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文章写得好，但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从焚烧旧稿，辍笔七八年，到厚积薄发，一鸣惊世，付出了艰辛，更有自己对写文章的独到见解和体会。
苏洵没有留下专门表达自己文学观点的文章，但从散见于他的著述及其儿子的回忆中，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他的文学观：有为而作；自然成文。
苏洵曾写下数百篇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科考屡屡失败，自己也不满意，故将其付之一炬；后经反复揣摩，有为而发，则一发不可收拾。究其成败之由，恐怕主要在于“有意”和“无意”。有意“作”文，无病呻吟，沿袭旧套，自然难有好文章；无意“作”文，有为而发，则多有真情实感，也多能不守旧规，自然会妙笔生华。苏洵没有专门谈过这个问题，但苏轼在其文中多处谈及其父的这一见解。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苏轼谈到其父反对“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以文辞华美为贵而看不起文风朴实）的形式主义之风，主张“有为而作”，务近，贵实。苏洵的文章，非但没有风花雪月的闲情文字，而且也极少有赠序、碑志状传等应酬之作，所著多与社会现实有关，绝不为作文而“作”文。苏轼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回忆说：“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还说，他们父子的创作都是由“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朴实简单）；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杂然而有出于中而发为咏叹”。古代圣人作文多为“不能自已”之作，有所感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文章才有真情实感。苏轼和苏辙“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即是不作无病呻吟的无聊文章。他们父子的文章均由外界事物刺激，然后发为咏叹，故多能以真情动人。
关于“自然成文”的观点，老苏在其《仲兄字文甫说》这篇短文中有极为精辟的论述。
仁宗庆历七年（1047），苏洵之父苏序病逝，苏洵及其二哥苏涣均返蜀居丧，直至皇祐三年（1051）丧满。哥俩在一起生活三年之久，苏涣原字公群，苏洵研究了“涣”字，替其二哥改字曰“文甫”，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仲兄字文甫说》。“涣”，本是《周易》之卦名，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曰：“涣者散释之名”。“风行水上，激动波涛，故曰：风行水上涣。”宋人田锡《贻宋小著书》有云：“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天空）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苏洵本于这些而写此文，谈自己对文章写作的看法。
文中指出：水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是水也，而风实起之”；风有各种不同表现而人们“不知其迹之所存”，“是风也，而水实形之”。风水相遇，即会形成“殊状异态”，因此，苏洵提出了“‘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的观点。苏洵认为：风与水“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这是一个独出心裁的精妙比喻。苏洵把水比为作家的思想和艺术修养，而把风比为触发作家创作灵感和冲动的外物，二者不期而遇，相互作用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文章，这种没有任何功利因素干预而自然产生之文才是天地之间之“至文”（最好的文章）。文章最后又说：“今夫玉非不温而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玉石虽然温而美，但不可称其有文采；刻镂雕绘锦绣之物，虽有文采而失之于自然。人世间不劳苦心经营而能有文采者，惟水与风相遇而已。风水如此，作文亦如此，只有不劳刻意经营而自然成文者，才是最好的文章。
此文名为给其二哥换字（由“公群”改为“文甫”），实则借一“涣”字来谈自己的作文体会。文章比喻巧妙，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道出了“自然成文”这一千古不变的为文秘诀，令其二子也令后人从中获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