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民族而言，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每一枝灿烂的松针、每一处沙滨、每一片密林中的薄雾、每一只跳跃及嗡嗡作响的虫儿，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都是神圣的。[14]
——西雅图酋长现实的自然生态危机、传统的生态智慧以及当代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不仅为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现实要求，而且还为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理论基础。
一直以来，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中保留的传统生态智慧，那些关于动植物保护、对大地的感恩、万物生命一体的情怀，渗透在他们的神话传说和信仰习俗中，早已积淀为属于他们生存方式的文化景观、族群共同的情感诉求。这些生态智慧与他们在大地上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使他们对自己世代生存的土地充满家园情怀，让我们今天还能在各个地方看到保持着神性的大自然和依然充满生机、活力的土地。很多传统信仰和习俗与维护当地自然生态的平衡、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缓解生态压力、避免由于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而危及人的生存繁衍有着直接的关系。传统社会就是依靠这些信仰和习俗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群体产生广泛影响和约束。比如，很多仪式禁忌就是为了祈求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的赐予和保证而进行的。通过它们的力量，各民族建立起平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原始生态意识，保证了人类长期以来与自然之间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样的观念意识里，祖先、神灵、山水、树木、村庄、地方文化形成了一条关系纽带，共同守护着他们世代的家园生态。李亦园先生在《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采集狩猎是第一阶段，这时人与动物都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保持着很好的平衡关系；第二个阶段是产食革命阶段，人与自然生态的均衡开始被打破；到了第三阶段的工业革命，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污染、抢夺引发了很大的生态灾难。[15]当发展的车轮碾碎了人类童年的梦想，面对已经不再神秘的世界，人们又重新寻找自己的梦想，把过去对自然和生命的情怀与今天的生态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用属于今天的话语诠释关于生命存在的话题，把一度被分离的世界重新拼合为一个系统，用人类尚存的责任良知重建当代的生态话语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平等自化”、“道法自然”、“少私寡欲”等思想都具有生态价值因素。在中国人传统的意识和观念里，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是卑微渺小的，人的生命有限而自然生命则是生生不息，个体的生命只有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才能展现更充盈的价值。尽管这些思想观念的最终落脚点重在保全人的生命、涵养个体的精神，但站在今天的生态视野上看，这些思想在客观上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一种理想境界，尤其是在“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的庄子那里，他所追求的更是一个“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16]的人与动植物、与广阔的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
此外，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素食、戒杀生、给予等行为观念，各民族原始信仰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图腾崇拜和各种自然崇拜也同样具有生态保护的意义。北美印第安人的西雅图酋长在美国总统要购买他们部落的土地时所发表的演说，可以说是很多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代表。他告诉我们：“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却属于大地，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好像血缘将一家人紧紧连在一起。并不是人编织了生命之网，人只不过是网中的一条线罢了，他对生命之网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反馈到其身上。”[14]这些传统的生态智慧和思想意识不仅成为日后生态文学作家创作的心理依据和文化根基，同时也成为19世纪以来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重要的精神来源。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其中关于生命和环境关系、群落概念、食物链、生态位、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等概念逐渐为大家所认识，尤其是生态学关于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观点，生态系统物质不断循环转化、生态系统物质输入和输出平衡等知识被广泛引入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领域，让我们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非自然性，走出盲目与无知。20世纪以来，当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引发对生态的普遍关注和思考，人们不得不对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包括支撑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观念展开了深刻的反思，生态学很快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中，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就是在这种反思和融合中逐步确立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是哲学和伦理学在生态危机现实下，用生态科学有关原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人类文明的方向与选择对自然生命产生的不同影响、人类生命和其他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展开深入思索后在各自的领域引发生态转向的结果。尽管“从一门新的科学推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可能有很大的危险，这在科学思想史上是很明显的，但应该作出这种推论时而不作，危险就更大。虽然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是用什么逻辑得出我们的价值的，但有一点似乎是不能否定的，即我们在很大程度是根据我们关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观念而形成这些价值的。”[17]生态哲学“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生态系统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客观性质，反映这种性质的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是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18]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而生态伦理学则是对人与自然和其他物种之间的伦理关系进行思考的科学，它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存在物上，是一种旨在通过伦理的力量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伦理思想。
19世纪以来，很多哲学家从人的异化与拯救、科技的霸权与物质欲望的膨胀、社会的矛盾与人类存在的价值、现实的生存与审美的超越等方面结合人对自然的片面扩张和环境的恶化展开思考和追问，他们的思想成为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弗罗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人，他们把生态问题拓展开来，把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乃至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从人类固有的本性和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政治、文学等方面的发展演变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而使生态理论思想无论从内涵的丰富还是形式表现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海德格尔在对科技文明和艺术功能的分析中让自然、大地、人的存在等进入自己的哲学思考中，并让文学艺术成为超越现实存在的拯救方式，从而让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生态文学的理论源泉。他指出：“大地取司负载，成就春华秋实；大地延展为岩石流水，生发为植物动物。当我们说到大地，也就想到伴随大地的其他三者。”[19]人类在世界中“栖居的特征乃是保护”[20]。旧的生活方式是对大地、对自然的关心和照料，而现代技术却是对自然的促逼和订造。在海德格尔看来，雄伟壮丽的大自然不再是人类诗情奔涌、神性依托的家园，无非是休假工业已经订造出来的某个旅游团的可预定的参观对象，哪里还有什么诗意的栖息。海德格尔进而从科技对自然生态破坏的角度对工业文明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片大地上的人类受到了现代技术之本质连同这种技术本身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的促逼，去把世界整体当作一个单调的、由一个终极的世界公式来保障的、因而可计算的贮存物（Bestand）来加以订造。”[2]没有神性的世界是技术的世界，它最终必然导致人类生存家园的破坏甚至毁灭。处于无家可归的人们只有在诗人的引领下“还乡”，因为在诗中，人类可以获得栖居的尺度，“作诗首先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中。作诗乃是原始的让栖居。”[20]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则从启蒙对人类生态意识的破坏等方面入手展开批判，指出启蒙导致“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并警告人们：“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欧洲文明就是沿着这个途径过来的。”[21]由于“启蒙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而出现的，但在后来，它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因为被广义地理解为西方文明的合理化的最高命令的启蒙，把自然当作一个好像要为了主体的利益而加以剥削的它者来对待。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这种观点观察之下，科学和逻辑的整个意义都成了问题，因为科学是统治的工具，人们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就是如何使用它，以便统治自然”[22]。这些研究和探索说明，人类的生态问题已经危机四伏，它逼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生态的追问：究竟应该由谁来为生态危机负责？为什么生态危机还在加剧？人类的疯狂是由谁来操纵的？
由于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较之传统生态思想意识纳入了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现象的思考，接受了生态科学的理论知识，体验、感受和目睹了生态危机的现实，从而在生态危机的时代建构起以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为核心和理想的新的哲学和伦理学。因此，它们的出现为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更为直接和丰富的思想资源。“生态理性哲学倡导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首先展开为关怀宇宙、关怀自然、关怀大地、关怀地球、关怀生物圈。其次，这种全方位的关怀敞开为对整个世界生命的关怀、对整个宇宙世界中所有存在者的关怀、对全人类的关怀……追求一切存在者的健康价值，追求人类与世界的之间的融洽关系，以及追求在大地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公正存在、价值共享和平等生存的关系。再次，这种全方位的关系更表现为对历史和未来的关怀。”[23]如施韦兹“敬畏生命”的伦理告诉人们要“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如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为了生存，人们固然要依靠其他生命，然而“敬畏生命的人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由于疏忽而伤害毁灭生命”。这样，“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24]李奥帕德大地伦理学说指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integrity，stability and beauty）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5]拉夫洛克的“该亚假说”借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该亚的名字来言说自己关于地球生命一体的理论和每个人对地球应当拥有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批判了人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母亲破坏和污染的行径。罗尔斯顿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从普遍生命的角度来审视荒原和自然，充分认识到立场和观念对一个人信仰和行为方式的作用，希望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能控制在“能为自然所吸收、在适于生态系统之恢复的限度内”[17]。他的“让花儿自在的活着”[26]成为对自然生态自在存在的最好注脚。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了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旨在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失败及其原因，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主张从社会机制、价值根源入手以深层思考在生态问题上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探索的结合，形成了生态存在论哲学。他指出：“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从原则上讲，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任何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基本规范是，随着人们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当我们的兄弟、一条狗、一只猫感到难过时，我们也会感到难过；不仅如此，当有生命的存在物（包括大地）被毁灭时，我们也将感到悲哀。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已掌握了随意毁灭其他生命的工具，但我们（对其他生命）的情感却十分的不成熟。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情感都是十分狭隘的。”[27]这一时期在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方面给予我们思考和启示的还有很多人，正是他们的思想使日益陷入生态危机的人们恢复了对世界和生命的经验和记忆，成为20世纪以来生态文学创作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基础。
每个人在探索的过程中总是带着一定目的并受制于某种观念。当我们对生命、对美丽与完整、对价值评判等观念有所改变时，它必然会通过我们影响到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鲜明的生态思考和生态价值取向不只是满足于思想和认识领域，它会激发人的情感和行动，使人们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对自然的控制和服从、现代科技文明与自然发展之间寻求到平衡点。长期以来，生命和自然界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人无须对生命和自然界承担责任、支付费用。基于这样认识观念之上的传统伦理学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研究，它不涉及人与生命、自然界的关系。生态伦理是一种新的责任伦理，它提出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生命和自然界，也不是环境保护伦理和资源利用的伦理。因为，虽然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在生态伦理中有重要作用，但它仍属于环境和资源，从属于人的利益方面，而生态伦理学提出了人对生命和自然界的恰当尊重和责任。德国哲学家尤纳斯说：“人的行为已经涉及整个地球，其后果影响到未来。因此，人类应当承当的义务亦应有同步的增长。我们大家都是这个人类集体行为的参与者，都是这一集体行为所带来的成果的受益者。现在，义务则要求我们自觉地节制自己的权利，减少我们的享受，为了那个未来的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人类负责。”[28]
此外，很多呼吁生态和谐、保护环境的协会、组织和会议也对生态文学写作产生了积极影响。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环境大会。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后代而努力。1973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十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达成共识，认为“可持续发展”系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标志着世界进入“保护环境，崇尚自然，促进持续发展”的绿色时代。由此，生态自然观以最高形式表达出来，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应当把自然看做自我形成的母体、自我完善的前提、自我发展的基础[28]。
现实自然生态危机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让生态文学写作具有理性的深度和更加丰富的内涵，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是在生态科学的发展、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意识等共同建构的生态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在经验和教训中提炼的理性认识、心灵资源和精神财富。作家创作题材和思想的转向离不开特定的现实和文化背景，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对作家的思想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加深了作者对生命的理解，深化了对存在的体悟，激荡了对人类普遍关怀的情感。作家的视野和情感不再囿于自我的狭隘和功利的樊篱，而是在生态思想观念的敞开中认识到生命的存在是一个整体，彼此是依附共存的关系，而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保护家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根据，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应该以此为法则来衡量和评判其合理性，并由此展开对家园破坏现实的深度思考和自省。作家们用生态整体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世界，基于对生态科学知识的认识了解，在生态现实基础上展开对人类存在的境遇和状态的反思，对自然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理解。比如关于“和谐”这一词语的解读，在传统的文学描写和人们的习惯中，说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是没有冲突和斗争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理想状态的描述和追求，“和谐”是冲突的完全消解和对抗消失的状态。但事实上，站在生态的立场上看待世界我们会发现，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它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在彼此依存的关系中，“和谐”要以动态平衡关系为前提，要遵循食物链之间的依存关系，各种生命和存在是在彼此生存的竞争和较量中相互依存，保持着种群间的活力和数量的优化，如果没有了这样一种动态的竞争、冲突与和解，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此，生态文学写作和生态批评对这一内容的表现和关照就应该超越传统的观念。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努力可能和我们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我们的幸福感和物质的丰沛程度并不成正比，我们曾经沾沾自喜的科技进步和各种为人类生活提供便捷享受的创造发明背后隐藏着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巨大破坏时，当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世俗、逃避社会、逃避文明，甚至逃避自己的内心，但我们却无法逃避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生存并需要这个环境提供一定能量支持的事实时，生态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和术语，它已成为一种价值诉求、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信仰和追求了，它关系到我们的存在，指向我们对生命的意义追寻和幸福的理解。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只有依赖其他存在才能得以形成和维持，懂得敬畏和感恩是从生命体验中获得的最直接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激发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体认，生发出具有共通和共存感的生态意识，这也是生态文学的情感基础。今天，生态常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生态的观点非常彻底地否定了现代文学中的那种把自然视为基本上是没有方向的、无情的、需要人来监管和修复的这样的异化。现代文学的典型看法是：现代人虽然有着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他的技艺越来越高超，信心却越来越少；他在世界上显得非同凡响，非常高大，却又是漂浮于一个即使不是敌对，也可说是冷漠的宇宙之中。人类的世界往好处说是一个巨大的加油站，往坏处说则简直是一座监狱，或者说是一片‘虚无’。但用生态眼光看世界的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带着一种尊崇来面对一个其价值为自己所认同的共同体，从而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家园。”[17]对生命的普遍敬畏，对整个大自然的家园般的爱，激发了人们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解读，确立了人类行为的边界和准则。受到生态文化思潮影响的作家们对生态题材和内容的文学表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关注的重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态视角和生态立场的转变为作家的创作重新确立了思考和表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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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文学的品格和内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