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造就了一批研究战争的人物，这便是兵家。兵家也就是军事学家。他们与专门带兵打仗的将军不同。他们也带兵打仗，但是却主要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注意战略问题。孙武、孙膑、吴起、尉缭等便是这样的人物。秦国在军事上的战略决策，便是出自这类军事学家尉缭等人的主张，这些主张获得通过，并使秦最后统一了六国。
（一）战国的兵家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兵家放在《兵书略》中。《兵书略》又分《兵权谋》十三家，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形势》十一家，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变化无常，以轻疾致敌者也”；《阴阳》十六家，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兵技巧》十三家，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他对兵家的起源、作用及发展，作了如下的叙述：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繟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他所记录的兵书共53家，790篇。这是一段简要的汉以前的军事史。从班固所列的书目及作者名单，已可见战国时军事家人数的众多。频繁的战争，使军事学也成了一门热门学问。《兵书略》一开头便有两个孙子。一个是《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师古曰：孙武也，臣于阖闾。一个是《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师古曰：孙膑。
孙武，字长卿，齐国人。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四姓之乱”，田、鲍两姓与栾、高两姓贵族为争权而相攻。孙武出奔吴国。吴王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以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这便孙武操演美女，不从令者斩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经孙武所著的是十三篇。《艺文志》所说的八十二篇，是汉代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时，将后来附益的部分杂入，故成八十二篇。曹操所注的《孙子》也是十三篇，流行于今。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300余枚，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与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基本相同。青海省上孙家寨也曾于1978年出土过《孙子兵法》木牍。孙武在吴帮助阖闾攻打楚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认为，军队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支柱。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道，是“令民与上同意也”，即上下同心。天是天候、气象。地是地形、道路。将是统帅的素质即才能、修养、品质。法是军队组织、将吏职责、供应、管理等制度条令。从这五个方面来看“圣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他把战争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来考虑分析，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思想的、自然的各种因素。因为战争是经济的消耗，所以他主张速战速决。他说：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战争究竟是有损失的，他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但如果要打，就应该打歼灭战，“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在战略战术上则要求“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孙子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被称之为“兵学鼻祖”。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卫国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他早年曾拜曾申（曾参之子）为师学儒学，以后改学兵学。吴起在鲁，不得重用而入魏。魏国正在变法，李克说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吴起在魏为将，率军攻秦，两年中占领秦的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县南）、洛阴（大荔南）、繠阳等地，黄河以西至洛河的大部分地区为魏所有。魏任吴起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受奸臣挑拨，被免去西河守。吴起赴楚，时年约57岁。吴起在楚国后，被任为令尹，佐楚悼王变法，变法后的楚国，“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楚悼王病死后，楚国贵族在悼王治丧期间聚众射死吴起。吴起伏在楚王身上，以致群臣虽射死了吴起，但也射中楚王。楚肃王即位后，追究起射中王尸的事，楚国作乱的70余家，被依法夷三族。吴起临死也设计了死法，也算报了大仇。《艺文志》载吴起兵书《吴起》四十八篇。他的兵书在当时也很流行。韩非在《五蠹》中说，当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学者也盛赞吴起：
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繡盖之，以蔽霜露。
吴起的著作传至现在，仅余六篇。他的军事思想是“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近战；不和于陈，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对于治国治军，他的思想是：“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这和他曾学过儒家的思想有一些关系。对于六国之军的特性及对付的办法，他也有一套措施。如，对付秦军：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对于齐、楚、三晋，也各有措施。其他几篇，分别为《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对《吴子兵法》，近人有怀疑为伪作的。这是清人以后的说法，在明代以前还没有这种说法。但是，从其中的事迹及内容看，怀疑者的证据尚不足。它是先秦吴起的作品大约不成问题，经过后人整理、编次是显然的。它被汉以后各朝重视，宋人曾编入《武经七书》。在国外的日本、英、法、俄、德都有译本。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孙膑是齐国人。阿为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为今山东鄄城北。孙膑生于公元前356-前301年。孙庞斗智是广为流传的故事。其实，传说故事毕竟不是历史，庞涓也是一位军事家。《汉书·艺文志》在《兵书略》兵权谋家中有《庞繢》三篇，在《诸子略》纵横家中有《庞繢》二篇，为燕将。我以为，庞繢即庞涓，一音之转。纵横家多数知兵，范雎、张仪是其例。庞涓的对手是孙膑。
孙膑到齐国后作了齐将田忌的门客。在齐威王与田忌赛马时，他给田忌出了一个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王上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的办法，取得三比二胜的结果。这是运筹学的妙用。诸葛亮认为“此兵说也，非马说也”。将之称为三权。“兵之有三权也”，“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三权也者，以一权而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诸葛亮将这“三驷之法”上升到军事理论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孙膑在齐国帮助田忌于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用围魏救赵之法，使赵国免遭魏国围攻。于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马陵之战中，解了韩国之危，同时杀了庞涓。孙膑兵法班固在《艺文志》中已有著录，《隋书·经籍志》已不见其名，可知是东汉以后失传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共440余枚，11000余字，被定为《孙膑兵法》。这些残简记录了孙膑的战争观以及选将、选兵、阵法以及处理不同形势的措施等。他认为：
夫兵者，非士恒世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
简中“士”借为“恃”，恒势者常势也。指出在战争中不要依靠永远不变的形势，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他还指出战争的后果，要求不要好战，也不应贪胜，要有充分的准备。自己要有准备，对敌人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样就可以以少胜多，“以一击十”。简中还讲了各种兵力作战的方法、各种阵法适应场合、作战失利的各种可能、选兵等问题。
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批著名的军事家。他们的军事战略思想孕育了当时的许多著名的战将，如白起、伍员、田单、李牧、廉颇、王翦、李信、蒙恬、王贲、蒙毅等人。其中一些将领在秦国最后统一六国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这些军事学家的军事思想还长期地给予后代兵家以营养，有些人甚至对世界军事理论也有不朽的贡献，如孙武、吴起等。
（二）秦之兵家
秦国从穆公以来，一直招徕列国人才为己用，这也是当时的列国形势形成的人才流动的大氛围所给予秦国的。百里奚、蹇叔等人是穆公时期的军事家，也是政治家。秦孝公以后的商鞅，既是变法的主角，也是军事战略家。他提出农战思想，提出要发展农业经济，足兵足食，认为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对当时六国如何统一，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用战争解决问题。他说：“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单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战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他为了鼓励士卒努力作战，制订了赏罚规定，以在战场上的勇敢表现作为检验的标准和赏罚的尺度。在他的治理下，秦国的军队成了战国时最勇敢善战的军队。荀子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这便是秦国的军队。对此，张仪在游说六国君主时也曾以秦军的勇武来恐吓六国君主。他说秦军作战时，不戴头盔，赤膊光脚向前冲锋，左手提着敌人的头颅，右腋下挟着俘虏。就是凭这样一支军队秦王政才能扫平六合，虎视神州。秦王政喜欢这支军队，在他为自己死后灵魂回归的陵墓旁，还安置了七千多尊陶俑，作地下冥军，以陪伴他在泉下孤独的灵魂和保卫他地下王国的安全。有的军事史将秦始皇帝也说成是军事家，这是有点过分了。不能因为他是皇帝他也就成了军事家。这恐怕是帝王万能论了。
促成秦王政统一六国的军事战略家另有其人。向秦王政作攻六国战略的有一位叫顿弱的人。他向秦王政说：
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东之战国可兼欤？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瑰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入朝，四国毕从。顿子之说也。
从顿弱说的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来看，这是秦王政平了繣？之乱以后将其母赶出咸阳的事。顿弱的建议，一是说明了韩魏在秦统一中的重要地位，欲统一六国，应先占有韩魏；二是以重金贿赂六国大臣。在此之前，秦昭王时，范雎便曾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这是对穰侯提出的越过韩魏而攻齐的战略的否定。其后，有尉缭。
尉缭是魏国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关于尉缭的生卒年钱穆先生定为公元前270年-前220年。尉缭向秦王政建议：“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王从其计，见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后来尉缭认为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便走出咸阳。秦王政派人追上，封为秦国尉，成为军事长官。但以后未见尉缭消息。尉缭有兵书一部，曰《尉缭子》。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伪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尉缭子》一书的残简，可证此书不伪。《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形势中有《尉缭》三十一篇；诸子略杂家中有《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书。对于战争，尉缭认为战争应该是“诛暴乱，禁不义”，“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主张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他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植是支干，种是根本。这便是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在战争中要注意人事，而不同意利用占卜等迷信手段。“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对于战术、料敌以及壁垒、号令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三）《吕氏春秋》的战争观
《吕氏春秋》是文化整合的产物。吕不韦所召集的学者中也有兵家人物。这从《吕氏春秋》的有关章节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关于战争的观点，关于战略的有些论述，既是参加编书的兵家人物的观点，也基本上是吕不韦的观点，起码一些最主要的观点是吕不韦的观点。因为它要得到吕不韦的认可，或者说事先便有吕不韦的意图。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古圣王有义民而无偃兵。兵之所自来者尚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
他从黄帝与炎帝之战叙述起。他认为，有人说蚩尤发明了兵器，其实不对。蚩尤只是改良了兵器而已。没有蚩尤以前，人们便互相打斗。那时交战用的是树枝等，胜者为长。他对战争的这种认识，是具有朴素的唯物史观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圣王有义民而无偃兵”。兵不能没有，但是“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关键在于用得善还是不善。这是对战争的辩证的看法。他主张用兵来“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所以，他不主张息兵。如果禁兵，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顺着这个观念，他对战争提出了义的命题：攻伐之战都是义兵吗？他认为，如果不是义兵，便要救守。救守之法，首先是说服，说服不了便只有动武了。
行说语众以明其道。道毕说单而不行，则必反之兵矣。反之于兵，则必斗争之情，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与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是一个极为睿智的命题，是对战争分类的杰出理论。而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是以民来作标准的。他举出夏桀、殷纣、吴夫差、智伯瑶、晋厉公、陈灵公、宋康公这些无道的国王来说事的。这七位国君，“大为无道不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壮佼老幼胎？之死者，大实平原，广堙深溪大谷，赴巨水积灰，填沟洫险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冻饿饥寒之患。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这是以人民受不受苦难来区别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如果是发动战争去攻打像桀纣一类的国君，那便是正义的战争。在论述的后边，他指出当今之世（战国当时），比桀纣更甚。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作为的君主、有仁心的志士，都为之痛心和悲哀。因此，对于诛伐这种无道的战争，如果提出救守，这是不分义与不义，不分是非，是助纣为虐，是“不肖者之幸”。
战争是从有人类以来便有的，如今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息兵禁兵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战争不应一概反对，战争有正义（义兵）与非正义（不义）的区别；其区别的标准便是对民的态度，挨打的是为民兴利，还是残害人民，如果征伐的是后者的话，那是义兵，就不应去救守，因此，要分明是非，看清是义还是不义。这些观点，从今天的观点看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而且他把民作为义与不义的评判标准，这是吕不韦的民贵思想在战争义与不义上的反映，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在《怀宠》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如果是为救民的义兵，即使进入被伐之国，“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他的这种观点，也多次为历史所证明。唐朝时黄巢入长安，民夹道聚观。以后因为黄巢自己对民不好，又走出了长安。李自成进北京也受到民的欢迎，后来因为骄傲和腐化退出北京。这是历史证明了吕不韦论说的正确。
在战略战术上，他主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争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在战争中，要抓住时机，快速进攻，这是决定胜负的重要环节。对于将帅、士兵、兵器的关系，他指出：
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能战斗。“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因此，要使兵士“必义必智必勇”，这是兵的“本干”。“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智在于因。什么是因？“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这些智、勇，都要教之以义。教之以义，要人君爱人行德。“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乐为其君死”。
《吕氏春秋》从理论上论证了关于战争、将士、兵器、兵士、教育等各个方面，对秦的军事思想及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兵家与秦统一
秦王政访问顿弱，尉缭入秦，《吕氏春秋》出台，这三件事都发生在秦王政平了繣？之乱，重整朝纲，准备有更大动作的时期前后。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是必然中的偶然。访问顿弱是秦王政平息了内乱以后睁开眼虎视东方时的一个行动。尉缭说秦王失意（不得志）时常自以身下人。繣？事件是秦王政行加冕礼后的一声当头棒喝。这一棒把这位青年人打醒了。他平息了叛乱，也感到了吕不韦的威胁，他觉得孤独。要知道，相党（以吕不韦为首）、后党（以繣太后为首）不是两个人，而是朝中的两大帮人。王党（秦王政为首）羽翼未丰满，秦王政的孤独感不是无因而生的。在孤独中他去找了顿弱。尉缭入秦，是看到了邻国发生“地震”之后，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而这时在孝公及以后几代秦王的辛苦经营之下，秦国统一之势已成，尉缭便到秦国来谋一碗饭吃，或者说展示胸中所学，成一番事业。这颗新星给了秦王政希望。《吕氏春秋》则是吕不韦要给统一过程中及统一以后的国家奉上一份治国蓝图，或叫治国大纲吧，也可以说是给秦王政的一本教科书。除了《吕氏春秋》是早有准备的以外，顿弱、尉缭之事都是内乱的启示。三件事因缘巧合，便相对集中到了这个时期。
战国以来的兵家孙武、孙膑、吴起等人的军事学说和战术思想，对秦国国君及将军们的影响自在不言中，他们接受了这份遗产。《吕氏春秋》关于兵的一些论述便是继承的产物，也是发展的结果。到了秦王政时期，前有范雎，后有顿弱、尉缭，将这些战略思想具体运用到秦国向东统一六国的实践，提出了远交近攻及高价收买豪臣的战略思想，使秦军东向的目标更加清晰，目的更为明确。战略既定，剩下的便是由著名的将领王翦、蒙恬、王贲、蒙毅、冯劫、冯去疾、杨端和、桓繥运筹帷幄，进行一城一国的具体战斗了。
战略思想已定，也得师出有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吕氏春秋》中的义兵思想便派上了用场。吕不韦在提出义兵的命题以后，举出了桀纣等人的无道，接下来的论述便是“于今之世”比桀纣更严重，人民更受苦。指的是谁呢？当然是除了秦国以外的东方六国了。那么，攻伐六国当然便是义了。《吕氏春秋》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它的每一个重要命题，都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它将战争分为义与不义，是为秦攻攻六国作理论依据的。六国不义，秦出兵是义，打它们是？民伐罪，是伸张正义。我们说它将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是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在于它以智慧的分析，对后人的理论及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志得意满地数落六国君主时说的话，便是《吕氏春秋》义兵论的观点。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故举兵诛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这是始皇帝宣告的秦灭六国的原因。从这段状似檄文的言论看，六国确实不义，理当诛灭。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又是一例。他用的便是义兵的理论。这一理论，始皇帝在东行郡县中仍然频频使用。《琅邪刻石》：“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士卒”。“诛乱除害，兴利致福”。《之罘刻石》：“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繦旁达，莫不宾服。”《东观刻石》：“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碣石刻辞》：“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会稽刻石》：“六王专倍，贪戾繧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这些语言，不仅观点与《吕氏春秋》同，连文字也袭用《吕氏春秋》。
战略已定，师出有名，十年之间，六国一统，兵家之惠于秦大矣哉。
附：出土兵家资料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一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孙膑兵法》有简440余枚，11000余字。经整理为《孙膑兵法》，上编有《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强兵]。下编有《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牝城]、[三度九夺]、[积疏]、《奇正》。文物出版社编有《孙膑兵法》单行本。（[]号是原编辑所拟的篇名）
《孙子兵法》竹简，有三分之一与今本《孙子》大体相同。有1300字左右为今本孙子所无。计分为《吴问》，280余字，是吴王问孙子关于“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及孙子的回答。《四变》是说军队经涂、军、城、地四事，君命有所不受。《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记孙子训练女兵事。郑良树《论银雀山出土〈孙子〉佚文》一文有较详考证。
《尉缭子》亦银雀山墓出土。郑良树有《尉缭子繨证》，以其他兵书，参以简本证之，多有新说。另有整理小组编的《简本尉缭子残简释文附校注》一文，载《文物》1977年2-3期。
1974年4月，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三坑的发现，为有关秦军的猜测提供了实物资料。一号坑为方阵，车骑军组成，6000余俑，战车54乘。二号坑为矩尺形，有车、步、骑三个兵种，有陶俑1300余尊，立姿射俑172尊，坐姿射俑160尊，战车89乘，骑士116组。三号坑为指挥部。它以真实的面貌展示了秦代军队的兵种、兵器、阶层级别、装备、壁垒、指挥机构、号令等。
1998年，在秦始皇帝陵封土东南200米处，发现一个13000多平方米的陪葬坑，试掘的153平方米中，出土石质铠甲87领，石儿鍪43顶，马甲一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