意思了。大率而言，统治者利用鬼神的观念，既欺骗人民，也欺骗自己。愈古，欺骗自己的成分愈大。
总的来看，从原始社会的自然神崇拜，到殷周的多神崇拜，基本形成了中国古代神灵崇拜的基本内容，即以上帝（天，非自然的天，而是人格化了的天）、祖先、山川、四方、鬼神为崇拜对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有神有鬼，疑神疑鬼，争者尽争，信者辄信。韩非子认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矣”，把鬼神崇拜作为亡国的因素之一。他主张明法，而“恃鬼神者慢于法”，所以卜筮鬼神都是应该排斥的。而墨子则旁征博引，举出大量例子，说明鬼神的存在，“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神，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祭祀鬼神，是“天下利事”。孔夫子在《论语》中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倒不是反鬼神论的，而是对自己没有闹清楚的东西，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屈原在悲愤之中，发出了《天问》，倒是有点怀疑的味道的。秦的先祖大体继承了殷周的鬼神文化、多神崇拜。到始皇帝时，这种多神崇拜达到了高峰，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三）始皇帝对崇神的发挥
始皇帝信不信神，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要论述的是他信什么神，信到什么程度，他的信神对后代的神文化的影响。有人论述中却说始皇帝不信神。有一篇文章说始皇帝：“一个靠自己谋略和武力驰骋六国，统一中国的伟大帝王；一个凭藉自己文治武功带来了国家强盛的开拓之君，他信天命吗？”这是一种简单化了的形式逻辑的假言判断。但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它的条件是不充分的。第一，秦统一中国不是靠一个人的“谋略和武力”，它有许多原因；第二，始皇帝有武功，然而甚乏文治，“带来了国家强盛”是个不真实的修饰词语；第三，伟大人物是不信天命的这个逻辑仍然是不成立的。历史并未赋予他不信神的条件。
纠缠于概念是多余的。下面我们用始皇帝个人的行动以及言论和考古材料，来说明始皇帝对多神崇拜的发挥，也看一下秦人的鬼神思想。
秦始皇帝一登上统一了的秦王朝的宝座，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推终始五德之传。这个学说，按《史记·封禅书》说，是齐国威、宣之世，邹衍之徒的作品。“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始皇推终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始皇帝即帝位三年，便开始封禅，到泰山。齐地文化先进，而神学思想也能迷人。始皇帝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是：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同时，命令祠官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按《封禅书》统计，自？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四大冢，陈宝；霸水，产水、长水、沣水、涝水、盚水、渭水因近在咸阳，也比附山川立祠；盕、洛二渊，鸣泽、蒲山等，为小山川；另外雍有日、月、星辰等百余庙；陇西有数十祠；其余又有周天子祠、社主祠、寿星祠等等，就连周之右将军杜伯也立为杜主；雍有四畤，上帝为尊。对这些地方，经常祭祀。全国几乎成了神的世界。上帝管大神，大神管小神，一直管到全国各地的山山水水。这种多神崇拜，将周的崇神继承并发展到了极致。不过，从其内容看，有两股神？一是齐地的神学思想和齐地的神？以山东半岛为中心；一是秦人的神学思想和秦地的神？以宝鸡雍城为中心。东西方众多的神拼凑起来，构建丰富了秦王朝的神的大厦。
秦始皇推行的这个多神的殿堂，是有其个人的思想因素的。因为，他本身就很信神。封禅是他立国后的大典。其后是因在泰山遇雨，休于树下，封此树为五大夫；齐人徐市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于是遣徐市入海求仙人；使韩终、侯公、石公求仙人不死之药；因卢生奏盙图书说：“亡秦者胡也”，发兵北击胡；仰慕神仙，要改变称呼：“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相信望气者言，因某地有王者之气，便凿地断脉，或改地名，此事在金陵、云阳、丹徒、广州、徐州等地都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从考古发现上，也正好补充说明这些。秦皇岛市东山公园有明成化年的“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日本关于徐市登陆的地方，据日本学者论述，是在熊野浦。而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发现，也是以说明这位帝王确是认为死人是有灵魂的。他给他的地下王国中安排了地上王国的一切，包括地下冥军——兵马俑在内。2002年7号坑出土的侗仙鹤、铜天鹅配以乐伎俑，似为帝王飞升之状。
秦始皇帝的这种思想，代表了秦王朝统治阶层的思想，也影响着下层社会的思想意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日书》中，有一部分提到了五行及五行相胜的说法：
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
丙丁火，火胜金；戊己土，土胜水；庚辛金，金胜木；壬癸水，水胜火；丑巳金，金胜木；未亥[木，木]胜土；辰申水，水胜火。
《日书》中大量的鬼神，有各种各样的鬼，有大大小小的鬼。这些神鬼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人们每天要做什么事，都得先翻《日书》，看可行不可行。秦的《日书》有湖北云梦睡虎地及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竹简。可以举一些例子。
睡虎地《日书》：
阳日，百事顺成。邦郡得年，小夫四年。
交日，利以实事。凿井，吉。以祭门、行，行水，吉。阴日，利以家室。祭祀、嫁子、娶妇、入材，大吉。以见君上，数达，无咎。
其他还有建除、出行、归行、问病、问梦、杀猪宰羊、立木建房等都须注意日子时辰的好坏。天水放马滩《日书》与睡虎地基本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注意禁忌。因为，它认为“人之疾病死亡，乃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这种状况，同过去甚至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状况绝无二致。可见传统影响之深。它就像过去的旧皇历一样，指导人们的起居行为。二千年中，一以贯之。这种状况，同统治者的提倡是有联系的。虽然《日书》的年代，有人定为秦庄襄王时期，但是，一则距秦始皇继位仅二三年，距秦统一也只二十多年，不会有多大变化；二则，王充已经责备这种现象，说明，由秦至汉，也是一以贯之的。
（四）王权对神权的阻遏
对神的崇拜实质上是对权力的崇拜。统治者崇拜神，是为了使神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权力，最少能维系他的权力能够长时期地延长下去。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能够长期治下去，以享受优厚的物质生活。归根到底是为自己。周人自豪地认为自己夺取了殷的江山是“受天有大命”。因此，“昭事上帝”是为了“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秦始皇帝推终始五德，也是要向世人，尤其是上层宣布自己的政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是上天允许的。同时也希望秦王朝的统续能够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无穷。不管行不行，总算是有个奢望。他也希望自己不死，求仙人，求仙药，望海中神山，把美好的企望寄托于这虚无缥缈间。汉代也一样，刘邦立五帝，刘彻求神仙，闹剧一个接一个，到死也没有明白过来。所以，如果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话，那么首先还是统治者自己服用的多。他们在那虚无中得到精神安慰，自欺欺人。在信神这方面，帝王们要比老百姓认真得多。因为，他们的权力大得多，一怕失去权力，二怕死得早享受不够权力带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老百姓则由于贫穷，对此看得就比帝王们淡得多。所以，中国的文字中，吉语就特别多。瓦当上有“永承大灵”、“与天无极”、“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等，还有吉祥的图案。其他如铜镜、瓷器、漆器、绢帛等等，都一样。人的心态是这样的，祝福什么，就是怕什么。祝福一路平安，是怕不平安；祝福万寿无疆，是怕短命早丧；祝福天下康宁，是怕不康宁。而实际上，怕得有道理，相反的因素是存在的，正因为此，才想用吉祥语言求助神灵帮忙，消除这种因素，或求得心理上的慰藉。
在神灵面前，老百姓们也想祈福。因为他们想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没有更多的奢求。他们敬的是身边的各种神？对于鬼怪，也敬而远之。有时，还要进行驱鬼的活动。秦代的驱鬼，《日书》中有些记载，或敲鼓以震慑，或用桑木心作棍杖打鬼。这种方法，到20世纪的农村仍然沿用。孔子说的“乡人傩”，注解说：驱除疫鬼。据称殷代便有了。甲骨文中便有鬼字，《周礼·夏官·司马》便记载了方相氏率众驱鬼的傩舞。这是一种驱鬼捉鬼的舞蹈，流行于民间，汉代称为傩戏，还有面具，是用来吓鬼的，将人“神格化”了。用“神格化”了的人，来驱除“人格化”了的鬼。屈原的一些诗，正是反映了楚地的这种祭神驱鬼的活动。在第十一届亚运会上，还举办了傩戏面具展及演出100多种傩戏。这些，说明了人在敬事鬼神的同时，同鬼神也有斗争。而以老百姓的斗争表现得明显而持久。因为他们从鬼神那里总是得不到好处。
在崇拜神灵的同时，统治者仍在加强着自己的政权建设。这是追求权力的最现实最迫切的步骤。无论怎样说，总是天道远，人道近。还是在人道上下功夫有效得多。夏代不可考。殷周的政权机器是分封制，加之以残酷的刑罚。秦始皇帝采取了更为强化的办法，加强对臣民的统治。他在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在这种统治下，皇帝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天下事无小大，都由皇帝决定。于是，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建立了，从制度上保证皇帝的权力和意志的贯彻执行；严密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保证了皇帝的权力；焚书坑儒，实行思想禁锢，愚昧的人总比聪明人好统治些；西行东巡，宣扬皇帝的权力，威慑四方人民；广筑宫室，大修陵墓，以享受权力掠夺来的物质，生用不尽，死带入地下。这一切措施，都是在巩固权力，以达到“余一人”或其子孙对人民的财富的掠夺和对全国物质的占有。虽然引起过人民的反抗，如宋孙仅诗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但是，这种像罐头一样的统治制度，对巩固帝王的权力毕竟有好处。所以，秦以后的得天下者，毫不犹豫地都采取了这种国体和政体，维系了两千多年，流恶不尽。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乃“秦政也”。虽各代均有所改革，但其在维护皇帝权力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且不断加强。
崇拜神权与崇拜王权，好像是个双向运动着的不同的轨迹。但是，它们有一个交点，便是权力。崇神是为了保护王权，庇佑王权，所以历代帝王，包括周秦的王和帝，才可怜巴巴地去求神问卜，仰慕神仙，冀求天上王国的神，保佑地上王国的帝王的权力不受侵犯和长远下去。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中国周秦以后的神学文化上，发生了许多王权与神权的冲突，也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中国神权的支离破碎和不完整。这一点，是那些真正虔心向神（佛、基督、张天师……）的善男信女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明白的。他（她）们是神的真正崇拜者，但却是微不足道的。
（五）秦之宗教信仰对秦以后的影响
我们考察了秦代前后的多神崇拜，也看到了中国神权和王权双向运动的轨迹的交接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秦以后的宗教文化作出一些简要的认识。
第一，政治的一元化遏制了宗教的一元化。秦代的多神崇拜一直发展到汉代，中国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宗教系统，更不像其他国家，形成一神教的宗教。在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世界上的许多一神教都先后形成。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犹太教产生于公元前568年，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伊斯兰教产生公元6世纪。东汉以后产生的道教，崇奉三清尊神。其初期是杂乱无章的。东晋以后，才参照佛典，充实教义，唐代以后，又以儒、佛经义深化教理，以后又分而合，合而分，虽有许多道观，而并未能在中国取得支配地位。这便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的历史。它既不如先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也比不上近代的基督教传入后的影响。而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大部分仍然是朴素的、原始的、多神的自然崇拜、即多神崇拜，虽然各个时期都涌入了佛、道、儒的思想。究其原因，则在于强化了的专制制度，箝制着人们的思想。除了统治者提倡的正统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以后的儒学，其他离经叛道的思想，与王权有盜牾的思想，包括神权思想，很难发展。因此，作为宗教的思想、组织、创始人的活动受到专制制度从制度、法律、思想等多方面的限制，给它的产生带来极大的困难。于是，便形成了一元化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佛教未传入前，是多神的自然神崇拜。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后，是佛、道、儒教及自然崇拜并存。当然，在神的崇拜之外人们的政治思想心态，则是另一回事。即使在秦始皇时期，虽然统治严酷，但人们的政治心态，也是另一码事。任何严酷的统治者，也难于把社会的人的思想，用残暴的压制统一起来。始皇帝也一样。
第二，宗教依赖于政治，服从于王权。正因为专制政治遏制了宗教，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宗教，则依附于君主专制政治，服从于君主的政治需要。宗教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地位是微妙的。一忽儿，把它抬了上去，进入了帝王宫廷，甚至连皇帝也成了教徒；一忽儿，宗教霉，大毁寺庙。“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荣）毁灭佛教，便是这种需要的产生。或与或灭，都在于宗教的存在对王权是有利还是不利。而且佛、道两家，也有兴灭之虞。隋文帝开皇元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唐武宗又因佛寺经济影响了权力，下令“澄汰天下僧尼”。到了宣宗即位，又恢复被毁佛寺，杀了道士赵归真（是他说动武宗毁佛）。真是变幻不测，祸福无常。这样，便逼着宗教不断修改自己的教义和传教方式。唐后便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理论。即是使儒、释、道三教合一，同一庙中，供奉着三教神位，如陕西蓝田水陆庵。这也是古代宗教史上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是逼出来的。而所谓三教合一，无非是佛、道向在专制社会中立于不败地位、而且用理学思想武装的所谓儒教靠拢，成为更有利于王权权力的宣教机器而已。这种状况，被盝宁一语道破天机，即：“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这个故事不长，录于下：
（宋）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盝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一幅漫画：宗教在这时已经完全成了皇帝的工具，充当着“人民的鸦片烟”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历代的斗争中，游离于其外的原始的、质朴的那种对自然神的崇拜，却似乎平安无事，逍遥地享受着下层人民供献的血食。
第三，人民革命利用了多神崇拜，创立自己的宗教，与统治者争夺权力。多神崇拜反映了统治者在思想意识形态中一个方面的疏忽。它给下层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可利用的空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许多是利用了神鬼的旗帜，走上政治舞台，与统治者争雄。其根本的一点，是争夺统治权力。陈胜、吴广的起义，没有明显的宗教意识，但有浓厚的神鬼思想。“篝火狐鸣”、“鱼腹丹书”，便具有浓厚的神秘的鬼神思想，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东汉的张角，利用五行学说，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以自己的宗教太平道作为组织农民的手段，开展斗争，埋葬了东汉王朝。与此同时的还有益州的张修创立的五斗米道（天师道）。北魏的法秀、司马惠卿、刘惠汪、刘光秀以及法庆等领导的沙门起义，是以和尚为起义军，标榜“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自称“明法王”。北宋末年，方腊利用摩尼教创立“食菜事魔”教，以发动群众。钟相则利用宗教作掩护，组织农民加入“乡社”、“入法”、“拜爷”，以发动起义。南宋末的杨安儿与其妹四娘子领导的红袄军起义，四娘子自称妙真。这自然带有宗教意义。元末的韩山童、刘福通以白莲教组织，发动反元斗争。明初山东农民女领袖唐赛儿，《明史·乱臣传》称她“自称佛毋”，率众起义，事闻朝廷。关于唐赛儿起义，《聊斋》及《平妖传》中，均把她写成妖或神。清朝初期的农民斗争，普遍采用了白莲教的教义，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真言，这八个字，即天宫、上帝的意思。而清朝最大的农民战争，是太平天国，借用了洋教的教义，创立拜上帝会。清朝末期的义和团运动，组织神拳，以反抗外国侵略者。他们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在近代社会中反映出浓厚的古老宗教色彩。从陈胜吴广的反秦斗争到近代的农民战争，两千年中，他们大都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采取了神学形式，“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这种斗争，是反封建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反对神学的。因为，群众在斗争中，总是将神学的内涵作了一些改变，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斗争口号。方腊便将《般若波罗蜜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成“是法平等也，有高下”，来说明社会的不平等。在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中，神充当了人民反抗的偶像。宗教返回到它初创时期的反抗面貌。
多神教是带有原始性的宗教意识。秦人继承和发展了殷周的多神崇拜。秦始皇帝狂热的信奉神仙，是为了权力的永恒。他建立了专制政治的国家，并不断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和满足自己的物欲。在这种专制制度下，一神教的产生遇到了障碍，使得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向皇帝献殷勤。而受压迫者则在多神的空隙中挣扎起来，既反抗了君主政权，也反对了神学。这便是中国的宗教文化的一些使人思考的问题。
附言：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目前传统的说法是东汉。但是，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宗教志》中从《太平广记》卷93引《法范珠林》的文字中有：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护像神盠，令公染病。公又梦游上帝，极被责疏。觉，问侍臣。由余答曰：臣闻周穆王时，有化人来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终南山造中天台，高十余尺，基址现存。又仓颉台造神庙，名三会道场。公今所患，乃非佛为之耶？公闻大怖，语由余曰：吾今获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之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闻，往视之，对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静处，遂放光。公又怖，谓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诸善神等擎弃远处，公又大怖，以问由余。答曰：臣闻佛清净，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获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登祀，果饼之属。公大悦，欲造佛像，绝于工人，又问由余。答曰：昔穆公（应为王字，文立按）造寺之侧应有工匠。遂于高四台南村内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会道场见人造之。臣今年老，无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场内为诸匠执作，请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铜像，相好圆备。公悦，大赏赉之。
又《方士传》中有：始皇时，有释利房等十八沙门的东来。二十六年又有大人十二见于临洮。此为外国佛教徒前来中国之最早记载。此外，中国燕人亦有羡门高誓、最后等。马非百认为，羡门即沙门（Sramana），《史记》中有“仙人羡门之属”（《封禅书》），“羡门子高”、“安期羡门”。《汉书·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安期即印度火神教agui的音译。马先生有《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一文。我认为，马先生之说，理由充足，可备一说。但至今于此问题讨论的还不够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