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和苏轼是北宋中后期文坛上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杰出人物，他们先后主盟北宋文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实为文学史上所罕见。
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慧眼识珠，主持进士考试拔擢苏轼为第二。苏轼异日去谢欧阳修，欧问其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关于尧和皋陶之事见于何书，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欧退而读之，无有，异日再问之，坡以孔融“意其如此”相对，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事见杨万里《诚斋集·诗话》）。欧阳修对苏轼大加赞赏，大呼“快哉”，“可喜！”还语意深长地对人说：“三十年后世上之人更不道著我也。”言下之意是说，三十年后，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定是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在苏轼初露头角之时，就已感到将来是可以把文坛盟主的责任交给他的。这是期待，更是信任。当然，苏轼并未让欧阳修失望。苏轼应制科考试，欧阳修竭力举荐：“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ch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举苏轼应制科状》）
苏轼是欧阳修的高足。“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祭欧阳忠公文》）备受欧阳修的奖掖和提携。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推崇备至，而对欧阳修则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六一居士集序》）认定欧阳修是北宋文坛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并且终生坚持韩、欧文道统一，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大方向，肯定欧阳修所说文章“必与道俱”的观点，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坚持了宋代由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
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而要求放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苏辙送他至颍州，兄弟二人一同拜谒了已退居颍上的欧阳修。分手五六年后，师生重逢，促膝畅谈，相聚甚欢。苏轼先有《陪欧阳公燕西湖》诗：“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qiè）来（来到）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欧阳修鹤发红颜，醉后谈笑风生；苏轼插花起舞，为欧阳修祝福。师生这最后一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苏轼离开颍州时，又写诗云：“多忧白发早，不见六一翁”。（《颍州初别子由》）仍对这位文学前辈惓惓不舍。
熙宁五年，欧阳修病逝。得此噩耗，苏轼先写《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故人以为土，衰鬓亦惊秋。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又写下两篇《祭欧阳文忠公文》。其在杭州的祭文有云：“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荜（bì，通”庇“，庇护），朝廷无所稽疑（请教疑难问题）。斯文化为异端，学者至于用异；君子以为无与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昔公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怅然失望”。着重写欧公去世给朝廷、给社会、给文坛带来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损失，表达了既为“天下恸”，亦以“哭吾私”的无限沉痛之情。
元祐六年（1091），其知颍州，又有祭文云：“轼自龆龀（tiáochèn，指童年），以学为喜。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fǔzhǎng，拍手），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聚散）艰难，见公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县）。多士方哗（huá，喧闹），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详记自己由读其文、慕其人到谋面交往，并以“不辱其门”的誓言来告慰欧公，情真意切。
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出了理论，组织了队伍，并取得了重要成就；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事业，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把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推向了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