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建国后，对外一贯奉行屈辱投降政策，每年用大量的银子、布帛、茶叶献给辽和西夏，以求其不来侵扰。而宋王朝又养兵甚多，待遇优厚，但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毫无战斗力可言，作战屡战屡败。对于北宋王朝的屈辱投降，不修武备，欧阳修多次提出尖锐批评。他在《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中说：“臣窃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绝无处置，因循弛慢，谁复担心！”批评黄河以北不设防备，朝臣偷闲苟安，不替国家分忧；在《论军中选将札子》中，他又说：“臣亦历考前世有国之君，多于无事之际，恃安忘危……然未有于用兵之时而忘武备如今日者！”历史上曾有居安而不思危之君，但少有处危而不思危之君。如今宋王朝面临强敌威胁，而却如此不重武备，把矛头直接指向当朝皇帝宋仁宗。这些批评和指责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十分尖锐和大胆的，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
欧阳修对北宋军队“兵骄吏冗”的状况尤为不满和忧虑。他在《原弊》一文中曾具体描述了京城禁军的情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卫兵去睡觉，连被子都要找人替他抱，禁兵自己吃的粮食，自己不背而要雇人背。欧阳修质问道：“兵骄若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连自己的生活都懒得自理的士兵，能出生入死地去为国打仗吗？他力主加强军队训练，以提高战斗力。而对于军队中“冗吏”的问题，欧阳修更加关注。他认为军队中不仅是“吏冗”（将领太多），更主要的是朝廷所用非人。对军队中的不法之徒，欧阳修毫不手软。如他曾任河北转运使，保州兵变后，大将李昭亮曾私纳妇女，通判冯博文等私下仿效。欧阳修揭发他们的奸情，将冯博文下狱，李昭亮惶恐，立即释放了妇女。同时欧阳修还写下了《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上奏朝廷，建议剥夺李昭亮的领兵权；并上奏章要求追查李昭亮的法律责任。欧阳修对军事改革曾提出过一系列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建议朝廷打破常规“选将”。在《论军中选将札子》中，他不但批评朝廷居安而不思危，而且点名批评朝廷所用非人，否定朝廷现行的“求将之法”。他认为现行的“命近臣举朝士换武官”及“选试班行方略”，而“近臣所举，不过俗吏材干之士，班行所选，乃是弓马一夫之勇。”这种状况必须改革。“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否则，“难弥当今之大患”。在《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中，他又明确表示，反对在选将问题上论资排辈的旧弊：“方今天下之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材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材……”不是天下没人才，而是朝廷不肯花费力气去选拔人才，当今选将之弊，尤在论资排辈，故“不材”之辈充斥军伍。解决的办法就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旧例，破格选用。
基于他对加强武备和整顿军队的认识，他又坚决反对宋朝与西夏议和。北宋军力不济，屡败于辽和西夏。吃败仗之后，继之就是割地赔款。从仁宗庆历三年到庆历四年，欧阳修前后十余次上疏，反对朝廷与西夏议和，但意见也未被采纳。他在《论与元昊约不攻嗗（gǔ）厮罗（藏语，佛子）札子》中说：“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取臣说。今议和垂就（将成），祸胎已成。”“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有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他力排众议，反对议和，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魄力、胆识和远大目光。
欧阳修不是军人，也不专门研究军事，但他对宋王朝的命运十分关切。他洞悉军中情况，探讨宋朝屈辱投降的症结所在，不计个人安危，直言极谏，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不愧为解决宋朝武备松弛，受制于人问题的良方。可惜的是，因循苟且的北宋君臣对欧阳修的良苦用心不予理解；对其所开良方妙药不加理睬；故其对外屈辱投降大局不能改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