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出于现实的需要和理论发展的必然，宏观调控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许多经济学家就宏观调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宏观调控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宏观政策常常达不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断降低的问题日趋突出，如何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自然成为许多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
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方式：（1）主要是在一般意义上研究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运行问题，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包含在对宏观调控问题的研究之中；（2）从宏观金融运行的不同侧面研究和反映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3）比较集中地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一、将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放到全面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运行中来考察
宏观经济运行、宏观调控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这些关于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的更为一般性的成果，对于我们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几乎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均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了探索，如于光远、刘国光、张培刚、李京文、厉以宁、董辅、吴敬琏、闻潜、钟契夫、胡乃武、周小川等。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对于宏观调控及其制约因素、有效性状况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如樊纲的《公有制宏观经济论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吴晓球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从供求角度所作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樊纲主编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有的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干预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如胡家勇的《政府干预理论研究》（东北财经大学1996年版）、陈宪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厉以宁指出，中国非均衡的经济运行中存在许多刚性制约着宏观调控的顺利推进，如工资刚性、福利刚性、企业刚性等，所谓企业刚性，就是企业实际上不负盈亏或者负盈不负亏，从而企业破产难以实现，这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非均衡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新的政策和制度都容易变形走样，预定的宏观调控措施常常被扭曲，这主要与制度创新的不规范、企业和居民个人预期的变化、市场的不完善等有关。
张培刚指出，宏观调控要注意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中国的宏观政策应当顾及各个地区在发展层次上的差别和不平衡，它们不仅具有“二元经济”的内容，而且体现了“多元经济”的特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措施是必要的，但是要关注政府过度干预和宏观调控失当的危害性，“如同我们不能迷信市场的作用一样，我们更不能迷信政府的作用”，这是由于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官员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且政府并不总是时刻代表全民利益。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宏观调控失当，既表现在对微观经济管理的插手过多和干预不当，又表现在宏观上人为制造或加大经济的失衡和波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失当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1）基于供给短缺而形成的追赶型发展战略，使政府有关部门采取过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2）过度倾斜的产业政策（如牺牲农业而进行工业化、偏向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重视加工工业而轻视基础产业）使国民经济的结构严重失衡；（3）过度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阻碍了本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要合理界定政府的适度职能，如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加快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规划和实施产业政策、增加有效供给；强化总需求管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董辅 指出，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不能仅仅注意治标，还要注意治本，只有将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频繁地大起大落的循环圈，而治标则主要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济体制。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之所以大幅波动、宏观调控之所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主要是由于中央的协调作用减弱、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财产约束，市场秩序的混乱、传统的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有效调节经济的运行、经济运行中存在既不遵循计划手段的调节、又不遵照市场规律的宏观调控的“真空地带”（如1992年开始出现的“开发区热”）。
吴敬琏指出，要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至少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环节：（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2）竞争性的市场体系；（3）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由以上三个方面拼合起来的，而是由三者有机结合的社会经济系统。例如，如果我们只着重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而没有使企业自负盈亏和处于硬性的预算约束之下，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微观基础，宏观的调控措施往往难于得到企业的敏感的响应。周小川也提出了与此一致的看法。
闻潜指出，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是以投资为政策工具与政策手段选择的计划-分配调控，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则是以消费为政策工具与政策手段选择的政策-流通调控。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式正处于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初始阶段，其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通过分配进行计划调节，与发挥市场的作用相冲突，其具体表现是收入差别的明显扩大、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衡、消费结构的不良倾斜。（2）投资拉动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运行相冲突。实现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关键，是用消费启动代替投资启动。他指出，市场非均衡是制约宏观调控的重要因素，非均衡的市场运行的特点是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单向运转，当前形成市场非均衡的重要原因包括投资扩张、产业结构失调和价格保护政策。为了促进市场均衡的实现，必须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调节市场容量是宏观调控的中心环节，促成以中等条件为主体的生产条件组合的诞生，这就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行消费启动。
钟契夫指出，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宏观管理的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掌握的社会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西方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但是，我国的社会基本制度与其有根本不同，又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尚处于发展中的大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均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汪新益也指出，采取何种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是由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郭树清指出，在经济转轨的进程中，要大力推进宏观调控的转轨，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主要包括：（1）政企彻底分开，经营权、所有权、行政监督权和宏观调控权相互独立；（2）划清和理顺价格、税收、财政支出、银行信贷四个方面的关系；（3）建立政府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关系；（4）重新塑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使之适应全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二、从货币政策的不同侧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金融问题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一些学者在研究经济、金融问题时，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如黄达、刘鸿儒、周小川、王广谦、谢平、李扬、易纲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同时，一些实际工作部门（如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业）的研究者根据自身对经济运行的观察，也注意到金融调控机制的有效性下降的问题，如一些分析注意到货币政策在1996年以来有效性下降的原因，是经济运行的结构问题、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自我约束强化、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支持、对消费进行金融支持的力度不够等。
易纲指出，中国的货币在计划经济下是被动的内生变量，1984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货币供给的外生性越来越明显。在改革进程中，中国的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与 GNP增长率之和，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与经济改革同步推进，经济的货币化上升与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使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化了，没有变成通货膨胀释放出来，但是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是否完成则难以判断，这也相应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货币流通速度反映了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转轨时期，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乘数都在变化，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日益引起重视。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后，这一问题更是引发了学术界和宏观金融当局的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国家外汇管理局陆南屏主编的《利用外资与防备国际资本冲击》，这本书选录了经济学界关于开放经济下实施货币政策的多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入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外资流入对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运行的影响、资本流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和政策搭配问题等，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基本性的矛盾，如中央银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在货币供应和汇率之间同时按照固定的方程式控制住一个以上的变量、外资的“本币化”问题等。
闻潜指出，对外经济的运行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内经济的运行，导致对外经济非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非均衡，因而必须进行两次调节：（1）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之间关系的调节，这就要求正确确定经济增长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2）对外经济内部关系的调节。
张杰注意到，从 1988 年以来，中国进行金融控制的成本上升，对宏观金融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界定金融产权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又会出现公共金融产权陷阱，造成金融控制成本的上升”。
一些运用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也对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分析。樊纲、盛洪、张军、林毅夫等在分析经济金融改革和市场化问题中，强调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依据力量对比而形成的妥协，决定了新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要选择改革成本低的改革路径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货币政策时，要注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及其对调控效果的影响、不同调控方式的成本及其收益等。
一些学者从基础理论的角度触及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如王松奇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成长》（中国人民大学 1991 年版）、林志远的《社会主义货币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艾洪德的《货币数量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李拉亚的《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
三、比较集中地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中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注，一般是在宏观金融政策的实际运用效果明显下降时，如1988 年取消托收承付后引发的巨额货款拖欠和“三角债”链条的拉长，1989~1991 年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信用秩序的混乱，1996年以来宏观金融当局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常常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等。对于1992 年以前金融运行中出现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周慕冰、郑先炳等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郑先炳 对 1984 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当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时滞问题，提出“让社会正确、公允地认识货币政策”；周慕冰 结合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分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性效果，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有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黄达指出，我国上上下下注视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般趋势看，是估价偏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流行的观点是，只要控制住货币，就可以给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种对宏观金融政策的高估在1989 年的紧缩中有明显的反映：紧缩的贯彻，货币政策显得单枪匹马，过份突出；企图扭转下滑的趋势，也过于单独依靠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个杠杆来启动。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宏观金融政策的效能，要么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要么就是在强力的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闻潜主编的《宏观控制论》既系统地研究了宏观控制的目标与体系、机制与手段、宏观控制下的市场机制、宏观控制的微观基础等，也分析了货币政策（货币控制）的主要内容，如金融控制的系统、货币需要的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信贷控制等。另外，闻潜教授还指出，当前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适应资金商品化的要求，建立起真正统一的资金市场，这包括两个重要环节，一是建立和完善信贷资金市场，使信贷投资由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二是积极组织和培养证券市场，对有价证券市场实行市场调节。要注意有价证券市场和信贷资金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
王广谦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中央银行（货币当局）对货币的调控能力看做金融运行效率的一个测量指标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提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最基本的着眼点应该是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在这个基础上，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调控才能有效。中央银行对货币调控能力的大小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即调控措施的影响力、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如果宏观政策意在保证货币稳定，货币当局制定了明确目标，想控而控制不住，就不能不被看做金融低效的一个表现。
周正庆指出，制约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的主要因素是：（1）存在“三大矛盾”，即中央财政的赤字由中央银行透支借款，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补贴欠拨等通过企业亏损挂账，挤占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或明或暗的亏损通过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垫补；（2）存在“一多三化三高”，即信贷资金占用多，短期贷款长期化，长期贷款固定化，信贷资金财政化，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居高不下，预期贷款比率居高不下，亏损挂账占用贷款居高不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正庆指出要进一步扩展和规范金融市场，使之逐步成为资金配置的中介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这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弹性、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改变企业单一的筹资渠道，同时要加强人民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动性，推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和新兴的商业银行的发展。
李扬指出，自1990 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国内储蓄剩余与国外资本大规模流入同时并存的现象，这在世界上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是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银行不良资产的侵蚀和资本外流可能是导致上述矛盾现象的重要因素。不良资产占用国民储蓄，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极其深远。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杜绝资本外流，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情是创造吸引资本在本国驻留、生根的各种环境。
余永定 否定了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认为“改革没有削弱货币量的被动内生性质”，因而“从长期看，货币量是受需求关系支配的；即使从短期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
陈云贤指出，从金融改革的过程来看，它是一个由计划金融体制模式经由过渡时期形成两种体制并存模式并向目标模式转化的过程；从改革的本质来看，它是一个启动金融市场关系并不断促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从改革的目标取向看，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金融制度。不过，由于中央银行机制不健全和微观基础严重欠缺，使得货币政策不得不较多地依靠传统的行政手段，这种与市场经济发展极不适应的调控方式和手段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货币政策缺乏灵活性甚至出现真空地带。
陈学斌指出，金融运行是一个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公众三方参与的宏观金融博弈均衡，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陈学斌特别注意到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对货币政策的威胁，“当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大幅上升，使其面临流动性的困境时，如果央行不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金融系统面临的风险就会增大；如果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只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根本出路不在于央行应该更加重视金融稳定还是更加重视价格稳定，而在于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的比重”。在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陈学斌注意到，央行具有信息优势，而公众的预期形成与央行的决策规则二者之间是相互决定的，因而“央行有必要在公众预期形成之前采取公布通胀或货币控制目标等方法披露信息”。
我们认为，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与总结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1996 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实践更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出现的，其形成机理和运行机制较之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有很大的不同。1996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现，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启动经济的货币政策，但是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此时，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而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进入1998 年，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首先引起金融界（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有关部门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金融政策在实际上处于配合的地位。随后，对于宏观金融政策为什么有效性降低的问题，理论界立足于新的经济金融环境所进行的研究逐步活跃，有的学者已经开始立足于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研究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思路。
§§第二部分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总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和市场条件下运行的，因而其有效性也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看，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的运行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金融结构。货币政策总是在特定的金融结构下进行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受到金融结构的影响。
（2）银行不良资产。从目前金融界的研究状况看，关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及其化解，金融界已经作了十分广泛的讨论，但是银行不良资产可能对货币政策所形成的影响还研究得很不充分。
（3）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二元结构。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独特的、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这集中表现在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所谓二元结构，简而言之，就是发达的部门和区域（如城市、发达地区）与落后的部门和区域（如农村、落后地区）相对立而存在；从广义上说，二元结构指的是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因此，二元结构描述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非均衡状态。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的二元结构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体现，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区域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是由我国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金融市场发展中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集中的、以现代管理方式经营的大型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与那些在经济落后地区分布的、以传统方式经营的钱庄、当铺等金融机构同时并存；有组织的正式金融市场与自发的非正式金融市场并存。在这种金融市场发展的二元结构下，一方面生活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少数经济主体享受着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大量的小企业和居民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之外。但是，大量的金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非正式的金融市场则关注甚少。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二元结构，都是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制约的具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