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秦代，发生了重大的带有里程碑式的变化。秦王朝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方面是全面的继承，一方面是在继承中进行了新的整合。这种整合过程，在物质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及学术发展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整合过程中的不足和偏颇，虽然在物质文化、科学技术上有了新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重大失落，形成了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学术发展的迂回。这些状况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和学术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也给我们在重建人文精神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个论题涉及的面比较大，所以在这里只能以论纲的形式概要地作些论述。
（一）秦前的传统文化
文化的概念，在当今的国内外文化问题研究的论坛上，众说纷纭，据有关学者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念即达160余种。相当多的学者在论述中大体采用了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泰勒（Tylor）的说法：即：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泰勒的文化定义，似乎更强调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虽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行为的产物，也是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的载体，所以，要把物质性要素从文化范围内排除出去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的定论认为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秦俑秦文化丛书》总编委员会让我为该丛书写的《总序》中也认为：“我们还是选择了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应该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都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观点”。
文化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这样，前代的文化便被认为是传统文化。后代人对前代文化既不能不接受，也乐于接受，并运用前代文化来创造更胜于前代文化的新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是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的。笼统地称传统文化总会使人陷于茫然。秦王朝建国于公元前221年，距黄帝时代已经近3000年。黄帝是公认的中华民族始祖。清末国盟会于1908年祭黄陵的《祭黄帝陵文》的黄帝纪年，算出当时黄帝纪年4608年。如以此计年，则秦王朝距黄帝也有2476年了。秦所继承的传统文化，应该包括三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即由黄帝到商的文化，商周文化及春秋战国至秦的文化。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历程。
黄帝时期的文化，从历史文献看，有《史记·五帝本纪》及其他文献记载。黄帝之治是以德治为先的。《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归之。”《鬻子》曰：黄帝“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易》下《系》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河图·挺佐辅》曰：“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黄帝时的发明创造《，淮南子》云：“理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明上下，等贵贱。”《龙鱼河图》曰：“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抱朴子》曰：黄帝“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日泽之乱，相地理则书青鸟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晋牵秀《黄帝颂》有黄帝“登方岳封禅”。《庄子》说黄帝“行之以义礼，建之以太清”。《帝王世纪》记述曰：“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春秋内事》云：“轩辕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栋，以避风雨”。这些记述包括了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政治制度、军事等各个方面。从中国古人来说，是把黄帝作为创造华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代表人物来看的。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现来看，这些记述大体是不错的。如古代城郭的修筑，弓箭的发明，初期文字的雏形，新石器时代的图画及音乐方面的陶埙等，均有发现。这方面，研究石器时代文化的学者如苏秉琦、石兴邦等先生，均有论著，且有众多的发掘简报可资证明，此处不赘。这个时代，距黄帝的时代差近，可以说是黄帝时代的文化的集中反映。
商周以后，国家政权组织建立，政治制度之建立，科学技术之发展，农工业之发达，均有了文字记载，人们的思想意识更有明确的表达。商周时期人们的鬼神观念已经十分明确，对自然的天，赋予了人格神的观念，事之如上帝。这种观念和语言表述在甲骨文、金文及存留的文献《尚书》、《逸周书》等中比比皆是，对神的敬事演变到商周，已经成了对人的统治。统治者代“天”代“上帝”立言。甲骨文中有“乙巳卜，贞；王宾帝使，亡尤”，“己未卜，争贞；我立帝”。金文中有“曰古文王，初戾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迨受万邦”《，诗经·大雅·文王》中有“文王在上，于昭于天”。统治天下的王，是天、上帝的代言人和执行人。同时他们也很畏惧天和上帝。《尚书·周书·召诰》云：“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信神是治道之一，对民也讲德治。而后代的儒家思想也源于周公之礼乐。文字发展得更加成熟，甲骨、金文是其代表。长篇的文字，在金文中比比皆是，见于文献的则有《尚书》、《逸周书》、《诗经》、《周礼》等。在物质文化上，大规模的城市多有发现，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木器、漆器、纺织品都闪现着耀眼的熠熠光辉。商周被后代文人称赞为一代风华，所谓言必称三代，夏商周也。
东周以后，史分为春秋和战国。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虽然战争频仍，但是思想活跃，形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页光辉夺目的篇章，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在探索着治国安邦之道，论述着社会伦理之学，以古论今，从今道古，花样百出，议论风华，展现出学术自由的繁荣，至今使后代目不暇给。林立的学派，各家肆意地展现才华，畅言治国理民之道和对现实的体验；儒道墨法兵农阴阳名家，风骨风采不凡，宣扬着对社会世俗的观念。语言各有风格，著作汗牛充栋，充满睿智与机敏。这是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也是物质文化发展的映象，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映。各派学说的特点不必具述，两千年来的研究已使之成为常识。而此时的科技发展及物质文化也因考古的发掘而使人耳目一新。冶铁技术的发展，使用鼓风机提高冶铁技术，炼冶铸铁，较欧洲早了1900年。对铸铁的脱碳处理，逐步炼出了早期的钢。文献记载的是“宛矩，铁钹也”，即“大刚”，出土实物则有湖南长沙的钢剑。公输般发明的能飞的鹊，《考工记》关于铜锡合金的配制，天文学上的石申、甘德的《天文》、《天文星占》。其他如数学、医学水利建设等的发达，都足以大书特书的。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是继承了商周的文化的结果。它在发展中对商周文化的优秀的部分加以引申，形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在政治上是各国的变法，在思想理论上是百家争鸣，在科学技术上进而从理论的方面探索自然的道理，同时推广实用技术。神学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倒是相对的淡薄了。连孔夫子都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祭神如神在”，“不语怪力乱神”。这是由于入世思想即面对当时纷纭的社会问题急于给以解答而来不及去考虑遥远的不切现实的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这是当时思想家的现象。目光更注重于对当时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展开了对社会治理的看法，是进行法治呢，仁治呢，还是无为而治？对社会伦理的道理规范如忠孝仁义礼智信诚等，论述得也更趋于完整和系统。他们的学说浸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正是如此，才使诸子的学说，尤其是儒、道、法的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起着作用，影响始终，甚至像宗教一样神圣，以致中国形成不了一神教。
从以上的简要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黄帝到战国这两千多年的时空中，中国古代人们艰难而曲折地不断向新的历史时期跋涉前进。他们在与自然抗争、求得生存的同时，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寻求生存自由，创造着物质文化；而且在创造中也考虑着如何组织自己生存群体，思考与实践着群体生存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伦理道德；丰富着群体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娱乐活动。这个历史过程的初期，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是石器时代，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黄帝时期。这是“人类群体及形成群体的个人，依靠使用工具，遵循认识原则，忠于一种始于有目的，成于协同一致的规律，从而获得较为全面的迁移自由和适应环境自由、安全自由和成功自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期，它首先在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在自然界未给先民以装备的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生存自由。这个时期，公认的是黄帝开辟了中国文化的先河，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创造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初期的社会组织。商周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了黄帝时期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较黄帝时期具有里程碑的变化。青铜器的成熟使用，反映在采矿、冶金的发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建筑技术的进步等，这些反映了物质文化的发展。完整的治民体系，文字的成熟与定型，德治礼仪的完善，一整套的社会伦理理论，多样的社会生活，反映了精神文化的系统，所以，孔子念念不忘的是梦见周公，称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整理《诗》、《易》，作《春秋》，是在乱世中对商周文化的一次大整理，从而，重建周时的人文精神。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首先是政治上的“无道”，引起“庶人”多议。在物质生产继续承传着传统方式发展的时候，在精神文化上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新解释。无论是儒墨道法兵农名家及阴阳家，他们立论的依据都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他们纷纭众说，在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文化史上都是有价值的。对其继承和整合的时代，便是秦王朝。
（二）秦时的文化整合
秦是西方小国逐渐发展而强大起来的，先事殷而后事周。其文化（物质与精神）受周影响最大。秦穆公不以法处岐下盗马的野人，反而给予酒食；不罪孟明视等三人将兵攻郑兵败之行，而自己检讨，“复三人官爵如故，愈益厚之”。更典型的是穆公与戎王使者由余的对话：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乐礼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益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
这些事例说明秦早期受周文化的影响之深，是以仁德治天下，以诗书礼乐治天下。由余将之源头引之于黄帝。对穆公时的秦国，孔子曾大为赞扬：
鲁景公问于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羟殳，爵之大夫，起？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秦以后由西向东，直至关中，建都咸阳，孝公用商鞅变法，至第六世，秦始皇帝执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由黄帝而来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又一次整合。美国当代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的整合曾作过如下的论述。
文化行为同样也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在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变，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一个社会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导潮流，才得以理解这些行动所取的形式。
整体不是它的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部分之间独特的组合和相互联系而产生的新实体。
秦孝公的变法，是以法家的思想来治理秦国的。秦国早期虽依靠儒家思想来发展自己，但以后似乎不用了。所以，“孔子西行不到秦”。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对春秋以来的各家学说进行了一次大汇总。那是以杂家的面目出现，实际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这又一次的文化整合。秦始皇统帝一以后，“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他用过阴阳五行学说，“推五德终始之传”，又“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同时也用过儒家和道家学说。他“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汉代著名的大儒、《尚书》家伏生便是秦博士。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处处有儒、道的言论思想。如：
戒之戒之，材（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赏（偿）。术（怵）愁（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慎此行，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也）。
对官吏的这些教诲，包括此引文前的为吏的“五善”、“五失”，同儒家的思想并无二致。
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甬（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梁不得……君子不病？（也），以其病病？（也）。
不但意思同老子的《道德经》相同，连行文的句法、韵脚形式也相当相似。
秦统一前，尤其是早期，儒家思想在秦是有较大的影响的，以后尤其是商鞅变法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逐步被法家取代。但是，一直到秦王朝灭亡，儒、法、道及阴阳家等各种思想在秦王朝仍然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各家的思想在被整合的过程中，都失去了自己思想中的许多成分。整合，不是混合，它是在发展中经过人为的或自然的淘汰和取舍，形成的新的文化整体。“这个文化整体正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应用了这些文化元素，并且在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文化特质中选择了能为这个文化目的所利用的特质，舍弃了那些不可用的特质，同时也改造了其他一些特质，使之合乎文化目的的要求”。秦王朝的思想文化整合，在不意识中行使了王权的力量。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便是下意识的整合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扶苏曾经提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结果未被采纳，而被勒令北监蒙恬于上郡，远离了政治中心。焚书坑儒的要点在于树立皇帝——具体说是始皇帝的绝对权威，也就是“主势”。李斯说得非常明确：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便是焚书坑儒的纲领和措施。它对秦时的文化整合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整合中，法家思想中的重刑，被保存了下来，而商鞅的“壹形”思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法，乱上制者，死不赦”的思想被削弱和取消了，而吸收了法家的势、术的部分。始皇帝“借法之名，行势之实”。秦二世则在赵高的教导下，“重术”。对儒家的思想，采纳了忠孝等，以维持人伦与帝王统治。上面所引的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确实有儒家及道家思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培训官员的教科书，要求官员忠于皇帝，忠于职守，认真办事。它已经渗进了当时思想，同时也说明了秦时的文化整合尚未完成。政治制度的整合，便是吸取了战国时已经出现的郡县制，而加以利用。文字方面，则改大篆为小篆，民间则自己通行隶书。秦代的艺术、继承了传统的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创造了至今仍然惊世骇俗的艺术精品，突出的代表则是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兵马俑。他们以高超的雕塑艺术，制作了数以近八千件面目各不相同、栩栩如生的世界雕塑精品。秦都咸阳宫殿第三号宫殿遗址的壁画，车马流云，人物百戏，生动精彩，也是一代艺术杰作。秦统一后，将六国宫殿，仿建于秦都咸阳，调集六国艺人到秦都来修建宫殿和陵墓。这些艺术精品便是其产物。
秦的建筑，主要是都城建筑和陵墓建筑，对此，石兴邦先生曾作过仔细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石先生认为其“最富周文化的滋养”。当然，也有发展，“至始皇帝时，已建成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封建帝王陵园”。
“秦的科技在战国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有很突出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秦始皇陵的出土文物上。金属防锈，秦兵马俑的兵器上有不少箭镞、剑、铍上有0.2毫米的铬盐氧化物，用以防锈。秦俑坑的镞首为三棱形，而且三个面和棱基本相等。对镞的三个面作放大投影，放大20倍，同一个镞三个面的轮廓，误差不大于0.15毫米。不同镞的误差不大于0.2毫米。铜车马的制作，运用了铸造工艺上的铸造、铸焊接、嵌接、销接、插接、活铰连结等方法，制作精细，工艺水平极高。这些都展示了秦代科技水平。车的发明，中国较早。《淮南子·说山训》云：见飞蓬转而知为车”。其作者原为黄帝。《古史考》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释名》也说是“黄帝造舟车”。黄帝曰轩辕亦因造车之因。其后少昊时驾车，禹时奚仲驾马。马怎样系驾，虽然《诗经》有“六辔在手”、“阴？鋈绪”等，说明有辔绳，有？绳。从考古发掘中，至少在战国时已是胸式系驾。而秦始皇帝陵出土的铜车马，由于系驾关系清楚，车马器具为铜质，不易朽，从而明确地标示了胸式系驾。这较古希腊、罗马的颈式系驾要科学得多。而欧洲的马车用胸式系驾，是在公元8世纪了。较秦时已晚了1000多年，更不要说与春秋战国相比了。科技的发展，包括造车技术车马系驾，都是对黄帝以来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秦的农业、手工业，承继战国以来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的基础，均有发展。我们说其技术有发展，比如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生产过程中的标准化规范等。至于其产量及受到当时严酷政治及繁重徭役影响而致产品、产量的不足是另一种因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秦在统一了全国以后，为了适应统一的局面，在文化思想上有一个整合的过程。这个整合过程应该始于战国时期，比如关于郡县、文字、度量衡等。到秦代，在一个适合的时期，适合的环境下这种整合得到了突飞的发展，起了一个突变，所以使后世人看得真切清楚一切。即使如此，秦代短短的时间，对由黄帝而来的文化传统的整合，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其成就是不可没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当然，文化整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秦代短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完成的。在秦以后的王朝中，一方面继承着秦代整合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也在继续着对传统文化的整合。
（三）文化整合中的秦学术
秦人虽由东方来，但却在西方崛起，最早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倾向于儒家，秦穆公便是例证之一。以后在凤翔（即雍）建都，仍然倾向于儒家，《石鼓文》与《诗经》极为相近。秦处于宝鸡、凤翔一带，其西及其北为戎族所居，其南则为楚。这样秦文化的成分便变得多元化了，既有周文化的儒家，又有楚文化的道家，还有戎翟文化。这时的秦国，急需强国，以与东方诸侯国并峙。这种急切思想的直接体现便是后来秦孝公重用法家商鞅，使秦文化中又加上了法家思想。孝公后一百多年中，法家的思想占据着重要的政治要津，又占据着思想阵地，这便是农战思想。孝公将商鞅的法家思想作为速效强国剂加以应用，于是在学术论坛上便是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秦国的学术是不活跃的。首先是由于东方的学者较少面向秦国，所来者不过是纵横家这些人物而已。他们到秦主要活动在公王之中，且学术思想的学理性不足；其次是秦国尚未形成产生新学派的土壤与空间。一个新学派的产生，一是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有学术氛围，足以养活一些思考者；二是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足以为那些思考者创造一种氛围；三是思想界要有一个宽松的空间，但秦没有这个空间。商鞅要的是力农、农夫和勇敢的战士。他既反对儒学，又反对舌辩之士。他主张愚民。民愚则易治。秦王也无暇顾及学术。秦国要的是强大，要的是实力。至于文化和学术是列不到日程上来的。这从《汉书·艺文志》中便可以看出来。《志》中《诸子略》共189家，4324篇，其中为秦人作的是《商君》、《韩子》、《吕氏春秋》。前二者为法家，且系他国入秦者。后一个是杂家，即秦相吕不韦。于兹可见学术之沉闷。秦国人才缺乏，是一个原因，只能引进。要引进，当然是须得秦王之所好尚了。
吕不韦入秦后，为两代秦王之相（史载吕不韦为秦庄襄王与秦王政相，但孝文王即位仅三日，恐无暇立相，但其地位甚隆，自在不言中）。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主政时，军事上取得步步胜利，在文化上他作了一件中国文化史发展中有阶段性总结，那便是《吕氏春秋》的成书。这部书不但是中国文化史的阶段总结，更是学术史上各学派的集大成。虽然吕不韦主编此书时，有自己的目的性，但是战国诸子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吕氏春秋》中有所展现。《吕氏春秋》成书的那几年中，可以想像得到，那是许多学者包括战国诸子的所有学者的一次盛会。他们在编书的过程中，各展才华，各述自己学派的历史及主张，确实是一次学术界的盛宴。可惜的是这个过程因为失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不闻，我们所看到的就剩下那册经典了。那好像是吕不韦在自说自道，只是在《序意》中才出现了另一位问话的人。
从《吕氏春秋》中，可以看到它讲的主要还是建立统一国家的施政纲领的治道。它关于国家的理论、君主的个人修养、治民的方法、臣下的道，分别运用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的思想乃农家的思想。从这一点来说，《吕氏春秋》既是文化整合的产物，也是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学术整合的产物。
秦王政十年以后，学术没有什么发展。他是集中力量去进行统一大业了。统一以后，他既要巡行全国，巩固新生的君主专制政权；又要寻找生不死之药，永远当君主；还要大兴土木，广筑宫殿，以供君主享受人间幸福生活；建筑雄伟富丽的帝陵，以便死后继续作威作福；另外要北防匈奴，修长城，南征南越，巩固国防。学术也就提不上日程了。唯一可记的便是焚书坑儒，使学术立即息声。
《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尊道崇儒，为秦以后汉代的先是道家的黄老学说，后来的儒家独尊，开了先声。
（四）儒家独尊的形成
秦对传统文化的整合，吸收了法家的势和术，儒家的忠、孝、诚、信等，道家的神秘思想，阴阳家的五行思想。它所扬弃的是法家的“壹刑”，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阴阳家的“尚德”思想。汉代在文化整合中，也几经反复，在战乱初定时，用过儒家，以后又用道家的黄老思想。转了一大圈后，又用儒家思想。汉武帝爱公羊学，于是尊王攘夷，大一统学说便出世了。公羊家讲《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学者们以“大一统”为大统一，其实与原意有差。注云：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疏》云：
大一统也。《解云》：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
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元年”《疏云》：
《解云》，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托王子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
由对《春秋》的解说，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曲折地引出了“大一统”，引出了尊王的思想，这便是汉代文化整合后的效果，突出了王。由此，儒家思想得势，其他思想虽然并未泯灭，但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便围绕着儒家思想潮起潮落，长长消消。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便大体定在了儒家的这种尊王思想上，正统思想也便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汉以前）至此告一段落。所谓的学术，也便是在儒家学说的框架内的学术了。
尊王，主张君主专制是春秋以来各家的共识，只是说法不同。墨子说：“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瑒。儒家的“正名”是正天子之名。法家认为“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之道也”瑒，并提出势、术之道，以驾驭群臣瑒。道家所说的“圣人”，很多是指君主的。老子的《道德经》的话很多是说给“圣人”的，让他们“宁静”、“处虚”，“大制不割”瑒。这些都应源于周的天子治天下的思想。
秦的皇帝至上，表现在政体国体上的郡县制和君主专制，是从传统文化发展来的。汉代的尊王从本质上说与秦政的君主专制是一致的，不过一个是出于法家，一个是出于儒家。汉以后直至清代灭亡，都是君主专政的体制。这是有传统意义的，且是传统文化中的主流。虽然从春秋以后，民贵思想瑒，民本思想瑒，以及民可载舟覆舟瑒的思想都曾出现过，且被奉为美谈，但均是主流文化中的一星火花。虽曾也出现过多次农民的反抗，但是，有的是借着另一个天子旗号，有的是借着神学的旗帜，包括清朝的洪秀全在内。即使文艺作品，也难跳出这个窠臼，《三国演义》是尊刘汉的正统，《水浒传》的结局是大宋的招安，连写男女爱情的《红楼梦》也尊的是贾政为之服务的清朝廷。
这种文化主流同样影响着泰勒所说的文化的其他方面：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能力、习惯等。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科学技术服从于帝王的需要而阻碍了推广、普及和发展。秦代的科技应该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但用在了始皇帝陵上。炼丹术本来是早期的化学，而用于造长生之药及帝王的春药，如此等等。中国近人科技之滞缓与此种重伦理（主要还是君臣伦理）轻技艺（被称作“奇技淫巧”）有关。文学作品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文化传统的反映。《诗》之《颂》，“美盛德之形容”。歌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丕显，文王之德之纯”瑒。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作《离骚》“以风谏君也”瑒。杜甫写了反映人民疾苦的《三吏》、《三别》、《北征》、《羌村》、《兵车行》等名作，其最终原在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瑒。所以，诗评家说：“前辈谓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除上引二句外，还举了一些例句。
对民的重视，对君的限制和怀疑的文化思想，自古就有，包括上引的古人言论。宋末邓牧对秦后的君权作了深入探索。他说：
不幸而天下为秦，坏古封建，六合为一。头会箕敛，竭天下之财以自奉，而君益贵。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怀一金，惧人之夺其后，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
对皇帝可以聚天下之财提出了质疑。到了明代，黄宗羲则对皇帝的权威提出挑战。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大胆地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但是，对民的地位并没有说明。即使清代晚期的康梁变法，也是在光绪的主宰下实行的。
随着近代的向西方学习，民主的思想才传入中国。说明了在秦的专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固有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缺乏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的基因。到了19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才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引入自己的著作。严复依据卢梭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批判了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圣人”制民的思想。以后的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均以民主、平等、博爱为号召。到五四运动，又一次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1980年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何进行改革？就要解放思想。因此，邓小平曾指出，政治改革的三条目标中，第三条便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近现代文化思想发展中得到的深刻体验和科学的总结。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加上了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核心是政治民主，是又一大迈步。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必要和重要条件。
黄帝的时代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基因。夏商周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辉煌的一页。秦对它以前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这个状况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开始便是发展着，转化着的。秦以后的文化整合，直到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延续地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地吸收着外来文化，如东汉吸收了佛教文化，隋唐吸收了西域及更远的外境文化，不断发展补充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开放的，不排他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对秦对传统文化整合中的负面影响如君权专制及专制制度对文化发展的制约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正因为如此，近代的思想界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对秦的文化制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扬弃。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兼容性和博大的深厚的基础，也给人类的世界文化宝库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影响下，也正经历着一次整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整合中，更广泛地吸收世界文化，并以自己的传统特色而向世界做出贡献。那将是一个全新的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文化，也将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