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
G eno M ed 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首席药剂师
11年前，也就是1993 年的万圣节之夜，黑暗的风暴之夜来临了。我本以为我将在学术机构度过一生。那时我正在接受成为肾病医生的训练。自1984 年起，我就致力于寻找促使肾脏生长的因素的项目。当你摘出一只肾脏时，另一只肾脏就会长大。无论你属于哪类物种，这一情况都会发生。
我努力想找出促使肾脏生长的促发因素，可以促使需要做透析的人的肾脏长大一些，以便使两次透析间隔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我从1984 年开始投身于这一项目的研究。9 年之后，也就是1993 年，我在申请另一项基金时，突然意识到我所寻找的促发因素：血管紧张素Ⅱ。
我在发现血管紧张素Ⅱ的同时，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血管紧张素Ⅱ能够促使肾脏成长，同时也能摧毁肾脏机能。我花了数年时间才弄明白促使细胞增长的因素，最终也可能促使这些细胞自杀。这样，如果细胞是友好的，它们会做正确的事情。如果细胞是不友好的，其生长就会失去控制，甚至会导致癌症。在血管紧张素Ⅱ这类生长素的持续作用下，细胞只可能有以上两种选择。由于肾脏细胞都是友好的，在血管紧张素Ⅱ的持续作用下，它们最终会自杀。
1993年，我已找到医治肾脏损坏的方法了。令人吃惊的是，能够完美阻击血管紧张素Ⅱ的药物竟是ACE 抑制剂，这类药物已使用了大约25 年之久。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安全药物。
我尽力到处寻求资金支持，包括ACE 抑制剂的生产商，以及我所供职的退伍军人管理委员会（VA）。我没能找到维持“正常”研究的资金支持。1994 年4 月份的一天，在诊所里，我突然意识到我找到了拯救我的病人的方法，但我必须找到资金来证明这一方法的可行性。我还是找不到需要的资金，我的病人还是越来越频繁地进行透析，将在两年之内死去。
我最终还是给我的病人使用了更高剂量的ACE 抑制剂。为什么可以使用更高的剂量？我的理由是医生们已经使用ACE抑制剂达10年之久，证明此药物是安全的，虽然效果不明显，但还是有一定效果。我们还是不能阻止肾脏坏死，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比高加索裔的发病率高出10 倍。我们用药是正确的。我认为没有取得显著效果的原因是用药剂量太低。
因此，我加大了剂量，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第一位接受我用药尝试的病人，其肾脏损坏过程出现了反转。他的病情出现了好转，这一结果出乎我的预料。我感到欢欣鼓舞。诊所的另一位医生离职了，留给我800位病人。之后的3年中，我给1 000名病人使用了高剂量的ACE 抑制剂，虽然取得了好的效果，我却被VA辞退了。
原因是什么？VA在我实施项目两年之后开始实行“医疗管理”，所谓“医疗管理”要求所有医生都要用完全相同的药物配方。他们并不关心我所用配方的治疗效果远比以往的配方好1 000 倍。此时，我已实践我的配方达两年之久，我实在是心有不甘，我没有就此放弃。他们于1998年3 月解雇了我。
此时，我已发现ACE 抑制剂对于75%的人类疾病的作用。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被 VA 辞退迫使我进入私人部门。我不想去别的地方，因为我妻子也是一位药剂师，她有一份好工作。我清楚我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资金的可能性要高于那些已经拒绝我的政府部门。
我用自由资金建立了第一家公司。母亲去世时留给我30万美元。公司运营前9 个月，我用自由资金使实验室开始运作，之后从我的大学同学，以及中小学同学那里获得了一些真正的风险投资。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在哈佛商学院认识的一个人。他的介入毁了公司。他只要求我做科学研究，并不关心能否挣钱。他们并不想做疾病控制的事情，他们没有盈利计划，很明显那人把钱投进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他商学院的朋友掌控公司。他对我运营公司不感兴趣，尽管这本来就是我的公司。
我的第一家公司最终还是卖掉了。我搜集的2万个样本也转给了一家私人企业，我对这些样本再无任何权利。我损失了大量金钱，而这些样本的损失更是难以用金钱衡量。
当我的第一家公司不再沿着我的科研方向前进时，我已开始着手筹备另一家企业。为什么？因为我认定我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了解怎样寻找致病基因。只是由于我对我的第一家企业缺乏控制力，而且严重缺乏资金才导致企业失败。
我与之前的科研顾问一起开了一家新公司，这位科研顾问是上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久，这家公司也因为控制权之争而失败了。我还是要继续。我想使用我在波罗的海参观过的一家基因公司的产品。那位科研顾问却不同意。
我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发现我的第二家公司破产的。我们与一家地方学院进行一项关键许可证的谈判已有一个月。我们已达成使用许可证的协议。星期六，我一从波罗的海回来，就开了一个董事会电话会议。会议结束时，我像往常一样提出如何处理争议的建议，这一程序同我们与波罗的海那家基因公司的谈判相同。周一的早晨，我却发现两位合作伙伴已经瞒着我建立了一家新公司。更有甚者，他们拿走了我们与那家地方学院谈了一个月的关键许可证，而且他们还雇了与我合作的那位科学家。那家学院的技术交易官，也是那位科学家（他也属于那家大学）的朋友，甚至根本不考虑已与我们的公司签订的合约，就与那位科学家所在的新公司又签了合同。我向那家学院提出了正式交涉。他们说会查清此事，当然，我需要等待3年。
至此，我已一无所有。我身无分文———所以我的第三位合作者一定要是个“天使”才行———我不可能再获得什么人的资金支持。因此，我认为应开始申请专利了。为了申请专利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写了下来。我开始写，继续寻找机会。我打算与所有的生物技术和制药企业联系，直到找到支持者。之前我为自己的企业找遍了所有风险投资人，因此我已放弃求助于风险投资。我决定在各种杂志上查找所有生物技术和制药企业的信息，向我所能找到的拥有生物技术和制药企业的人发邮件。我认定他们需要我的东西，我了解怎样寻找致病基因。
幸运的是，在我发送邮件的上千家企业中，有一家刚刚得到研究基金支持的企业。他们希望再做一笔交易，因此他们介绍我与研究基金接触。我建立了第三家企业。2001年9月11日，他们取消了与我们的合作。
2001年10月，我已无法再获得资金支持了。最终，研究基金决定资助我们，但他们的条件是我要找一位生意人做我的CE O。我又一次选错了人。我们于2003 年9月开除了他，而我们的资金支持也不再有了。然而，我还是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持自己运营企业，直到2004 年1 月，我们都没能筹到钱。从2002年11月到2004年1月，我们没能得到任何收益。
尽管遭受所有这些挫折，我还是坚持着。我无法再在学术机构供职。我已无数次炮轰VA，而且我的这些言论已出现在了街头小报上。传统的医学工作者是不会这么做的。我认为治疗方法的差异对于病人来说就是生与死的差别。我认为我不可能为了保住工作而遵守联邦政府的条例，去杀死我的病人。对我来说，这场战斗是值得的。我了解了许多有关与媒体打交道，以及如何对外发言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我至今受用。
这还不是我这些年学到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如果没有被VA几乎软禁起来长达一年之久，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独立运作的。这需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日程。
老实讲，坚持自己的选择首先要经历艰难困苦———面临困境时，要相信这不是世界末日。别无选择有助于你能坚持到底。如果我有一大堆做这个或者那个部门领导的机会，我也许就不会坚持下去。
最最重要的是，我坚信我是对的。我不仅坚信我是正确的，在道德层面上，我也别无选择。我想追求可能的最佳路径。在与VA的斗争中，我的信念日益坚定。
我认定未来属于我。我已证明我能够防止肾衰竭。我知道我能延缓气肿病，我可以治愈西尼罗河脑炎。这只是我清楚我能治疗的150种疾病中的3种而已。
我也知道唯一激励我的就是要生存。乔治· 华盛顿7年中打了7场仗。他明白要使他的部队活下去，他必须赢。因此，我的目标仅仅是生存下去，我最终赢了。
我们虽然看到了曙光，但我们依然在黑暗中摸索。我们还是欠缺资金。我们只筹到150 万美元。我们需要10 亿美元来做所有的基因分型。但是我们的企业并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是正在行进的列车。
我真正热衷的是给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改善临床效果。我发现当我了解致病基因时，我能够更好地治疗这种疾病。我们称自己为“新生代疾病控制”公司，要用基因组学来帮助改进治疗效果。
对一般人来讲，这是件无趣的事。然而，我正在做的事是重要的，我必须去做。我要坚持到底。
我的经验
如果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心，我就要坚持下去。
公司失败并不意味着我是失败者。尽管公司的失败会使我暂时受阻，但是总会有别的继续做下去的办法。我最终会找到合适的合伙人。
怎样在你的企业中应用我的经验
你的公司失败并不妨碍你利用你获得的知识再办另一家公司。如果你对所做的事有信心，那么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头再来。
一定要与为你提供资金支持的组织以及你的合作伙伴订好协议，明确各自的职责，各自应做到的事情，以及对于未能按约履行职责者的惩罚方式。也要约定什么情况下要解散合伙关系，以及如何解除合伙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