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大特色：首先当然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包括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后裔），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胡同和四合院里，延续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活；其次，则是大院多一不知道使用“大院”这个概念是否规范，它主要指北京地面上那些国家机关、部队或文化部门割据的办公及宿舍区，以及有别于胡同地带小巧封闭、平民化的独门独院。这里所说的大院，相当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后在旧皇城外围（包括当时的近郊）扩建的，有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威风凛凜的士兵或系红袖章的门卫看守。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开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了名正言顺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间，是属于这些新时代的移民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后来，他们的孩子又有了孩子……这些孩子们啊，在红漆院墙的保护下醒来，在楼房之间的绿化地带玩耍，或者去邻近的学校上课，说标准的北京话，渐渐淡忘了遥远的老家。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他们自恃遗传了贵族的血统，而在那整个社会人性都面临考验的特殊年代，无意识地被推举到荒草滋长的舞台上，成为一幕荒诞戏剧的角色：逃课，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后学抽烟，比赛喝啤酒，吹嘘各自追逐女孩的经验，砸仇人家的玻璃，偶尔纠合起来骑着自行车、在脖子上斜挎的黄书包里藏好铁器、浩浩荡荡地去和另一所大院里的少年团伙打架……他们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优越感和张扬的野性中荒废的。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们，当其年龄的迷彩被院墙外面的风雨剥离，脱离了温室之后，也获得了清醒。回首那被时代夸张的少年血性，也开始温和、平淡且豁达地看待周围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凶猛》之所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他也曾经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他太了解这些少年的梦想是如何在绿树红墙之间奔突而最终寻找到出路的，因为岁月将作为隐形的导师，以铁一样的法则教育他阶梯课堂里所有蒙昧的学生。
北京错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带有母性色彩的，她如摇篮般呵护着他们盲目的青春，宽容得简直近乎纵容。天永远是蓝的，树天生就是绿的，人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