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愚溪之后，柳宗元度过了几年较为平静的田园生活。他虽被贬谪，但仍是“官吏”，家中仍有“役夫”和“女隶”，加上他又和一女子结合，有了主妇，“家”也似乎像个家了。他曾写下《溪居》一诗，描绘自己的生活状况：“久为簪组（做官）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晚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闲适的田园生活，使他有了一种摆脱“尘网”、闲居山林当隐士的感觉。他甚至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但他终不能“甘终为永州民”。他的济世热情，仍在心灵深处激荡；政治理想虽化为泡影，但渴望重被起用，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一刻也不曾泯灭。元和五六年后，他曾先后致书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荆南节度使严绶，四川节度使武元衡，岭南节度使郑絪等，其目的仍是求助，然而这一切并未能改变他的处境。
岁月迁延，到了他在永州的第十个年头，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精神也似乎耗尽，看到曾经被他描写得那么美好的永州的山峦，觉得自己好像被囚禁于其中，遂写下了《囚山赋》一文：“匪兕（sì，雌犀牛）吾为柙（xiá，关野兽的笼子）兮，匪豕（shǐ，猪）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昔日美好的永州群山，变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笼，抒写了无限的感慨和悲痛。他似乎真的感到山穷水尽，对前途彻底失望了。
但事实上，又似乎是天无绝人之路。唐宪宗即位之初，较有作为，整顿朝政，镇压藩镇，政局比较安定，经济上也有了一些积累，整个国家出现了“中兴”的迹象，而朝廷对“八司马”的态度也出现了松动。如元和八年（813），朝议曾打算以刘禹锡等人为远州刺史，逐渐被起用。后虽遭宰相武元衡的阻止而未能实现，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兆头。果然，不久，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朝廷发布诏令：“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资治通鉴》卷二三九）这无疑是朝廷根据形势需要而征召人才的一项措施，但对柳宗元等人来说，真可谓“久旱逢甘霖”，使他们大喜过望。诏书到达永州，应是在元和十年的一月间，柳宗元一时悲喜交加，写下了《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戏赠》一诗：“投荒垂一纪（十二年为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真实地表达了他接到诏书时那种如梦如幻、极度喜悦的心情。就这样，柳宗元结束了他十年“待罪南荒”的生活，怀着苏武归汉一样的“凯旋”之心动身前往他魂牵梦萦的京城长安。
柳宗元行程急速，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来到灞上，他兴奋不已，遂写下《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暂放下“十一年”“四千里”的磨难与悲伤，喜悦之情不可抑制，似乎路边的春光和鲜花也都在迎接自己。
柳宗元以洗雪沉冤的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京城，满怀着“复起为人”、大展宏图的渴望，但是，他太天真了！当时，朝廷确实需要有德有才的人才，朝中也确实有人主张起用永贞革新中的有识之士。但朝廷中多数当权派仍对这些革新派人物心存疑惧，竭力主张压制他们，特别是唐宪宗和宰相武元衡，对他们仍旧恨未消，而“八司马”中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等人，不但都无悔过自新的表示，而且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朝廷，这使他们深感不快。也正在此时，刘禹锡又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以桃花为喻，说现在的朝中新贵，都是在镇压了永贞革新之后爬上台的。辛辣的嘲讽，颇使执政者不喜。这虽只是一个个案，但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执政者对革新派的猜忌。于是，在他们返京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次新的任命又把他们统统逐出了京城。表面上看，他们都由州司马升任为州刺史，但贬斥的地方更加偏远了：韩泰得漳州（今福建省漳浦县），韩晔得汀州（今福建省上杭县北），刘禹锡得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陈谏得封州（今广东省郁南县北），而柳宗元得柳州（今广西柳州）。
可以说，柳宗元期待十年的这次工作调动，还没有来得及真正高兴起来，黄粱美梦已经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