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石桥，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这便是国家图书馆了。其前身是京师图书馆。据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讲解：“京师图书馆是在宣统元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所设立，馆址在今地安门外什刹海广化寺。当时全部藏书不到十万册，其中包括国子监南学藏书、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敦煌写经八千余卷。至民国四年六月，全部藏书迁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南学旧址。”馆内少数罕见善本可以推溯到南宋绢熙殿所藏书，恰在此时获得文津阁《四库全书》，如虎添翼，今非昔比。“民国十五年，租用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等处建筑。十七年成立北海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八年两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选定北海西岸兴建馆舍。其地为元兴圣宫、明玉熙宫、清御马圈旧址。”就因为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街也摇身一变，易名为文津街。“文津街馆全部建筑于民国二十年落成，同年七月一日，正式接待读者，公开阅览。”
京师图书馆，是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今国家图书馆（旧称“北图”）之前身，那套来自热河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至今仍在白石桥安营扎寨。由此可见，书籍和古玩、玉玺、权杖、人心一样，是无价之宝，代代相传。书和帝王将相一起搬家，一起迁都。一座图书馆（譬如圆明园的文源阁）毁于天灾人祸，也和被焚之一炬的阿房宫一样损失惨重，令人扼腕叹息。书的命运就是历史，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时又可构成其内容。
圆明园文源阁，系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之格局建造的，是皇帝在御苑的藏书楼。可惜，英法联军点的一把火成了其最后的读者。北海金鳌玉蛑桥西侧的文津街，今北京图书馆分馆门前，蹲踞着一对石狮，正是圆明园长春园大东门之遗物，该馆还收藏有华表两根，御碑数尊，及石象、铜仙鹤、蟠龙石刻台阶等，皆是从圆明园的灰烬里刨出來的。箅是对文源阁的怀念。
似平应该提一提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馆址在沙滩红楼内（今五四大街29号），主任是李大钊。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红楼讲学，下课后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谈今说古。1918年，有个叫毛泽东的新青年从湖南来，穿着灰布长衫，频频进出北大图书馆。在他担任助理管理员期间，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孕育了最初的革命思想，就像卡尔马克思在伦教的大英博物馆构思出《资本论》一样。几十年后，他微笑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来，读书、写诗、批阅文件。据说，北京图书馆还专门为他办过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接待了无数读者，对几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可由于面积有限、设备陈旧，加上置身于闹市，很难拓展，因而显得较局促。大约在1975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了北京图书馆扩建方案，作出“原始保留不动，在城外找一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的问题”的决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图书馆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新址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奠基典礼，现已落成。”（引自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一文）
对读书人而言，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现名为国家图书馆）堪称精神上的朝廷，踏进其门槛，令人有焚香净手、顶礼膜拜之欲望。一朝天子一朝臣，紫禁城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过驻扎着文武百官、嫔妃三千，而今皆被雨打风吹去。而堪称中国一号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之丰、读者之广，足以倚仗半壁江山，雄峙九州方圆。
多少年了，有多少卷牍泛黄的古籍藏在深宫人未识，又有多少才子与名流曾经在图书馆的翘檐下进进出出？这已然和历史一样，渺如烟海了。图书馆是书的别墅，使书享受到贵族的待遇；而读者则是氷远的香客，永远的朝拜者。北京图书馆乔迁白石桥，坐北朝南，层楼叠嶂，有着水磨石墙面、绿琉璃瓦和落地玻璃门窗，就建筑风格而言，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至于它的前身、它的渊源，则如老树虬枝，盘根错节。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建筑能像图书馆那样，安抚知识分子的灵魂。它是我们朴素的皇宫，清贫的教堂。先知的声音在这里活着，鱼在水里活着，历史在纸上活着、甚至呼吸着。花园还是花园。假山石还是假山石。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坐在阳光照耀着的大理石台阶上，抽烟、辩论、思考、沉默或呐喊。他们这是在向岁月借火呀，用双手笼络住风中摇曳、硕果仅存的一根火柴，作一次炊烟袅袅、神曲悠扬的深呼吸……读书是会上瘾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思想的瘾君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