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
看到这个题目，有的读者或许会觉得惊讶：“说道家讲究‘无为’也就是了，现在居然在品味《韩非子》时讲‘无为’，是不是张冠李戴？”这些读者有如此的惊讶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提倡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以图富国强兵的。从表面上看去，法家包括韩非子的思想的确跟“无为”没有什么关系。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
如果大家用心于先秦思想史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各个看起来势不两立的学派之间，不仅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实际上在有些时候还存在着英雄相惜般的借鉴和互通。在这些借鉴和互通之中，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就是最好的例子。
韩非子的思想内容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的《史记·韩非列传》。司马迁是在说：韩非子的思想虽然倾向于法治学说，然而其思想的本原或者落脚点却是在黄帝和老子那里。思想的本原或者落脚点在黄帝和老子那里？那不就是在说韩非子的思想有道家的成分？而司马迁之所以得出韩非子的思想归本黄老这个结论，就是由于韩非子思想中的“无为”。
说到这里，有的读者会问：“韩非子的思想中有‘无为’吗？”先来看完下面这段话，估计这些读者的疑问就会消失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见《韩非子·扬权》）简略地理解起来，韩非子是在说：天下那么大，肯定有许多的事务，而要想都处理好其关键则在管理者或者君主那里。具体说来并不是要君主凡事必亲自处理，而是让那些有处理相应事务能力的大臣们去分别处理。作为管理者的君主，则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即“无为”），因为他已经掌控好了大局和关键。
如此说来，韩非子的所谓“无为”也不是说君主一点事情也不做，就像个昏君一样。而是说，英明的君主是善于发挥臣下的才干的，让他们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学和能耐去处理天下繁杂的事务。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具体处理事务这一点上，君主的确是“无为”的。可是，在选用、调动和分配大臣去干他们能力所及的事务这一点上，君主又是有为的。换句话说，韩非子那里的“无为”同样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
韩非子的“无为”思想是有其智慧之处的。天下那么大，有那么多事务要处理，如果一个君主凡事躬亲，别说是没有这样的全才，即便是有，终有一天这个天才也会被累趴下！因而，“古之王天下者，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见《庄子·天下》）聪明的办法则是：天下的各种事务就让那些有能力处理的人分别去处理，君主只需要起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就行了。
尽管如此，正如前文所说，在韩非子那里“无为”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君主还是要起到一个“舵手”的作用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出了韩非子和庄子以及老子的区别。我们知道，道家学派在政治上是强调“无为而治”的。可是，这个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庄子和老子，却有着不同的“无为”观点。在庄子看来，只要顺乎人之质朴性情，那么君主只需要让老百姓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么天下即可大治。然而，这种观点被儒家学派的荀子批得很惨。在荀子看来，庄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太不了解人性了，人性哪有那么质朴的？一旦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出现冲突，又怎么办？看来，管理者还是需要做一点事情的。另外，在老子那里，则强调只要人能够清心寡欲和绝圣弃智，自然能够相安无事，生活得淳朴安详。很明显，老子的观点也有着荀子批评的缺陷，因为人性实际上没有那么质朴少欲。从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结论，管理者仍然有些事情需要做。
那么，管理者需要做的是些什么事情？这便是韩非子意义上的“无为而无不为”了。实际上，在韩非子那里，所谓管理者的“无为”是从庄子那里借鉴而来的。我们今日阅读《韩非子·解老》篇和《韩非子·喻老》篇，均可以找到跟《庄子·天道》篇中所列举的治国策略意思一样的治国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就是“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和“赏罚”。其实，这些方法就是韩非子劝导管理者要遵循的“无为”。在韩非子看来，管理者只有按照这些方法去“无为”，那么他们的管理就是最精明的。这些方法说起来很简单：首先设官分职，确定各位官员必须管理的事务，这就是“分守”。既然已经任命了官员及其职务，那么作为管理者就不应该再去插手干涉，这就是“形名”和“因任”。虽然官员处理事务不受管理者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者不用定期对他们的业绩进行考核，这就是“原省”。在“原省”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发现“是非”。在这个时候，一个英明的管理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势”，自然就需要按照官员的成绩也就是“是”，对之进行奖赏；相反，对于官员的“非”，则对之进行惩处。这便是“赏罚”。只要管理者能如此“无为”地管理，那他必定是一个精明的管理者。
§§《孙子兵法》
在先秦各位思想家之中，身世最让人捉摸不定的可能就是孙武了。历史上的一些史学家，包括像钱穆这样的大史学家，要么认为根本就没有孙武这个人，要么认为孙武就是战国时期的孙膑。纷纷观点，莫衷一是。幸好，老天爷不想让孙武就这样被人们猜测来猜测去：一九七二年四月，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沂的银雀山古墓里，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兵书。根据这些古代兵书上的文字记录，最终考古学家们证明了以上各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考古学家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孙武是存在的，他和孙膑并不是一个人，后者根本就是孙武的后代。
考古学家发现的古代兵书，让我们对这位高古的军事家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据这些兵书中的“孙武传”记载，孙武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也就是出谋划策的大臣。他的生卒年月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可以推算出他的大致生活年代——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500之间。因此，我们今天距离这位思想家，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距离了。
考古学家的发现，不仅弄清了孙武的生平，还弄清了孙武的作品《孙子兵法》的情况。在这之前，学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孙子兵法》曾经经过了曹操的删改，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其实是“曹子兵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依据主要就是唐朝杜牧所说的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然而，即使在古墓没有出土兵书之前，就有人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比如，台湾史学家李敖就认为：在曹操之前，有个叫做高绣的人已经说过“兵法五千言”这句话。因此，李敖认为，五千多字有啥好删的？高绣在曹操之前，看来那时就已经有跟今本一样字数的五千字《孙子兵法》了。李敖的说法得到了考古文物的支持，那些出土的兵书证明：古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即现在我们见到的版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那些不同的地方，只是一些虚字和假借字，这在喜欢换字用的古人那里是很正常的现象。看来，《孙子兵法》的版本之争可以休矣！
有了出土的兵书，我们就可以全面地阅读这部著名的军事思想杰作了。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强调了富国强兵的重要性；他不相信鬼神，认为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不仅如此，这本军事名著最杰出的思想应该就是那些闪烁着智慧光华的军事计谋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则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了。以上这些思想，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细心品味的。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那奇谋妙计的世界中去，去跟孙武这位伟大的军事家一起感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