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所向，天下无敌。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此道高手。他们懂得如何去收买人心，如何去利用人心。
正是靠着王者的风度和魅力，两人身边都聚集着一大批支持者。为他们心中的王者摇旗呐喊，前仆后继，甚至连性命也甘愿付出。
不可思议的秦朝暴政
秦始皇终结了一个时代，但他的暴政，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大秦王朝还没建立之前，是诸侯混战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姓们眼看着征战不断，希望早一点过上没有战争的太平日子。不久，六国灭亡了，秦朝统一了天下。国家再没有战争可打了，百姓们原以为会过上太平的日子。但他们很快沮丧地发现，苦难远没有结束，帝国的建立者给了他们消弭混战的安慰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们新的沉重的负担。
秦始皇是一个稀世的暴君。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
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
“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对秦王朝的许多政策，自古以来便诟病甚多，其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刑罚。秦国的法律之严密，举世无双。然而，冷酷无情的严法律典，却最终葬送了大秦的锦绣江山。
史书上一直在强调秦法苛刻，那么秦法到底“苛”到什么程度呢？
研究秦法的第一手资料当属秦简，从中也许可以找到很多上述的答案。最有名秦简，莫过于1975年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它的主人“喜”是秦始皇时期的一名县级小官吏，在他孤独的骸骨周围，围绕了一千一百多支竹简，其中关于《秦律》的有六百多支。
云梦秦简中的《秦律》包括了很多类别，举例为证：
问：妻子凶悍，妻管严的丈夫忍无可忍，拉破了母老虎的耳朵，要不要处罚丈夫？
答：要罚。
问：有贼伤人，百步之内的路人不见义勇为，应如何论罪？
答：罚他们每人交两领铠甲。
问：士伍跟人斗殴，拔剑砍了人家的发结，怎么处置？
答：完城旦（给皇帝当苦工，但可以不黥面）。
问：甲有赃款千钱，乙知情不报，而且分赃，赃款不足一钱，该叛乙什么罪名？
答：让他跟甲一块去当苦工。
问：小毛贼偷桑叶，赃款不足一钱，该怎么教训他？
答：罚他做三十天的徭役。
问：官员受贿一钱，做什么处罚？
答：黥城旦。
问：甲谋遣乙杀人，乙高未盈六尺（不满十五岁，在秦法中十五岁为刑事年龄界），甲如何论罪？
答：肢解。
问：士伍甲没有儿子，其侄子乙过继过来，甲擅殺乙，怎么判罪？
答：弃市。
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说“秦法严酷”导致秦朝灭亡的，似乎还谈不上。因为后世很多朝代的刑罚比秦律也好不到哪去。秦法之所以声名狼藉，主要是因为它不合时宜。当时天下初定，就用这些繁琐的法律条文压迫子民，很容易引起百姓的不满。
光有这些，当然还不会令百姓们怨声载道。对于秦朝百姓来说，比繁琐的刑罚更糟糕的是沉重的兵役劳役和赋税。
秦朝的赋税额度之高令人咋舌，“收太半之赋”，达到了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种比例，实在是有点变态了。《汉书·食货志》就尖锐地指出，秦朝这种“二十倍于古”的田赋制度使得“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不仅如此，秦朝刑徒及兵员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每年仅仅是集中在都城与边境服杂役的就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数量的劳役，披星戴月地忙碌在两千多年前的建筑工地上，为我们留下了叹为观止的秦宫群遗址、引人无尽遐想的郦山墓，以及曾一度贯穿于华夏大地的各大驰道、直道，今天，它们大多已淹没在黄尘黍离中。
秦王朝不仅忙于各种建筑工事，还养着数量庞大的常备军队，分别驻扎在帝国的各处军营。这些保卫大秦帝国的战士们并不比忙碌在工地上的刑徒更幸福，他们不仅要枕戈待旦身冒矢石，其中的很多人还要身兼战士、劳工双重角色。譬如蒙恬的三十万部下，就既要作战，又要修长城，相当的命苦。
秦朝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都要无偿地服兵役。《秦律》还规定，长城沿线的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守城，称为“三军”。到了战争时代，这些人要排成行伍，男持弓弩，女持长矛，配合正规军日夜巡逻，真正是全民皆兵。
以上这些，就是被人们痛骂了上千年的“秦朝暴政”。平心而论，这其中的不少做法也算不得不可理喻，但秦始皇的很多举措，诸如修驰道、击匈奴等，还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的。他真正的问题是办起事情来操之过急，恨不得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帝王治理得完美无瑕。
可惜，这种乖张的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只会适得其反。
老百姓们当然不明白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他们只知道为没完没了的繁重赋役发愁，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悲观暴躁的情绪中。胆子小的“良民”们还只限于在家偷偷骂骂皇帝老子，胆子大的干脆收拾家当，纷纷躲到山泽之中当强盗去了。时间长了，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搞得各地怨声载道、盗贼蜂起，天下已经显出大乱的征兆来了。
这对秦王朝来说，情况的确是坏透了。
如果秦朝统治者能够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民怨也许会较快地平息下来。可惜，秦始皇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继承者秦二世更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秦朝到了秦二世这一代，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得更远。秦二世这个浪荡公子把自己那个前无古人的老爸留下的一系列宏大的工程引以为豪地发扬光大，终于用自己的变本加厉将治下的帝国彻底推进了死胡同。于是，秦朝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大秦王朝走到了第十三个年头上，当秦二世更加变本加厉地奴役着大秦王朝的百姓时，新的绝望很快在广袤的土地上蔓延开来。而由此产生的愤懑则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迅速地爆发，使强大的帝国蓦然间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点评：
秦朝的暴政，实在有些不合时宜。须知大乱之后必大治，老百姓在经历战乱之后，本想过上太平日子，可秦朝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劳役却让他们陷入更深的绝望。最终，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上来。刘邦是亲身经历过秦朝暴政的人，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当然知道官逼民反的道理。因此，在建国之初，他才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
刘邦：约法三章赢得百姓心
秦朝的百姓“苦秦久矣”，所以对于善待百姓的队伍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渴望早一天摆脱无休止的苛捐杂税，于是刘邦的“约法三章”得到百姓的极力拥护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获取民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其实，刘邦的大军进入咸阳后，最初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他率领的士兵都是穷苦出身，这些人拼死拼活打到了咸阳城，为了就是城里荣华富贵。如今总算如愿以偿，都想好好享受一番，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这群虎狼之师进了咸阳，就好像从地狱进了天堂一般，原本纪律严明的军队好像散了架，士兵们个个撒欢儿地上窜下跳，看到金帛财物就一哄而上，活像一群傻眼狼。他们打仗时不怕死的勇士，此刻进了城，便立刻变成一群土匪强盗，早被满城的繁华陶醉了。
关于这种景象，可以参考后世李自成进北京的例子。如果当时李自成能学学刘邦，也许就不会自取灭亡了。
好在还有一个人非常镇定，那就是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在满大街的狂欢声中，他非常有风度地迈着文人步踱到了丞相府，把秦皇室的律令图书一一收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为后来刘邦夺取天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刘邦正是凭着这些图书得知了天下的山川要塞、人口分布等重要信息，为自己最重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萧何的表现很有风度，刘邦这时却有点不争气。
刘邦走进皇宫，看到里面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随手拿一件就够普通人花一辈子。还有那美若天仙的年轻宫女，个个貌美如花，刘邦眼睛都被晃花了。他咽了咽吐沫，死活都要住进去滋润一下。樊哙等人见刘邦这么没出息，纷纷劝他镇定，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张良见刘邦搞不好要犯错误啊，连忙开口劝他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此时的张良还是以韩国使臣的身份在帮助刘邦，毕竟身份不同，而且刘邦一向把他当做神人一般敬重。于是刘邦终于接受劝告，还军霸上（今陕西西安东）。不久，刘邦召集诸县父老，进行了有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刑法尽皆废除。
相对繁杂秦律来说，约法三章简单明了，正触到老百姓痒处，因此得到咸阳城百姓的拥戴。其实，约法三章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用来收买民心的。与其说是一种法律，倒不如说是一个暂时的政治姿态和政治口号，与“诸吏民皆案堵如故”一样，是一种安抚政策。到了后来大汉建国，萧何制定汉律时大多仍袭秦律，后又经继任者几度添加，渐趋繁密，严酷之处更是与秦无异。掌权者该怎么统治还怎么统治，你老百姓哪还有资格讨价还价？
可见此一时彼一时，政治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刘邦的这种策略的确很有效果，立刻得到了诸县父老热烈的响应，一时间，百姓箪食壶浆，犒劳军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仅凭这一点，刘邦就在关中建立起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后来汉朝建都关中，也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好的缘故。
与刘邦赢取民心的做法相比，此时项羽的行为却使他大失民心。
此时的项羽，刚刚打败了章邯的秦军主力，已带军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也一路直奔咸阳而来。但令项羽非常头疼的是，手下这支庞大的军队里隐藏着极不稳定的因素，那就是已经投降的20万秦军。
项羽率领的起义军也都是贫苦百姓出身，他们以前大多曾经受过秦军的奴役，饱受凌辱。现在秦军投降，他们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腔怨气立刻都撒了出来，对秦军俘虏非打即马，一些苦大仇深的人还动不动就拔刀子。秦军士兵不堪折辱，私下议论说：“章将军把我们骗到这边投降，如果能入关破秦，倒也皆大欢喜，如果不能，我们就要被掳掠到东边，我们的父母妻儿就要全部被刽子手拉到菜市口练刀了！”
听到这些议论，项羽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这么多的降军实在太不好控制了，一旦局面有变将遭到后果难以预计的反噬。
为了彻底消除这个不安定因素，项羽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坑降！
于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二十余万秦兵被活活埋葬，无数亡魂的凄厉哀嚎久久回荡在新安城墙的上空。很多年以后，这片土地上还被压抑凄冷的阴气盘旋笼罩着。
项羽这次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在关中恶名昭著，正与刘邦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简直就是主动给刘邦送了一个天大的把柄。
后来，项羽为了分封诸侯，暗杀了义帝，使他再一次丧失民心。
当时很多都知道是项羽干的，但没有人敢指出来。
又过了很多年，刘邦从封地出兵与项羽争天下，行军至洛阳时，突然提出给义帝发丧——这时候才想起来，可见是在做秀。不过这个秀做得却很像：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其实，义帝对诸侯的影响力，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但是他的被杀毕竟给了刘邦一个出师的理由，这和后来“清君侧”被屡屡使用是一个道理。
给义帝发丧完毕之后，刘邦开始着手拉拢诸侯。他用尽各种手段，拉拢诸侯离开项羽，来与自己结盟。于是，在一番号召之下，他的队伍空前膨胀，达到五十六万之众，浩浩荡荡地开到项羽的大本营彭城。这时的项羽正领兵在外，国都空虚，彭城的守军看着外面黑压压的诸侯联军虚汗直冒。在联军浩大的声势下，不堪一击的彭城很快就被拿下。
刘邦进了城后，老毛病又犯了，自信心开始极度膨胀。完全被轻易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日夜宴饮高歌，得意忘形。但他没想到，自己正陷入一个潜在的危机中。
刘邦组织起来的联军虽然表面上气势旺盛、英姿勃发，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人心不一，统辖起来相当困难，一旦发生突变，立刻就会溃不成军，甚至自相践踏。
这种隐患很快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从齐国赶回的项羽仅仅用了三万精兵，就将外强中干的联军掀了个底朝天。
项羽一马当先，率领他的大军横冲直撞，各路军队纷纷夺路狂奔，四散逃命，一时间，树倒猕猴散，飞鸟各投林，谁也顾不得谁了。汉军被楚军一路追击，直到睢水河边，撤退之间骚乱大起，十余万人被挤落水中，睢水为之断流。汉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公元前的天空，萧索的空气悲哀地回旋在堆砌如山的尸体上方，刘邦看着自己不堪一击的队伍，远处气势如虹的楚军，仰头对着惨淡的天空叹了口气，完了。
于是，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次狼狈不堪的落荒大逃亡。
幸好刘邦福大命大，他身边还有个赤胆忠心的夏侯婴！在混乱之中，刘邦依靠夏侯婴的掩护在茫茫的黄沙中逃出了楚人的视线。就在逃亡路上，刘邦又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于是带着他们一起逃命。
楚军很快就追了上来，眼看就要成为自己的俘虏了，刘邦为求自保，做出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他亲手将两个孩子推下了车。不知道他们当时乘坐的是什么车，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是三人乘坐的战车。其实，两个小孩能有多大分量，把他们推下去，与其说是为了减负，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楚军的视线，扰乱他们的追踪队伍。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邦的骨子里其实是相当狠毒和自私的，为了自己逃命，可以完全不顾亲身骨肉的死活。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最后的成功，素来老辣的他深知笼络民心最直接的方法——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满足了天下人的利益要求，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毕竟，对于一般的百姓而言，他们往往不在乎统治者是谁，他的品质究竟如何。无论站在权力巅峰的那个人以怎样的手段登上自己的人生至高点，只要他能给予黎庶们一个平静安宁的人生，那就足够了。分分合合的几千年里，有一半的时间，保住小命是普通百姓人生中唯一的指望。而刘邦的种种表现，是作秀也好，是真心为民也好，总算是给百姓们一个希望。于是，即使在刘邦最惨的时候，民心仍然在他这一边。
点评：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深谙此理的刘邦，正是凭着这种识见，一直保持着“宽厚长者”的称誉，奠定起他最后功成名就的基石。与此相对的是，项羽之所以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真正地行仁义、施仁政。灭秦之后，项羽仍“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所作所为，正如樊哙所责，是“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唯恐不胜”的“亡秦之续”。这当然会失去“苦秦久矣”的民心。民心既失，焉能不败？
有了失误就及时改正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俗话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有了失误就及时改正，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可有的人就是放不下面子，不但不肯承认，而且死不悔改。其实，我们往往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不过是缺乏正规和承认它的勇气罢了。而在这一点上，正是我们需要向古人学习的地方。
刘邦虽说是一个杰出谋略家，但是他很少自己出谋划策，而是充分利用别人的谋略，这就是他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著名的“刘敬谏和番”就是这方面的好例子。
刘敬是齐国人，本名娄敬，因劝谏刘邦建都关中，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奋君。刘敬在刘邦手下，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劝谏刘邦建都关中，一件是劝涑刘邦和番。
刘邦分封的异姓王，有一个叫韩王信，他的名字叫姬信，是韩衰王的后代子孙，孔武有力。韩王姬信的封地本来在中原咽喉之地，但是刘邦认为他勇敢，可能是因为他个子商大，将太原郡改为韩国，令他前去镇守，抵御匈奴。韩于信到了韩国都城晋阳，认为晋阳距离边塞太远，无法有效地抵御匈奴，征得刘邦同意，把都城建在马邑。韩王信在马邑修城墙，挖壕沟，招兵买马，训练骑兵，防备匈奴入侵。
冒顿听说中国皇帝派人镇守，防范他们，立即组织70万人马包围了马邑。
韩王信看到匈奴大兵蜂拥而至，自思只可一时据守，不能长期固守，立即派人向刘邦求救。长安到马邑相隔千里，救兵一时难到，但足匈奴入寇不是来比武，要等救兵到了再开始攻城。冒顿正要乘此机会攻占马邑。匈奴连夜攻城，韩王信激战几日，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城内伤亡日益严重，匈奴攻势却越来越紧。
形势越来越紧，韩王信心生一计，派使求和，来个缓兵待援之计。可是这个消息却见风而散，很快传到了正在救援途中的汉车首领耳中。这些汉军首领不像原来那样星夜兼程救援，而是停下来派人向刘邦报告。刘邦自从当上皇帝以后，最怕人谋反和通敌，得到报告，怀疑韩王信有二心，立即修书遣使严加斥责。韩王信思前想后，联想到韩信等人如此齐天大功而今落得灭族的下场，无计可施。外有匈奴几十万虎狼之师，内被刘邦无端怀疑，韩王信无奈之下，献出马邑，降了匈奴。
冒顿有韩王信带路，很快攻到了太原郡。
刘邦听说韩王信反了，带兵袭击太原，勃然大怒，御驾亲征。这是汉天子的第一次大规模用兵，战将如云，谋臣似雨，共起马步军兵几十万。当时匈奴已经撤回，韩王信抵敌不住，战败逃往匈奴。
韩王信逃到匈奴，报告情况，冒顿立即派左右贤王率领万余骑兵屯兵广武阻击汉军，韩王信率兵攻打太原。汉军再败韩王信于晋阳城下，乘胜追击，大获全胜。
当年天气大寒，连日大雪飞扬。汉兵大都是南方人，怎能抵挡如此寒流，汉军将帅兵卒苦不堪言。可是匈奴之兵却习以为常。
刘邦驻军夏阳，听说冒顿屯兵代谷，准备发兵攻打，连派十数批侦察往探敌情。
刘邦叫来刘敬，叫他再去匈奴探听虚实。刘敬刚走，刘邦急于求成，兵出晋阳，向代谷进军。匈奴一遇汉军，不战而退。汉军一帆风顺，翻句注山，直抵广武。
此刻，刘敬风尘仆仆赶了回来，急报刘邦：“两国交兵，理当夸耀武力，威胁敌人，增长十气。可我去匈奴，只见到处全是弱兵瘦马。冒顿仅凭如此兵马，怎么能够横行塞北，占领大片土地？冒顿常用骄兵之计，匈奴不能打，皇上应该紧急回师！”
当时汉军前队已经去远，刘邦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听到刘敬泼冷水，不觉大怒。刘邦骂道：“你这个齐国下人，凭一张巧嘴，老子已经封你官。如今你竟敢对敌情妄加评论，扰乱军心！”
刘邦下令将他关押起来，自统大军，加速北进，几日也难遇到一个敌兵，求战之心更切。刘邦的骑兵把步兵抛得老远，战线长达数百里，前锋与刘邦不觉来到了平城。汉军已是人困马乏，正准备扎寨安雷。
突然之间，马蹄得得，尘烟腾空而来，匈奴骑兵仿佛从地平线下钻将出来，从往口平静的旷野上四面八方包抄上来。
大惊之下，刘邦急忙下令分头迎敌。
两军骑兵卷起的烟雾很快交汇在一起，呛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战马的嘶呜声，兵器的撞击声，弓箭的呼啸声，将士的喊杀声，组成人类自相残杀的雄壮交响曲，回荡在平城上空，震撼着平城大地……
冒顿数十万凶悍之兵，刘邦数万疲劳之师，在这里厮杀起来。汉军不顾生死，奋力拼杀，激战半日。可是匈奴兵马越来越多，越杀越勇，这批肉食动物远比草食动物汉军更有耐力，更加凶勇，汉军渐渐难以抵敌……
刘邦就这样被围困在白登山，长达七日，幸得陈平妙计，刘邦才得以脱身，回到广武，立即放出刘敬。
刘邦说：“我不听你的金玉良言，果然被困平城。前几次那些探听不实的侦察，我已经全部斩首，以此谢你。”
刘邦加封刘敬为关内侯，食邑二千户，号为建信君。
刘邦此次征匈奴，在白登山差点当了俘虏，不胜而返。匈奴在韩王信等人的密切配合下，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刘邦心烦意乱，令人叫关内侯刘敬入宫商议对敌之策。
刘敬说：“天下初定，士卒疲惫，将校劳顿，百姓厌战，不宜出师远征，再动干戈。制服匈奴边患，不可全凭武力。冒顿杀父自主，以后母为妻，心如虎狼，专恃武力，不可以跟他讲究仁义。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要想办法叫匈奴的子孙后代都向大汉皇帝俯首称臣，这才是万全之计。我有一策，但是恐怕皇帝下不了这个决心。”
刘邦说：“如果切实可行，有什么不能！你有何计？快说出来我听听！”
“皇上如果真想安定匈奴，只有和亲一计简便可行。如果皇上能够将嫡长公主下嫁匈奴单于，厚加赏赐；单于得知是汉天子嫡长公主，又有如此厚礼，必然立为阏氏，牛子必为太子，将来即位必为单于，为什么呢？单于贪图大汉重礼。皇上每年送些匈奴缺乏的珍奇物品，又派人去教他们学习中国礼义，时间一长，风气必会好转。冒顿单于在世，是皇上女婿；冒顿死了，皇上外孙就是单于。皇上想想，哪有女婿、外孙与岳父、外祖父为敌的道理？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长治久安之策。但是如果皇上舍不得嫡长公主，以其他人假冒，被冒顿觉察，惟恐事与愿违。”
刘邦觉得此计大妙。刘敬退下后，刘邦自往后宫，将和亲之事告诉吕后。
吕后一听，大惊大哭，死活不肯。刘邦碍于结发夫妻，长期患难，不便强行颁诏，只得恨恨而出。吕后害怕夜长梦多，把鲁元公主嫁给赵王张敖完事。
刘邦也不过于追问，因为他天生就是如此。但是和亲之事不能因此罢休，刘邦只得选一外庶人家秀女，诈称嫡长公主嫁给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刘邦坚持和亲之策，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代，都是明智之举。
评点：
一个二流子能成功，毕竟有他超出常人的地方。刘邦虽然在用兵、谋略方面都不是好手，但他有一项本事是别人比不上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底细，不冒充行家，把事情都交给能干的人去干，所以失误比较少。即使有时候办了错事，也敢于改正。有了自知之明，事情就好办了。
刘邦为什么能赢
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
假定，刘邦，项羽，秦王子婴同处一条船，他们遇到风浪迷了路。少量的淡水和食品用完后，只能通过人吃人获得补给。三人中，只有一人能上岸，谁最先被吃掉？谁上岸？
答：子婴先被吃掉，刘邦最终上岸。过程如下：
刘邦悄悄对项羽说：“兄弟，报仇的机会来了。此时若不动手，更待何时？”
项羽说道：“我正有此意。”于是项羽把子婴杀了。
最后还剩两人的时候，刘邦又说了：“兄弟，你把我杀了吧，我实在不愿上岸后背负着杀害兄弟的名声度过余生。”
于是乎，项羽大吼一声“你是叫我来背负吗？”拔出宝剑自刎了！最后是刘邦上岸了。路人皆来围观，刘邦道：这个子婴，他明知打不过我兄弟，就在背后偷袭我，我兄弟为了救我，挡了这一剑。我怒火中烧，沧浪浪宝剑出鞘将子婴砍成了肉泥。从此，天下就流传着两个英雄的故事：一个舍身救兄，一个为弟报仇！
笑话虽然荒诞，却很生动地描绘出刘邦与项羽的性格特点。
一个生性冲动，一个老谋深算。
历史已经用事实证明，在双方的战争中，是刘邦获得了胜利。那么，草根出身的他凭借一支仅有百余人的起义队伍，登上反暴秦的历史舞台，最后击败强大的西楚霸王项羽，夺得西汉开国皇帝的桂冠，其中的奥妙是什么呢？当然是用人！刘邦无疑是个很有魅力的领导者，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甘愿为他卖命？
这一点，项羽就差远了，所以他才败得那么惨。
与“鞭挞天下，威震四海”的秦始皇相比，刘邦的出身以及打江山的资本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他没有潼关、崤山之险，也没有关中、巴蜀之富，更谈不上有秦国的那样一支“铁血军团”。但就是这么一个甚至带有浓重“流氓”色彩与习气的刘邦，却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让刚刚一统天下的秦朝二世灭亡，开创了汉家四百多年的基业。
因此，刘邦的成功，自有他的道理。
项羽是锐不可当的27岁霸王，刘邦是年逾50的垂老之人；项羽乃名将之后，刘邦为默默无名的农家子弟；项羽受过严格的大将训练，刘邦本身非将才，集结的亦多乌合之众，同时起兵，一个兵多将多，一个兵力极弱！一个生于有钱官家，却视钱如狂；一个出生穷困，却能纳谏如流，封秦重财物于府库，不取分文，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用虚伪，狡猾所能说清楚的！没错，在个人气质上，刘邦的确工于心计，但在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如果没有一点心机，早就死过几回了。
如今，让我们来客观地分析一下：刘邦与项羽，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很多人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刘邦虽然胜了，却不算英雄，项羽才算！
几千年来，人们往往对成功的刘邦颇有微词，对全军覆灭的项羽到颇多同情。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更有千古绝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是仔细想想，刘邦就真的那么可恨，项羽就真的那么值得同情吗？
仔细推敲一下，却发现这个论断很难站得住脚。项羽之所以被人们冠以英雄的称号，不外乎他作战勇猛、气力过人统兵打仗堪称一绝。但是他的种种缺陷却被人忽略了，他的残暴不仁，他的滥杀无辜，总是被人们轻轻略过。
是问这样一个杀人如麻，人人恐惧的人，如何统治好一个国家？
从这一点来说，刘邦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有敢作大梦的大器量、不在乎世俗评价的大胆行为、过人的包容力和忍耐力、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项羽虽然也是英雄，的确有中国人的气节，传统英雄的品质，但和刘邦一起论，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英雄而已！
舍小我，成大我者！才是大英雄！
当然，刘邦的最后胜出，不仅仅因为他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还得益于他对张良、萧何和韩信的绝对信任，但又处处提防自领一军的韩信。
这其中，尤其是对韩信的重用与控制，可以看出刘邦的用人之能。
公元前205年，刘邦在成皋被项羽打败，带着萧何等人，狼狈不堪地逃往修武的韩信、张耳大营。但他没有直接去找韩信，而是仔细分析了一下形式。当时，刘邦的力量是最弱的时刻，如果韩信稍有异心，想要自立或者擒杀刘邦投降项羽，刘邦其人从此消失。所以，刘邦“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信为相国”。
刘邦大清早跑到韩信军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军权。然后以高官厚禄稳定韩信，随后调集军队攻击齐国。这一招棋变被动为主动，实在是走的漂亮。
韩信攻下齐国后，又有自立苗头，以“假王”邀功试探刘邦的反应时，刘邦先是大怒，其后在张良和陈平的暗示下，汉王马上转变口风：“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并命张良前去授封韩信为齐王。通过这件事，说明刘邦以大局为重的胸襟，他能够随机应变，善于接纳谋臣的意见。
与刘邦相对的是，项羽在战略上、政治上和组织管理上几乎处处表现出“独断专横”、“残暴不仁”、“目光短浅”以及赏罚不明，狐疑猜忌……等一系列的作风，每一个缺点都足以导致他的失败，唯一的优点只是：暂时性的军事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羽在军事在上的优势，也被刘邦越来越大的民心瓦解了。
除了用人和民心以外，刘邦的军事才能也是他成为赢家的一个因素。
关于刘邦的军事能力，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
自从斩白蛇起义以来，刘邦的后半辈子差不多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据说，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
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
这说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总之，刘邦能赢，还是赢在综合素质上，他的心机，用人甚至军事才能，都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点评：
通过对刘邦与项羽的比较与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刘邦在争霸天下的道路上，是不断成长的。随着地位的改变，他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无赖之徒，好色之士，在战争中，在与项羽的不断斗争中，他终于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开国领袖。而项羽，一味崇尚武力，失道而寡助，暴虐而失民心，失败是无可避免的了。
草根英雄战胜了贵族骑士
刘邦出身市井，是个地地道道的草根阶层。他虽然最后成为大汉朝的开国皇帝，但在史书上对他这个人的评价并不高明。《史记》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喝酒赊欠酒钱就叫做“贳酒”）”，即使是《汉书》，也原文照录这几句文字。
这样一个人，放在今天来说，也就是的街头混混。再说项羽，他是个贵族，楚国名将之后，“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
作为春秋战国的贵族后代，项羽在思想行事就会保持贵族的高傲和骑士精神。他这种骑士作风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比如士兵受伤了，项羽会哭着慰问他们，鸿门宴项羽最终也下不了手杀刘邦，还比如项羽想和刘邦一对一解决问题，典型的骑士决斗；项羽在城下威胁要油炸刘邦的老父，刘邦嬉皮笑脸的说：“我们是兄弟，我老爸也就是你老爸，你要炸就炸，炸八分熟，分我一块肉吃”，刘邦摸准了项羽是个骑士，根本做不出那样有失贵族体面的事情；再比如项羽很礼贤下士，尊敬士大夫。最可爱的是，在垓下四面楚歌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虞兮虞兮奈若何”，换成刘邦、刘备，早就老婆孩子都不要了逃命。
两人出身不同阶层，但是自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刘邦有诈术、权变——智谋也，项羽豪气逼人，并且“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武力也。
一个是平民无赖，酒色之徒；一个是贵族之后，武壮无敌。
刘邦与项羽的战争，与其说是两个乱世英雄的争霸，倒不如说是两个阶层之间的斗争。身世差别，当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后来在政治上、战略上、军事上以及用人机制、组织管理政权诸方面的较量了。
最终，草根英雄刘邦战胜了贵族骑士项羽。这种胜利，绝不是偶然，具体表现在战略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管理上等几个因素。
首先在战略上，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在蜀中苦心经营，建立了一块相对稳定、能够提供兵源和粮食的根据地——川蜀及关中。而项羽却放着咸阳城不要，跑会老家彭城去建立国都。这个选择非常失误，因为彭城根本无险可守，根本不能作为稳定的后方。
其次在政治思想上，刘邦通过“赤帝子下凡”的传言给自己蒙上一层耀眼的光环，从而向世人证实自己是天命所归。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得到人民支持的措施，从而树立了很高的民望；他随着与项羽的战事的开展，通过外交及必要的“政治阴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瓦解或离间敌人的内部团结，陈平和随何则是实行这一措施的代表人物。而项羽阵营，完全没有舆论优势，也没有优秀的外教人才。
再次是在军事上，刘邦即有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张良，又有决胜千里的杰出统帅韩信。这说明他虽然自己打仗不行，却能发现人才，重用人才。项羽也有猛将龙且、钟离昧等，可是与韩信相比，只能望其项背！
最后是在组织管理上，这也是以上三方面的总括，汉初“三杰”忠实而有才能，分别承担作战、行政、思想意识及经济领域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开展及最终的完成，既是消灭项羽的基础和后盾，又为开创王朝，接管政权做好了准备。
以上种种因素，放在楚汉战争中，就演变成了一场人才和人心的较量。随着战争的进行，刘邦在各种因素上的优势，渐渐显现出来。
楚汉战争历时八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刘邦处于下风，屡次被项羽杀得大败而归。后来，刘邦离间了项羽和范增，逐渐占据上风，最后将项羽彻底打败。
楚汉战争初期，刘邦先取洛阳，再取彭城。项羽带领精兵三万一天之内便将汉军打败，在汉军撤退时，又被项羽追杀消灭了几十万军队，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后被项羽抓获。原来跟随刘邦的其他各路诸侯王见刘邦大败，先后舍他而去。
这一阶段，刘邦输的很惨，差点连老本都赔光了。
据《史记》记载，彭城一役，项羽三万楚军一举击溃刘邦近六十万联军，经历了彭城得失前后大起大落的刘邦，心情很糟，在离开下邑去虞县的路上，他跳下马来，把张良叫到跟前，手扶着马鞍子说：“关外的土地，我不想要了。只要有人能帮我打败项羽，我就把这些土地送给他们。不知道有谁可以同我一起建立这等功业？”
张良告诉刘邦：“可以帮助您打败项羽的人，共有三个，九江王英布是项羽最勇健的猛将，现在同项羽已生隔阂；彭越在梁地反楚，已成气候。这两个人马上可以去联络。汉王麾下诸将，只有韩信可托付大事，是独挡一面的统帅之才。您把土地分封给这三人，一定可以消灭项羽！”
刘邦退到荥阳之后，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很快重振旗鼓，在荥阳的南边打败了项羽的军队，两军在荥阳一带开始对峙。后来，刘邦策反了项羽的大将英布，分化了项羽，双方的力量进一步朝着刘邦倾斜。但项羽毕竟不是一般人物，他派兵侵扰汉军的运粮通道，最终将荥阳的汉军围困起来。刘邦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逼走了范增。
当初张良向刘邦推荐的三个人也很快起到了作用，刘邦为了笼络他们。先后裂土封王，韩信被封了齐王，后改封楚王；彭越被封为梁王；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之后，三人会师垓下，霸王别姬之后，自刎乌江。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建立汉朝。
建国之初，刘邦先将都城定在了洛阳，并在洛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功会。酒宴之上，刘邦和众人总结楚汉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刘邦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
刘邦的总结很准确，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们的骑士终于斗不过草根流氓，在乌江败下阵来。虽然刘邦代表着“历史的方向”，而项羽代表着“不合时宜”，所以项羽说是天要灭他，也没错，因为时代变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人物。
赢得天下的刘邦，从草根成功升华为一个人格化的帝王；而项羽至死还是个活生生的人，项羽的死也代表着春秋以来的骑士时代的彻底结束，虎豹精神的结束。
点评：
草根阶层出身的刘邦，与贵族骑士项羽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项羽的骑士精神更在意过程的完美和英雄业绩，而对于草根英雄刘邦来说，就没有这样的禁忌。项羽打完了仗并没有要一统天下，而是回到彭城衣锦还乡，这在旁人看来胸无大志，可是项羽想维持的是类似春秋的局面，他的目标是做个春秋的盟主。刘邦想着统一天下，为着这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朱元璋：严肃纪律以求军民同心
朱元璋自立门户之后，带领他的团队经过辛苦打拼，总算积累了可以发家的大本钱——一支军纪严明，能打硬仗的军队。不仅如此，他还占据了得天独厚的金陵城，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是建立霸业的基础。
接下来，朱元璋就开始一心一意地经营起自己的“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赢得民心，朱元璋颁布了严格的军事纪律，严禁掠夺百姓，严禁掠人妻女。经过一番整顿，他的队伍在行军过程中，对百姓秋毫无犯。附近百姓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义军，于是对这支队伍非常拥戴，盼望他们能够推翻暴政。
与朱元璋的队伍相比，其他起义军的纪律可就差多了。有的甚至与土匪没什么两样，打到那里就抢到那里。就连郭子兴也认为，打下一座城池时，纵兵抢劫是理所当然的，甚至鼓励手下这么干。早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谨，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两相比较之下，朱元璋的军队当然更得民心。
朱元璋之所以军纪严明，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出身穷苦，对劳苦大众有一种同情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首席谋士李善长的劝导。李善长学贯古今，是个大儒，他当然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赢得威信，否则，就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
公元1356年左右，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士兵们浴血奋战，一连攻占了许多地方，所以易于抢掠。结果，每攻占一个地方，总会发生抢劫百姓的事件。朱元璋大怒之下，下令凡抢掠者立刻斩首，绝不姑息，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并未能完全禁止抢掠。朱元璋为此，也非常头疼。
后来，朱元璋派兵攻打镇江，他估计到时候军队又要抢掠，就找李善长商议应付的对策。李善长想了想，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戏。
攻打镇江的军队出发之前，朱元璋突然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未战之前，先斩大将，而且还是徐达这么大的大将，这把所有人都唬住了。这时候李善长恰逢时机地站了出来，通过他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
他们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士兵们私下议论说，朱元璋真是铁面无私，连徐达犯了军法都不肯放过，还肯饶恕无名小兵？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
1366年8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统帅兵马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出发之前，朱元璋亲自为三军将士送行，告诉他们这次征战的意义是为民除虐，目标是攻取浙西与平江。
在誓师大会上，他再三告诫将士们一定要注意纪律，爱护士兵：“不得抢掠，不得杀戮，不得挖人坟墓，不得烧毁房屋。特别是张士诚母亲之墓，切记不能损毁。尔等千万注意勿让左右亲信欺侮军士。尔等的功劳应让给士卒，好好地对待他们。”
为了争取民心，朱元璋发布了《平周榜》，指斥了元朝的腐败和利用宗教起义的明教。在详细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和自己起兵的经历之后，宣布了张士诚的八大罪状，以证明自己出师的正义性。最后，他宣布了对东吴军民的政策：
“吾已诫饬军队，征讨时只歼罪魁首恶，胁从者不问。凡背吾投张的臣民，及被俘军士，只要悔悟来归，一概免其前罪。张氏臣僚，若顺识天时，或举城归附，或弃刀投降，吾不吝名爵，必会赏赐。东吴境内百姓，只要能安业不动，即是吾之良民。原有的田产房屋，仍归前主，只需依额纳粮，此外决无科取，使汝等永居乡里，保全家室。如有聚众抗拒王师者，立即派兵剿灭，将其宗族迁往五溪、两广边远之地，永离乡土，去抵御边戎入侵。”
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朱元璋还不放心，他又召徐达、常遇春面授征讨方略：“出征之后，张士诚若举城来归，不劳吾师征杀，吾必保全他。若须用兵，城破之后，也不要妄杀其将士，要安抚其人民。”
从这些做法上可以看出，朱元璋真是用心良苦。为了赢得民心归附，他在军队纪律上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当然，有时为了严肃军纪，朱元璋不得不动点真格的。
有一次，朱元璋的军队攻占了一个叫做婺州的城市。破城第一天，朱元璋就叫人写了一份“约法四章”，在城市里四处张贴。大意就是所有士兵，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扰民。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朱元璋还派人组成“执法队”，在城里四处巡逻。一旦发现有士兵违反了“约法三章”，立刻抓起来，不管是谁，一律就地正法。
可没过几天，有个叫胡德济的军官居然违抗军纪，在婺州城里公然强抢良家妇女，被“执法队”逮个正着。这一下，朱元璋可遇到了难题。如果是一般的军官，杀也就杀了，朱元璋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可这胡德济是大将胡大海的儿子，搞不好会闹成兵变。
且看朱元璋是如何处理的——
朱元璋慢慢走了进来，婺州大堂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文武官吏小心翼翼地站在两侧，人人都能感受到今天气氛的不寻常，压抑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
朱元璋脸上看不出一点喜怒哀乐的表情，他抬起手，将腰间的玉带向下压了压。这通常是他发怒要杀人时惯有的动作，他身边的人都怕见到这个动作，不知道今天要拿谁开刀。
朱元璋扫视帐下，忽然问：“胡德济来了吗？”
胡德济浑身一震，慌忙站了出来：“末将在。”他上前几步，小心地溜了朱元璋一眼，心里直打鼓，这种气氛里，叫谁谁都吃不消。
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婺州一仗，你有很大收益吧？”
胡德济胆怯地向上望望，说：“末将谨守军规，未敢造次。”
朱元璋突然收敛了笑容，劈头便问：“你抢了几个女人啊？”
胡德济大惊，急忙否认：“这是有人诬陷，求大人做主。”
朱元璋说：“若讲诬陷，那就是我诬陷你了？”这话说得更重。
他随后叫了声：“把人带上来。”
当大门外带上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女子时，胡德济傻了，扑通一下跪下去，连连叩头：“求主公饶命。”
朱元璋问：“你自己说说，你该当何罪？”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光求饶是没有用的。胡德济只好自救了，他知道，现在惟一能救自己一命的，只有是他父亲这杆大旗了。胡大海为朱元璋南征北讨，是他不可不倚重的大将。
于是，胡德济大呼：“主公，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饶我一死吧。”
这一喊，朱元璋确实怔了一下。他下此令前，并不是没考虑过胡大海的感受如何。经胡德济这么一喊，朱元璋不能不悚然心惊，他能不想到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吗？
一旁的冯国用看出了朱元璋内心的动摇，便不失时机地劝说朱元璋网开一面，可改死刑为杖刑，念他是初犯，其父勇猛善战，大功屡建……他还没敢说出过格的刺激话来。
但这一会儿，朱元璋又变得镇定了。
朱元璋说功是功，过是过，其父之功也不能买其子之罪。
这一来，冯国用不能不晓以利害了，否则会因小失大。他附在朱元璋耳边小声提醒，要防止事急生变，胡大海统十万大军，在浙东征讨，他的儿子却在这里被正法，他万一想不开，负气叛乱，不就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了吗？
朱元璋早已将这顾虑放到脑后了，所以他的心不为所动，他明显看到了胡德济脸上的得意之色，更加愤恨。这话本是悄悄话，朱元璋却公布于众了，他向众人说：“你们知道冯先生跟我说什么吗？”众人颇为紧张，冯国用更是紧张而又尴尬。
朱元璋承认冯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他怕手握重兵的胡大海因儿子被杀而反叛。
真是语惊四座，好多人吓了一跳，冯国用更是有无地自容之感。
朱元璋道：“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冒着胡大海反叛的风险，也要执法如山，非杀胡德济不可。”人们都低下头不敢看他，更不要说犯颜直谏了。
朱元璋于是下令：“将犯人推出去斩首示众！”
卫兵押着不停叫嚷的胡德济出了大门。
点评：
自古地民心者得天下，但民心绝不是喊喊口号就能获得的，那需要靠实际行动去赢取。朱元璋当然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治军之严，也是出了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出身穷苦，对百姓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治策略。
成大事，绝不骄傲自满
对一个开创事业的人来说，在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千万不要骄傲自满。在这时候，如何少犯、不犯大的失误，保持旺盛的斗志，比最初白手起家还要艰难。古今多少豪杰驶过上游的急流险滩，却在宽阔的中游停滞乃至翻船。关键在于是否能明辨大局，调整策略，适应新情况。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笑到最后。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大事者对主要敌人的脾气、秉性摸得越透越好。越是大战在即，人本性中的优缺点越难掩盖，对决策起作用的往往是主帅的一时之念。
朱元璋在过江之后，最强劲的敌人是陈友谅和张士诚，他对两人的性格特点一清二楚，在战斗中利用对方的特点，为己所乘。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大战揭开。初战朱军不利，太平丢失后，陈友谅大军扬帆东下，直指南京。朱元璋部下很混乱，有主张拼死一战的，有主张暂避兵锋的，还有主张投降的。
朱元璋在听取了刘伯温的分析后认为：陈友谅志得意满，急于求成，正所谓骄兵必败。如果战法上诱敌深人，以伏兵邀击，打胜这一仗是完全有把握的。
于是，他部署陈友谅旧交康茂才诈降，引陈友谅前来。当时，将士对诱强敌前来的用意不甚理解，连李善长这样的重臣都提醒朱元璋：康茂才去约降，岂不是加速陈友谅前来的进程吗？朱元璋说，这正是我的用意。以我现在的力量，陈友谅已是劲敌，我们后面还有强大的张士诚。我最担心两方同时发力，前后夹击。陈友谅性情急躁冒进，张士诚优柔寡断。如果时间拖久了，陈由热变冷。张由冷变热，双方步调协调就不好办了。激陈友谅速来才能使两敌势分，便于各个击破。李善长立时服了朱元璋的知人之明。
朱元璋察人并非一成不变，也是根据变化的情势，判断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以后，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正式发布命令征讨张士诚。在未正式作出声讨决定前，他就是否应该马上对张用兵以及如何作战的方略等大问题，与群臣进行了反复谋划。大将常遇春认为打鸟先覆其巢，应直捣张士诚大本营苏州。朱元璋不同意，他认为张士诚出身盐贩子，好勇斗狠，敢玩命，讲义气，张士诚和手下的张天琪等互为手足。如果张士诚被逼到绝路上了，另外两人不会坐视其灭亡，一定会拼死相救。那将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胜负难料。所以，正确策略是先消除外围力量，截断张士诚的退路，再稳扎稳打向苏州逼围。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正确的。
而对另一个对手方国珍，朱元璋可谓看透了他的肝肺。吴元年（1367）九月初一，苏州将陷的前夕，朱元璋派参政朱亮祖率浙江衢州、金华等处地方驻军讨伐方国珍。朱元璋交待朱亮祖：“方国珍鱼盐贩子出身，懒惰偷生，骑墙观望。今天出兵征讨，势当必克。他没有妙着，只有泛海逃遁罢了。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妄杀一人。”
正是洞悉方的性情，朱元璋才设计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以兵威制敌，减少了军队损失，也减轻了人民的痛苦。在复杂纷乱的战局中，不但要对敌人的情况有详尽的了解，还应对整个局势包括敌、我、友等多方面有整体把握。要做到这点必须眼界要远，不囿于一时得失，不能急于求成。
朱元璋在渡江前，曾与元军进行过多次恶战，把当时江北元军主将蛮子海牙打得东奔西窜。大多数将领头脑膨胀起来。因而在如何夺取集庆的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讨论如何进军集庆时，全体部将都主张“直趋金陵”，即从南京对面渡江，直拔台城。这无论从军事或政治方面看，都是一种冒险战略。朱元璋反对这种冒险主张，主张对集庆周围实行迂回包抄，使金陵在战略上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然后一举拔之。古人云：盘根错节之既经，必有迎刃即解之一日。南京政权建立以后，朱元璋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设计了稳扎稳打战略，这些战略思想与驰鹜虚名、急功近利、斤厅计较于眼前得失和个人小利等境界是不同的。
当朱元璋扫灭了南方对手之后，元政权最后摆在面前。不断的胜利和一心想尽快坐天下的思想，使诸将中不少人认为应以百万之师直捣元都。朱元璋不仅看到己方的优势，也看到元军的优劣势。
元军经过红巾军的打击以及本身的火并，其实力已大大削弱，但他们毕竟占据着半壁江山，拥有众多人口和无数坚固的城池，如果北伐策略不当，达到倒元目的会遇到极大困难。他提出，最佳进军路线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也就是说，先肃清外围守敌，等到“天下形势人我掌握”，“彼势孤援绝”之时，一举夺取元都。可见，这是一个极为稳健的办法。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阐述对内对外政策时曾归纳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种历史的大智慧也是得益于朱元璋的启发。
朱元璋攻下徽州时，召休宁名儒朱升问时务，朱升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
至正二十四年，朱兀璋与孔克仁等论当时天下形势，朱元璋说：“兵足食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这完全是在实践朱升的战略。重视建立和建设军事据点和基地，围绕一个稳固的据点和基地，然后稳步向外发展和扩大，这实际上也是老成持重方针的一个延伸。
朱元璋本没有读过多少书，要治理天下，凭原先那一点点粗浅的学问是远远不够的，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耳濡目染，朱元璋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高，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他最终取得天下有很大的帮助。朱元璋勤奋好学的特点，体现在每时每刻，甚至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学习。
称帝后的朱元璋依旧保持着这个习惯，他专门命人在奉天门建了文渊阁，阁内收藏的经史子集等书籍十分齐全，自己在国务繁重的时候也经常抽空去，有人说朱元璋最终还是一个“粗人”，但他肯于不断学习的精神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大都习惯于东飘西荡，土地随得随失，胜利成果得不到保持和巩固。另有些农民起义领袖或其他雄豪虽建立了据点和基地，但却无远大理想与长远打算，贪图一时享乐而昧远图，结果同样不能有成。朱元璋重视全面的建设工作，从而使胜利有了强大的基础和保证。
评点：
人生在世，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绩，切莫骄傲自满，这是愚蠢的表现。过分的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是一种无知，虽能让人得一时之快，但最终却会给你带来失败的后果。元末群雄蜂起，斗争异常残酷。许多曾经独领风骚的势力相继灰飞烟灭，朱元璋却由弱变强，最后统一了全国。这是因为，朱元璋在过江后的历次胜利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察人、察势，保持了事业的正确方向。
代民罚罪，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
大元帝国瓦解之后，中华大地上群雄角逐，先后出现过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政权，然而，最终只有后起的朱元璋完成了一统。是什么原因使朱元璋铸就了如此宏基霸业？他的成功之道又有哪些？
首先，胆大心细、果敢机智、刚强坚毅的性格以及后来肯于不断虚心学习是使朱元璋成功的重要条件。朱元璋投效郭子兴门下以后，很快成为一名战将，地位明显高出比他早参加起义的童年伙伴，并且团结起一批优秀人物，深受拥护和爱戴，没有良好性格和的心理素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比如，在与陈友谅的数次战斗中，朱元璋屡出妙招，每每把兵力上的弱势转变成为战场上的胜势。两军上的最后一战，也是决定生死的一战，是在鄱阳湖上展开的。陈友谅发倾巢之兵，号称六十万，朱元璋也统兵二十余万，双方主力在鄱阳湖上苦战三十六天，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水战。
两方人马的实力对比，从战船的大小上一览无余。陈友谅的战船又高又大，最大的上下三层，载有战马，朱元璋的战船却都是小船，必要仰头才能望见敌人。不过，陈友谅的部队虽然在人数装备方面占优，但朱元璋的部队刚刚取得胜利，士气很高，双方综合起来旗鼓相当。双方力量各有优势，谁胜谁负还是一个悬念。
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尤其是后半段更是异常的惨烈，从火炮到弓弩再到白刃战，朱元璋身边的卫兵战死，坐舰被炮打碎，甚至有一回险些被俘，朱元璋都毫不退缩。战斗到最后一刻，陈友谅被流矢射死，余部随即溃败。虽然这一仗，朱元璋认为是运气帮助了自己，其实他临危不惧的勇气和坚毅的性格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大保证。
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朱元璋在起义一开始，就高高举起了“代民罚罪，替天行道”的大旗，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所以，他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朱元璋比谁都明白。
据说，朱元璋统一天下，登上皇位之后，曾在一个比较堂皇的场合中，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继而英俊来从，乃东渡大江，固守江东五郡，日积月增，至于数十万，修城池，缮甲兵，保全生齿，以待真人。”
这番话的意思是，我朱元璋只是“替天”暂时“行道”，所以才引得天下归附。言外之意，就是因为我救助了百姓，自然就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从而获得了“天命”，登上最高位置。其实，真正帮助朱元璋获得成功的，还是民心所向。
这不仅仅是套话，也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朱元璋出生贫寒，具有强烈的贫民感情，他对于当官不为民做主者极其痛恨，对于坑害百姓者更是不共戴天。这种朴素的感情，使得他在造反的时候，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在朱元璋的内心，始终坚信自己秉承天意，替天行道，也就是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正义。这一信念，直到他死都没有改变过。他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官要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办事；民要不辞辛苦，还要厉行节约。简而言之，就是官吏勤而廉，民众勤而俭。无论对官对民，他都要求做到“勤劳”，这一点倒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的文化传统。只可惜，这样的社会也只能在理想中存在，要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太难了。
一个人的社会理想，只能来自于社会环境。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在朱元璋生活的时代，只能产生朱元璋式的社会理想。
“人生最快乐的事，杀人性命，夺尽其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友痛哭，淫其妻女”。这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伟大理想”和豪言壮语。这番话听起来实在刺耳，不像是一个君主的理想，倒像一个强盗的宣言。其实，成吉思汗的话从今天来看固然野蛮，但当时本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时代，无可厚非。
事实上，元朝统治者本是草原上的野蛮民族，他们对汉族的统治也是非常野蛮的。传说，汉族人姑娘要结婚时，必须先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觉，也就是新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所以当时的许多汉人结婚后要把生下来的第一胎婴儿摔死。
元朝建立后，在经济制度上也同样野蛮。他们对汉族农业地区实行包税制，就是一个地区的税务，承包给某个人去收。这种制度不用说有多腐败。元朝官吏大多是这样一种形象：一味吃肉喝酒玩女人，经常喝得烂醉如泥，或者胡乱断案，或者稀里糊涂不理政事，他们持“只管今天醉生梦死，不管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