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为相，掌握政府大权，全面推行新法，并将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贬出朝廷，相继起用了曾布、章惇等人。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罢相时，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章惇、曾孝宪等受命继续根究市易司事。而这些人多谋私利，推行新法甚不得力，政局出现极大困难。无奈之下，神宗只好请王安石二次出山。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出为相，但吕惠卿、章惇等人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打击排挤王安石，致使改革无法推进。熙宁九年春天以后，王安石屡次提出辞职，至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出知江宁府，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而韩缜、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相继控制朝政，继续推行新法。但王安石所强调的“摧制兼并”政策推行显见不力，弊政丛生。熙宁变法前后推行了十八年，虽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收益，但对造成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根本问题并未触及，未能使当时的统治制度发生大的变化。同时，由于王安石之后的新法推行者争权谋私，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后，遂将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一一贬黜。
宋哲宗元祐八年（1086），苏辙由秘书省校书郎升为右司谏。司谏是谏官之职，对于百官的考核、进退均有发言权。苏辙充分利用手中的职权，努力为朝廷清除奸佞之臣。
当时，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欲除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宋史·苏辙传》）这一年的闰二月，苏辙即上《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不久，蔡确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又有《乞罢蔡京知真定府状》，蔡京先被罢知开封府出知成德军；五月，又有《论蔡京知开封府不公第五状》；对于韩缜，苏辙多次上奏，先有《乞罢右仆射韩缜札子》，后有《乞责降韩缜第八状》，同年四月，韩缜被罢知颍昌府；对于枢密使章惇，苏辙有《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章惇被罢知汝州；吕惠卿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开始媚附王安石，对推行新法十分卖力气；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宰相时，推荐他为参知政事。熙宁八年，王安石复相后，吕惠卿不择手段地打击和陷害王安石，把王安石当成仇敌。对此，世人十分厌恶他的所作所为。哲宗上台，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等人，吕惠卿这个风派人物，自知不免被罢黜，于是主动要求“宫观以避贬竄”。苏辙多次上疏，以论其奸。五月，苏辙有《乞诛竄吕惠卿状》；六月，又有《再乞罪吕惠卿状》，吕惠卿被责知台州；不久，又有《论吕惠卿第三状》，吕惠卿再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且“不得签书公事”。
此外，苏辙对知枢密院安焘等人也都有请求罢黜的表状。苏辙对这些新法执行者中的佞臣毫不宽恕，力主将他们贬出权力机关，的确表现了一种嫉恶如仇的精神。当然，哲宗亲政后，又行“改革”，这些落水的新法派人物，又重新上台执政，章惇、吕惠卿之流对苏轼、苏辙兄弟一贬再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