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再没有别的大陆拥有如此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了。一听到这个词，眼前便出现一幅生动的画面：茂密苍翠的丛林中，几列黑人搬运工头顶重荷，径直向镜头走来；热带植物那巨大的叶片都被推向两边；长颈鹿和狒狒迈着大步，缓缓从镜头前穿过；有手鼓声，还有狮子的吼叫声。我从未到过非洲腹地，只是雾里看花般地在电影里、书页间见过它。
但现在，我就站在非洲的腹地，中非的心脏，就在乍得共和国首都拉密堡一家旅馆的小房间里。我离海不能再远了。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此次造访就是为用原始手段横渡大西洋而做的初步准备工作。附近惟一的水源是一条宁静的河流。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条河，棕色的河水源自丛林，两岸是红色的土堤，四周是满眼的绿色，各种颜色都在阳光中闪耀。沿着河岸有一排渔夫，站在没膝深的河水中拖拽着一张渔网，被河水打湿的皮肤闪闪发亮。他们在河底密密麻麻地竖起一层层竹竿，用来做抓鱼的栅栏。昨天，我在河的上游还看到七条河马在对岸游荡。在乍得首都，河马是受保护动物。鳄鱼实际上已经灭绝了，因为鳄鱼皮一度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出口资源。这个季节的航运只能靠空树干制成的平底独木舟，因为自雨季结束后，六个月来一直没有降雨。河水太浅，汽船无法航行。
沙里河平稳地向北流去，但这条从丛林流出的河永不会到达海洋。它发源于刚果南部边境无垠的大丛林，中途流经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最后注入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的乍得湖―这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这里的气候如此炎热，河水蒸发的速度和水流一样快。乍得湖有许多支流，但湖水并没有出口，只有那万里无云的天空横跨在广袤的湖面上空，永不知足地吸收着无形的水蒸气。
这就是我要参观的湖。尽管在地图上找到它非常容易，但要到达那里却极其艰难。在所有的地图上，它都如同非洲蓝色的心脏，但形状却各不相同。有的地图把它画得像一只圆盘，有的把它画成一只弯钩，有的却将它描绘成一片橡树叶子。比较实事求是的地图则将这片内陆海洋的轮廓用虚线标出，因为没有人知道乍得湖到底是什么形状。它是变化的。成千上万的浮岛在湖面上漂移，有时会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然后又漂向湖的另一边。它们会相互碰撞、合并，漂到岸边，变成沼泽和半岛。它们也会脱离、分裂，漂向四面八方，开始各自新的、未知的旅程。湖的面积有时可达一万平方英里(相当于伊利湖的面积)，但在旱季它的面积经常会缩小一半，因为湖的深度在三到十五英尺之间变化，最深处可达十九英尺。在湖的北部，湖水大多很浅，所以纸莎草覆盖了广阔的湖面。在那些四处漂移、好像永远在你追我赶的浮岛上，大多也生长着纸莎草。
乍得共和国于1960年脱离法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全年通行的公路。如果有人想要狩猎，或是想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里应该算是天堂。它的首都拥有一流的宾馆、药房、酒吧和极其现代化的行政机关。机关官员都是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在下颚或在脸颊部有几道伤疤，表明他们各自所属的部族。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国花园洋房之间修有宽阔的柏油马路。不过这些马路一到郊区就变得崎岖不平，路两旁也变成了一排排充满异国情调的阿拉伯式样的房子。最后，它们成了望不到尽头的商道，穿行于当地土著部落之间，消失在远方。雨季开始后，就只能骑牲口或坐飞机外出旅行了。但这时河流已经可以航行小船，直达沼泽地区的交易商店，再从那里驶进乍得湖。
三天前，我搭乘一架法国航班飞越了地中海和整个撒哈拉沙漠。该航班飞往非洲南部，每周在拉密堡停落一次。任何运往乍得共和国的物品，如果不宜用骆驼驮载，例如汽车、推土机和汽油，就只能通过空运，就连乍得大饭店的主厨需要的龙虾和嫩牛肉也都是空运来的。
我们三人走下飞机，扛着摄影器材，还有一些准备同那些会造船的非洲人交换的货物。我的两位同伴都是摄影师，一个是法国人米歇尔，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杰恩弗兰克。我们将要研究和拍摄当地的造船工艺。我曾看过一篇文章的插图，是有关中非旅游的。图中有几个肤色墨黑的土著站在岸边，旁边是一条非常显眼、独特的小船，与我熟知的南美和复活节岛上的芦苇船一模一样。这幅照片是在乍得湖拍摄的，作者也着重强调，这类非洲内陆的船只与秘鲁高原上印第安人自古以来在的的喀喀湖中所造的小船极其相似。在埃及，这种古老的非洲船只早已消失，但在这与世隔绝的非洲大陆的腹地，它依然存在着。
一条古老的商道自尼罗河上游地区延伸，穿越群山，进入乍得境内。这条道路在近代被称为贯通非洲的奴隶之路。人类学家认为乍得有一部分人口的祖先来自尼罗河流域，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式的芦苇船会同由丛林巨树制成的独木舟共存。乍得是非洲的大熔炉。这里，热带骄阳炙烤着各色人种，只有专家才能一一辨别各个部族和语言。但有一点却是众人皆知的，来自撒哈拉的沙丘侵袭着乍得北部的边疆，而无边无际的赤道非洲丛林却又从乍得南部延伸过来。同样，乍得北部居住着贝鲁因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而南部地区却居住着各种黑人。他们在中部平原和首都拉密堡相遇，在这个曾是法国殖民地的疆土上同心协力缔造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先在带空调的旅馆里洗了个冷水澡，然后钻进一辆热得发烫的出租车，向国家旅游局开去。宽阔的大街上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熙熙攘攘。在各种肤色的非洲人之中，不时也可以看到白种人的面孔。他们都是法国官员和移民，在乍得独立后选择继续留在首都。旅游局长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对局长解释道，我们过来是为了询问去乍得湖的最佳路线，因为我们在地图上找不到铁路或公路。旅游局长摊开一张彩色的地图和几张画着狮子和各种丛林游戏的广告。我们只要付一笔合理的费用就能随意拍摄这一切，但是它们都在往南走的方向，与去乍得湖的方向正好相反。我们解释说，乍得湖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在那里才能见到芦苇船。旅游局长将地图折起来，说如果我们不去他推荐的地方，那他就帮不上忙了。说罢他便挺着大肚子，面无表情地转身朝里屋的办公室走去。我只好从我的护照里掏出挪威外交部长的介绍信，请一位秘书送了进去。局长又大腹便便地出现在门口。这次，他耐心地解释道，在湖水涨高之前是到不了乍得湖的。要找芦苇船就得到东北岸的博尔村，去那儿只能坐飞机。他问我愿不愿意租一架飞机。
如果这是惟一的办法，我只好同意。
局长拿起电话。国内只有两架单引擎飞机，但都在机库中检修。还有一架双引擎的出租飞机，需要八百码的跑道才能降落。但博尔村的跑道只有六百码长。局长还补充说，除非获得政府批准，否则在国内不准随意拍摄。
此外，共和国的局势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博尔村后方的阿拉伯人是******，正同南方信奉基督教并在政府中掌权的非洲人作对。所以，在此时冒险进入北部地区是相当危险的。为证明他的好意，局长将旅游局的汽车和司机提供给我们使用。我们可以开车在拉密堡随意往来，寻访那些了解乍得湖的人。
按照局长给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一位笑容满面、身体强健的法国人。他的双臂刺有纹身，来这里是为了研究改良乍得湖鱼种和寻找发展现代化渔业的可能性。他告诉我们，要到达博尔村附近生长纸莎草的沼泽，惟一的办法是乘坐吉普车穿越乍得湖东边的沙漠。一位法国医生兼驯兽师证实了这一点。他非常热中旅游。这两人都提醒我们小心当地的暴乱。他们还说，湖上有一艘大船，定期来回航行，收购一种当地产的玉米。但现在要找到它却是不大可能的。
没有几个国家认为有必要在乍得共和国保留大使馆，不过法国在这块过去曾经属于它的殖民地上还设有一个使馆。米歇尔带我们去了一趟，但法国大使刚到任一个月，使馆人员中也没有去过乍得湖的。
我们来到拉密堡已经三天了，我们所做的不过就是从办公室到办公室，从这间平房到那间平房，不停地到处拜访。所到之处，人们都非常友善，用咖啡、冰啤酒或威士忌招待我们，然后向我们提供其他人的地址，说那些人可能帮得上我们的忙。如今，我们已经整整兜了个圈：最后拜访的那个人又把旅游局长和我们第一天造访的人的地址给了我们。
我们决定自己试着开车去博尔村。我们得到了当局的正式批准。他们已在博尔村安装了整个湖区惟一的一部无线电话。为安全起见，内政部长将会把我们去博尔村的消息通知那里的行政长官。我则只需去情报部拿一份允许我们使用电影摄像机的证明。在乍得担任公共职务的差不多都是黑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情报部也是如此。部长向秘书口授了证明书，当他校阅证明书的时候，用手挠了挠卷曲的头发，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这人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他对女秘书说道。他一面把证明书递给秘书，一面朝我点了点头。“改成考古学家，否则那些******教徒会在途中把他的脑袋砍掉。”
我小心翼翼地从这位卷发美人的肩头看过去。法语是乍得的官方语言，也是这里各民族惟一通用的语言。原来，证明书上我的身份被写成了“archeveque”而不是“archeologue”，即写成了“大主教”而不是“考古学家”。
这个错误被纠正了。部长向我们保证说，这样就不会卷入宗教纠纷中去了。
我们拿到了必要的证明书，找了两个肤色像煤炭一样黑的司机，其中一个名叫巴巴的自称去过博尔村。第二天凌晨，离天亮还有好一段时间，我们就离开拉密堡，起身上路了。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分坐在两辆吉普车上，以免在沙漠中碰到危险。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打头的车上有一张未标明区分线的黄色地图，在拉密堡、马萨科里、阿里发利、开罗姆、恩古里、伊塞隆和博尔这些地名下面都标有一道红线。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先头的几个村庄，它们全都设有明显的标牌。沙砾公路平坦坚实，在这样的乡间公路上，汽车能以每小时六十英里以上的速度行驶。车到之处，尘土飞扬，直冲夜空。朝北的第一段公路旁有推土机和劳工棚。许多筑路队正忙着把公路垫得高出两旁的地面，这样即使在雨季也能行驶车辆。当太阳在平原上升起时，我们已经行驶了一百英里了。紧接着我们驶入了越来越窄的支道，20世纪的景色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了。离开首都不远，便出现一片片分散的圆形土著村落，屋顶都用茅草铺盖，大部分已无人居住。我们的汽车逐渐驶进大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商道上横亘着几道稀疏的车辙，两旁不时可见一些村落，一排排低矮的房屋都是用晒干的土砖建造的，里面住着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羊、驴、骆驼。随后，我们便朝着一望无际的沙漠驶去。
这里是撒哈拉沙漠的南缘。我们最后一次看温度计是在阴凉处，当时气温在摄氏50度(华氏122度)。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既没有温度计也没有阴凉处。留在我们身后的是热带草原。长着扇形叶子的棕榈树和其他抗干旱的树木围绕着一块块疏林草地，瞪羚、野猪和成群的猴子在远离车道的地方跳跃嬉戏，还有艳丽无比的热带鸟。只有那些肥硕的珍珠鸡懒洋洋地沿着车道摇摇晃晃地走着。山坡上覆盖着像积雪一样的沙砾，沿着起起伏伏的地表刻画出道道沙流，层层沙丘。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荒漠，偶见稀疏的沙漠灌木丛突出于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上。太阳从我们的头顶上直射下来，吉普车的金属外壳在阳光下发出刺目的光芒，被炙烤得烫手。沙漠中闷热的空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土，让人感到无论在哪里呼吸，鼻子都刺痛得难以忍受。
我们的吉普车经常陷进沙丘里。大家只好在车轮下插入又长又烫的钢板，以起到牢固支撑的作用，再由另一辆套上钢缆的吉普车将它拖出。两辆汽车在高温下轮流抛锚，发动机停止运转。巴巴和他的朋友不愧是修车高手，他们靠着扳手和起子，总是能把车修好。只要沙地足够坚实，我们就能驶得飞快，可也时时找不到车轮的痕迹，就只好绕圈子，直到巴巴认为我们又走上了正确的方向才作罢。就这样，我们终于驶进一座偏僻的村庄，巴巴不知道它的名字，地图上也找不到它。在最前面的几个泥棚旁的拐弯处，两辆车都深深地陷入沙里，我们只得再次下车，挖起沙子来。
这时我们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安。只见许多贝鲁因人身缠褴褛的灰布，披着包头白斗篷，从四面八方慢慢向我们走来。他们走得非常缓慢，面无表情，眼睛盯着我们，碰到我们的目光也不回避。他们既无欢迎之意，也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很快，他们便肩并肩地站在我们面前，敏锐警觉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对我们的微笑和致意毫无反应。人群中没有一个女人。他们肤色黝黑，就像我们的两个司机。但那轮廓清晰的面容、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都表明他们是阿拉伯人。严酷的沙漠生活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斑驳的伤痕。这里没有仁慈，没有怜悯，当然也没有电话。茫茫沙漠中，我们熟悉的只有我们的两辆吉普车，而它们此刻正深陷在沙砾之中。
我们脚下的金属板放的位置不对，巴巴和他的朋友无助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徒劳地踩着油门，沙子被卷得漫天飞扬。那些阿拉伯人静静地站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像要取回什么东西。气氛很紧张，他们的眼光会使人联想到一群高度警觉的狼，只要为首的一有动静，它们或者跃上前来，或者立刻逃窜。看来必须先采取行动了。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一个看起来很像首领的人面前，彬彬有礼地递给他两把铲子，暗示他应该找两个人来帮忙挖沙。他有些吃惊，迟疑了一会，然后对我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他接过铁锹，咆哮着下达了命令，如同一位脾气暴躁的军官。当我招呼其他人都来帮忙推车时，那位首领的强壮的肩膀突然出现在我身旁，其余人则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一阵猛推，差点把我们踩到脚下。我们跟他们握手致谢，然后开着车，穿过村庄，沿着一条足迹清晰的骆驼道，用最快的速度飞驰而去，只留下漫天的沙尘。
下午，我们路过另一个淹没在沙漠和云天之间，被烈日炙烤着的村庄。在这里，我们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顺着车道驶去，不无例外地又到了一个露天市场，它坐落在一片土砖屋舍中间。市场上人来人往，还有成群的骆驼、驴和山羊。阿拉伯人似乎愤怒了，他们瞪着眼睛，默不作声地挤上前来，甚至连我们的致意也不理睬，仿佛想看透我们的心思，弄清我们到底是不是政府派来宣扬基督教或征收税款的。在他们看来，陌生人来到沙漠还能有别的目的吗？显然，我们是一群不速之客，于是我们只好又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到沙漠中去了。
夜幕快降临了，但天气仍然闷热难耐。巴巴觉得头晕，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两个人由于受沙尘的困扰，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我们装在大罐子里的饮用水热得让人难受，不仅不能解渴提神，反而会烫伤嘴唇。在沿途所到的村庄里，见不到一粒果子，只有土罐或干葫芦，盛满从沙漠绿洲中取来的浊水或肮脏的羊奶。我们行驶了整整一天，沿途没有见到任何垃圾。没有纸屑，没有塑料，也没有空罐子。只有一次，那是在首都外边的道路上，我们见到了几块玻璃瓶的碎片。这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生产，包括房子、衣服、马具。瘦小的驴子满负重荷，排成长队行进在路上；阿拉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赤着脚的妇女头顶着罐子或篮子，跟在骆驼后面疾步行走。这就是当地的交通运输。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都被带到靠近村子的市场上去交易。这是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世界。我们的文明有可能因过度发展而没落，而他们却固守着传统，固守着土地，简单、朴素、平静地延续着生活。
我们眼前渐渐出现一片蔚蓝的湖面。它像一块寒冷的钢板一般闪烁发光，静静地躺在一片肥美葱郁的芦苇后面，这便是纸莎草芦苇了。我们驶上沙丘，整个湖面尽收眼底。它如梦似幻，引诱着我们跳出吉普车，朝它飞奔而去；穿越那片碧绿青翠的芦苇，纵身跃进湛蓝的湖水，畅饮、嬉戏、舒展；洗去我们耳朵、鼻孔和眼窝里的干沙，净化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痛快地清洗，啜饮，啜饮，再啜饮。我们已经在车里坐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身体僵直、头晕脑胀，正要摇摇晃晃地走下车来，却被巴巴阻止了。他说在这里下车不太安全，最好等到了博尔再说。那个村子就在岸边，如果我们保持全速行驶，就能在天黑前到达那里。沙漠在夜间是不太安全的。
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湖水就在我们眼前，泛着清凉、圣洁的蓝色，在芦苇帐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美丽。但我们只好又坐了下来，嘴里满是沙子，在灼热的吉普车金属壳里就像快被烤焦了一般。巴巴将汽车调了个头，驶下沙丘，开进沙漠中。
我们应该感谢巴巴。就在日落前，车轮下的路面变得坚硬起来。这是从东边的沙漠村落通达博尔的商道。我们径直穿过空荡荡的露天市场，来到低于屋舍的湖面。我们顾不上脱衣服，刚要跳进湖里，只听见有人大喝一声。原来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严肃的法国青年。他是随一个正在小船上进行研究工作的小组来到这里的。“只要跳进湖里，几分钟之内血吸虫就会附上你的身体，”他淡淡地说，“这湖里到处都是这种虫子。”
我们看了看巴巴。他耸了耸肩，然后又坐了下去，吉普车里早已满是尘土了。
这片美丽的湖泊其实是非洲某些最凶险动物的老窝。血吸虫虽然小，但如野兽般凶猛，它是一种肉眼无法看见、身长只有一毫米的蠕虫。它如此瘦小，却可以迅速钻进人的皮肤，在人的身体里产卵。这些卵马上又变成四处横行的小虫，从里向外将人啮食干净。
我们感谢这位法国人的提醒，并向他打听哪里能够洗澡。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这里所有的水源都来自湖泊，必须烧开了或放上一两天才能使用。
如果不是一个黝黑的大个子从一栋粉刷过的房子里大步走出来，我们还以为这座村庄已荒无人烟。这人天生一副领导派头，身后跟着一小队随从，径直向我们走来。他就是博尔的代理行政长官，是来接替正在内地游历的另一位长官的。在博尔，没有任何人接到过我们要来的通知。我们是何人？我们的证件在何处？这位长官叫阿道姆？拉马登，正患牙痛，心情不佳。此外，他还要照看全博尔两千名阿拉伯人和黑人，其中有两百名是村落首领，哪里还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米歇尔给了他一片阿司匹林，向他解释说我们从昨晚离开拉密堡后就不停地赶路，现在想找个地方歇脚。“你们开得挺快。”那位长官简短地应了一句，故意避开重点。他再次询问为什么拉密堡没有通知他我们要来。无线电话一直都是通的呀。他还说我们能顺利到达这里，真应该谢天谢地。就在我们走过的那条从拉密堡到博尔的商道上，这个月先后有五辆吉普车被阿拉伯人焚毁。上个月，在我们刚经过的地区内，有六十名叛乱者被枪毙。路边还发现了两颗黑人的脑袋，最近被当局陈列出来以供辨认。他坦率地告诉我们，要离开博尔千万不能再次穿越沙漠，须等待时机用别的方法离开。
这位正患牙龈溃疡的长官派了一名随从带我们去岸边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房子，而他自己则带着其他部下朝村庄走去，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这座房子里有一条过道，两旁有许多用做开放式卧室的小房间。我们只好从那些已在地上就寝的男人和女人们身上跨过去。这就是博尔的公共客房，任何旅客要想投宿，走进来躺下便是。当我们从那些人身上跨过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打量我们，睡眼惺忪的脸孔可真有点惨不忍睹。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淋浴器，但除了在坑里有一个八英寸深的满是肥皂沫的泥潭外，没有一滴水。我们试图抽水上来，却发现水管是从满是虫子的湖水中直接通上来的，于是我们只有放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这样满身沙土地睡觉了。
巴巴把地面打扫干净，我们正准备打开睡袋，行政长官冲了进来。他那张大脸上堆满笑容，牙痛已经完全好了。他说如果米歇尔能把剩下的药都给他，他就从他屋里搬三张床来给我们。我们终于睡下了，头顶上挂着蚊帐，手枪就塞在枕头下。整个晚上都有人在漆黑的屋子里来回走动。我好几次听到耳旁有呼吸声。
当太阳刚从湖面上升起，我们就被一群阿拉伯人的低语声吵醒了。他们靠墙边跪成一排，俯着身子，朝着麦加的方向祷告。其他人则用干裂的纸莎草生成一小堆火，安静地在火上煮着茶。我们被邀请同行政长官一起用早餐。他今天容光焕发，坚决不让我们碰自己带来的食物。只要我们待在博尔，就把我们当做他的宾客来招待。桌上的饭菜做得确实不错，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把牙齿完全合上，因为那样肯定会嚼到沙子。
那天，我见到了第一艘纸莎草船。在那平滑如镜的湖面上，它静静地向我漂来。眼前的湖泊还是那样迷人，但它的面貌却同前一天大不相同。我们刚到的时候，屋子前有一座面积颇大但地势平坦的岛屿，现在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其他地方又耸立起另外三座岛屿。其中最小的岛屿随着我的目光缓慢移动，向右侧漂移，后面留下一条隐约可见的波纹。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精美的花篮，又像是一大束金灿灿的纸莎草花，最长的几枝插在中间，最短的倚在四周，长须飘拂的黄色花冠和绿色的花茎倒映在天空般湛蓝的湖面上。纤小的攀援植物和其他种类的花草点缀在芦苇之间，使这幅美丽的画面更臻完美。绿草覆盖的岛屿上各种植物盘根错节。整座岛屿在湖面上漂移真是壮丽，既不须桨橹划水，也不靠引擎带动。那艘纸莎草船平稳地驶过这只漂浮的花篮，船上站着两个高个子的非洲人，身着白衣，挺得笔直，如同玩具士兵一般，持篙撑船前进。黄色的船和挺拔黝黑的身影同时倒映在湖面，水中的倒影成了一艘倒立行驶的船。这使我想起了南美的芦苇船，以我们为参照物，它们此刻确实是倒置着在航行，因为南非正位于地球的另一端。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上的船，同我们眼前的这艘船极其相似，因而很容易让人由这水中的倒影联想开去。
我很想找一艘船试一试，不过首先还是要了解它的制作方法。这种形状独特的船绝不可能是什么人一时心血来潮用纸莎草秆捆扎制成的。
行政长官带着我们，郑重拜见了苏丹姆鲍杜？姆巴米。他是该地区的宗教领袖，也是整个地区最有权势的人。行政长官及其副手本是来自南方的非洲人，由拉密堡派遣来，以扶植基督教政府的权利。而苏丹姆鲍杜？姆巴米来自当地的布杜马部落，这个地区所有的******都站在他这边。
行政长官长得身宽体胖，五大三粗，就像一只温顺的大猩猩。而苏丹身形瘦削，比一般人高一头，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斗篷，脑袋和下半张脸都裹在布里，只有鹰钩鼻和一双鹰眼还露在外头。村里的许多头目都跟在我们身后，脱了鞋，然后步入苏丹家门前的院子。苏丹住的是简易的土砖房。随后，我们置身于城镇中央那宽阔的沙场旁边。这是一个阅兵广场，苏丹将骑着他那匹白色的纯种马，来此向宾客们致意。两个男人拉着缰绳，不时地驱使那匹马用后腿站立起来。苏丹则一动不动地坐着，周围有一群衣着艳丽的妓院姑娘围着他一圈又一圈地奔跑，她们那轻盈的面纱不时地轻拂着他。
在鼓声和木制喇叭的伴奏声中，她们转完了圈。一列拥挤的马队出现在广场末端，马上的人拔出佩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风驰电掣般地从我们面前奔腾而过。其中一个人特别放肆，他一次又一次地朝我们猛冲过来，马蹄几乎踩到我们的靴子。他朝我们俯下身子，粗鲁地喊叫，甚至还做鬼脸。他的剑在我们头顶上飞旋，紧贴着我们的头皮，真有点让人心惊胆寒。我试着问长官这样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他回答说这个人只是想炫耀一下而已。不过巴巴补充说，他这是在表达对我们的轻蔑，因为我们不是******。而苏丹却并无任何敌对之意。相反，当他听说我们想学习制造纸莎草船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把我们送到他的一个叫奥玛？姆布鲁的亲戚那里。这个亲戚是布杜马部落的杰出代表，住在一间蜂窝状的大草棚里，就像博尔首都布杜马和卡南布区的其他居民那样。只有行政长官和他的副手住在自家白垩粉刷的平房里，墙上还爬着红色的攀缘植物。镇上的居民大都是阿拉伯人，他们居住的是用土砖砌成的或高或矮的棚屋。
奥玛仪表堂堂，个子高高，身材挺拔，皮肤黝黑，头剃得光光的。他浓眉大眼，牙齿闪闪发亮。他说布杜马语和阿拉伯语的时候，语调低缓、友善，说完每句话后总会对人微微一笑。奥玛是个渔民。当巴巴用阿拉伯语请他教我们造纸莎草船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草墙上抽出一把长长的弯刀，把蓝色的斗篷搭在一边肩上，光着脚把我们带到湖边。他俯下身，抡起弯刀朝纸莎草芦苇的根部砍劈着，黝黑的肌肉在皮肤下滚动。又长又软的芦苇杆一根又一根地堆在沼泽边上。奥玛同父异母的兄弟穆萨？布鲁米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他比奥玛年长，个头小些，剃着一样的光头，但不像奥玛那样风度翩翩。穆萨只听得懂布杜马话，无论是巴巴跟他说阿拉伯语，还是米歇尔对他说法语，杰恩弗兰克对他说意大利语，或是我跟他说挪威语，他均以大笑作答。但穆萨割起芦苇来却比奥玛利索。
大堆大堆割下来的纸莎草被拽到沼泽以外的空地上。两艘巨大的芦苇船停泊在水边，每艘都能装下十几人。我们在沙地上画了几笔，说明我们想要的是一条小船，约十二英尺长，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放在吉普车顶上运走。又有两个布杜马人被叫来帮忙。他们坐在沙地里仅有的一棵树下，开始摆弄起棕榈树那坚韧的树叶。他们将树叶去浆，只剩下坚韧的白色纤维，像缝衣线一样细。接着，他们把这种纤维放在手掌和大腿间揉搓成麻线，然后再将麻线编成结实的绳子。这样，奥玛和穆萨就能造船了，其他人则忙着为他们供应绳子。
纸莎草秆的长度为六到八英尺，根部约有两英寸粗，横截面为三角形。它不像中空、有节的竹子，它质地坚韧而多孔，就像覆盖着一层光滑薄膜的白色硬泡沫塑料。奥玛拿起一根芦苇，将细的一头分成四股，粗的那头不动。他在分叉的地方又接上四根芦苇的根部，再用麻绳系紧，把多孔的根部紧紧压在一起。每根芦苇这样跟新接上的芦苇捆在一起，用绳子扎紧。就这样，芦苇捆越来越粗，像炮弹头似的。穆萨和他一起干，两人嘴里各叼着一个绳头，使足浑身的力气打紧绳结，黝黑的手指和白亮的牙齿都派上了用场，手臂和脖子上的肌肉都隆起老高。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把芦苇被砍开的一端用绳子勒紧，让断口牢牢合上。这捆芦苇已经有十八英寸粗了，还在继续往上加新的芦苇，但直径保持不变，就像一枝巨大的铅笔。最后，尖的那头被挂在一棵结实的树桩上，两人在这捆芦苇上踩了又跺，直到它变成象牙的形状。高高翘起的船头已经成形。两旁又各加上一捆芦苇，比原先的那捆短些，用绳子束牢。由于每次捆绑时只加一根芦苇，所以这捆芦苇绑得很妥帖。两旁附加的两捆芦苇的横断面就像一盈一亏的两弯新月。
船的长度已经符合我们在沙地上画的尺寸时，整艘船基本上成形了，显得非常匀称，只是船尾还有一些芦苇参差不齐，如同扫帚尾巴一般。奥玛他们可以从这里随意增加船的长度。奥玛和穆萨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为船尾定型的问题。他们取出最长的一把弯刀，像切香肠头似的直接将芦苇多余的部分砍掉。这时，船就可以下水了，尖尖的船头向上翘起，船尾结实、平整。所有的工作一天就完成了。
“卡代。”穆萨说道，他笑着拍了拍自己的作品。这个词在布杜马语中是芦苇船的意思。自古以来，他们在湖畔休养生息，全部生活都维系在这船上。没有人知道是谁教会他们这一切，也许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种造船工艺。更有可能的是，布杜马人的远祖来自尼罗河流域，他们长途跋涉，沿着商道而来。只要有芦苇长在湖边，甚至长在对岸尼日利亚共和国的尼日尔河，这种古代小船就能在这里存在下去。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内，这种精巧的纸莎草船都是采用相同的传统造船法建成的，只是长度和宽度不尽相同。当我们把草绿色的“卡代”抬下水时，发现有四条巨大的独木舟停泊在芦苇荡里。把丛林巨树的树干挖空，就成了独木舟。它们一定是沙里河发洪水时顺流而下，来到这里的。我们踩着独木舟，跳到芦苇船上。奥玛指着这几条摇摇晃晃的，像是装了半缸水的大号浴缸似的独木舟，不屑地说，这些船是卡南布人的，他们不如布杜马人，不会造“卡代”。
我们那艘刚刚问世的“卡代”像一条弯弯的黄瓜漂浮在水面上。我正要跳上船去，却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布杜拉。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就像阿拉丁神灯里的妖精。
“你们好，先生们，”他简单明了地说道，“我叫阿布杜拉，会说法语和阿拉伯语。你们需要翻译吗？”
我正想找个翻译呢。我们三人乘着这艘小草船出航，如果没有翻译，我可怎么跟奥玛和穆萨交流呢？
阿布杜拉举手投足就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裹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袍，身上透着贵族气质。他的皮肤是我见过的最黑的，跟奥玛和穆萨一样剃着光头，头顶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额头中间一直划到鼻梁。很奇怪，他的这道部族标记不但不让人讨厌，反而让人觉得顽皮有趣。他的眼神里充满智慧，嘴角含笑，牙床总会在大笑时迅速张开。阿布杜拉？德吉布林骨子里是真正的自然之子，也是一名机智过人的助手，一位令人愉悦的伙伴。他像变魔法般，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枝简易的木桨，递给我一枝。
我们四人一个接一个地跳上那窄小的纸莎草船，并拍了几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独幕剧。这天是博尔的集市日，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身着各色服装，从沙漠和湖中的岛屿纷纷拥向这里。市场上人声鼎沸，再也见不到一寸沙地。男人、女人和孩子挤来挤去，头上顶着罐子、篮子和大盘子，里面装着芬芳的蔬菜、麦秆、毛皮、坚果、晒干的根茎和非洲玉米。带疤的面容，袒露的胸脯，哭喊的孩童，明亮的眼睛，愤怒的表情，含笑的凝视。香料的芬芳和着驴粪、干鱼、雄山羊、汗水、酸牛奶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太阳炙烤着这里的一切。苍蝇的嗡嗡声完全淹没在一片叫卖吆喝、讨价还价的嘈杂声中。在这里，你能听到三种沙漠中的语言。数百头去角的牛吼叫着，成千头驴、山羊和骆驼发出各种叫声，附和着铁匠有节奏地捶击匕首、矛头的丁当声。这时，一群引人注目的黑人离开了混乱的集市，朝湖边走去。他们赶着牲口，边吆喝边用鞭子抽打，其中大部分是长着又大又弯尖角的非洲牛。到了湖边，他们脱下衣服，把所有的物品打成包裹，顶在头上，跟在牛群后面游向彼岸。跟欧洲人不同，他们大都对血吸虫病产生了抗体，尽管这种病确实给湖畔的居民带来了灾难，夺去了许多生命。
那些跟在牛后面游泳的人们用一种形如獠牙的漂浮物托着身体，有的像是一种轻木筏，有的又像是用纸莎草做成的，跟我在秘鲁和复活节岛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不一会儿，我们便只能看到远处黑黑的脑袋，和顶上高高的衣物，那漂浮物的顶端还在水面上翘着。前面则是许多长着长角的牛头，在水中起伏扑腾，向对面一座狭长的岛屿游去。阿布杜拉解释说，这是一家布杜马人，刚在集市上买了牛，现在要把牛带回他们居住的岛上去。白色的沙滩和零星的棕榈树表明这是一座固定于海底的岛屿。而另外两座岛屿开满了迎风摇曳的纸莎草花，岛上没有沙地，正慢慢向远方漂去。
我们荡舟前进。通过阿布杜拉做翻译，我们从奥玛那里获知，许多布杜马家庭居住在浮岛上。奥玛和穆萨就出生在这样的岛屿上，而且穆萨现在还住在一座浮岛上。他刚刚带着一些鱼来到博尔。湖中有大量的鱼，最大的甚至比人还要大。湖中还生存着鳄鱼和河马，但数量很少。牛和其它牲畜跟着主人在浮岛上到处漂移。尼日利亚的关卡经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布杜马人带着牲口和其他财产从乍得共和国漂了过来，可是他们又没有什么护照，而且他们又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那如何办？布杜马家庭如果要把牲口带到另一个岛上放牧，他们通常会游过去。如果他们想捕鱼，或过宽阔的湖面去遥远的彼岸，他们就会用到纸莎草船。在博尔，我们听说有些纸莎草船大得足以装下四十吨货物，甚至更多。穆萨也说，他曾帮忙建造过一艘大“卡代”，能将八十头牛运过湖去。还有一艘容纳了足足两百个人。这种船想造多大，就能造多大。
有关“卡代”载重的各种描述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我和穆萨、奥玛、阿布杜拉全都跳上我们那艘仓促建成的小船时，我开始相信之前听到的一切。小船太窄，坐下时就跟骑在上面一样。我们四人站在一起，身子还有点摆晃，而这纸莎草船竟没有一丝弯折或摇晃的迹象。远看一片碧蓝的湖水其实并不清澈，我可不想掉进这满是虫子的浑汤里。尤其在这片纸莎草丛里就更是危险，因为虫子寄生的螺类就趴在草叶上。我们的两位造船师开始交换位置，他们来回摇晃着，从我们身边挤过去，同时用手揽住我们，以防我们掉下水去。不论他们怎么折腾，小船始终保持平稳，高高地浮在水面上，就像一艘充足了气的小游艇。在靠近一座大岛的芦苇丛中，我们发现了一艘已近腐烂的旧纸莎草船，大部分已没入水面。船上的绳索大都已经腐朽，但当我小心翼翼地登上去时，船身还能承载我的重量。这船有多旧？奥玛说有一年了，但他也拿不准。不管怎样，这船已经很有些时日了，但它仍漂浮在湖面上。
我们整整一天都乘船穿行在美丽的纸莎草岛之间。其余人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乘坐的是停泊在那几只独木舟旁的一艘较大的“卡代”。但没过一会儿，我们四艘纸莎草船就靠在一起了。我们撒下渔网，一种名叫“卡比泰纳”的大鱼在我们身旁跳跃。夜幕降临。我们在纸莎草船上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三个欧洲人一起站在客房外，抬头仰望，天幕上繁星点点。其他人都是距离此处较近的旅客，早已在地板上入睡了。我们在回来之前去了美国和平队队员比尔？哈里塞居住的小屋子。他是个年轻的单身汉，他的屋子里吊着一只汽油筒，装着一只自制的喷头。比尔让我们用这个喷淋，好好地冲洗了一番。比尔这样的人实在难得，他独自驾车在沙漠中穿行，为宗教战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打井引水，在那些井水汩汩流出的村落，再没有一个******觉得有必要杀戮基督徒。如今他到处打井，无论是在黑人区还是阿拉伯人区。
经过一场“洗礼”，我们如获新生一般。在钻进闷热的公共客房之前，我们在外面站了一会，最后呼吸了几口清新空气。我们本来很想在外边露宿，但由于沙漠在夜间经常有毒蛇出没，我们只好作罢。
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闪烁的星星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冒险和浪漫的故事。只有蝉和无数的青蛙在纸莎草丛中鸣叫，时远时近。沙漠死一般沉寂，村庄也悄然无声，一切都被黑夜吞没了。我们最后望了一眼星空，正准备弯腰进门，回客房睡觉，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于是我一把抓住另外两人的胳膊。我们全都竖起了耳朵。只听从沙漠中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击鼓声和管乐器的演奏声。整个东边都是这种声音，它就像是由沙砾本身奏出的，温和的夜风就是乐手，把这音乐播撒到无边的黑暗中。四周看不到一丝亮光。我再也睡不着了，必须去看看不可，在这神秘而飘渺的交响乐背后，该是怎样神奇的画面啊！我想拉另外两人和我一起去探个究竟。但他们却毫无兴趣，想去睡觉。于是，我拿上最小的手电筒，放进口袋里。除了紧急情况外，最好别用这东西。如果要旁观而不惊动任何人，就该用些不易察觉的工具。但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如果遇到困难，这手电筒或许能派上用场。
四周一片漆黑。我看了看天上星星的方位，以便回来时能在这广袤的沙漠地中找到回客房的路。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刚走了几步，客房就已经完全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小心翼翼地在沙地里走着，把脚抬得高高的，以免被绊倒。我发现，走在细软的沙地里，我的脚步声几乎完全听不出来。我就这么走了好几分钟，那鼓乐声却依然很遥远。这时，我碰巧走到一堵砖墙前面，是走到村子里来了。这是一栋阿拉伯人的房子。我摸着墙壁来到一个拐角处，然后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弯去。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那探路的手指碰到一道芦苇篱笆。没有一间屋子透出一丝灯光。在两道芦苇篱笆之间，一条宽阔的沙路笔直指向音乐传来的方向，这时，声音清楚多了。借着微弱的星光，我甚至能辨别出茅草屋圆锥形屋顶的轮廓。但再往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正想加快步伐，却被一个毛茸茸的大东西猛地绊了一下。这东西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害得我摔了个嘴啃地。只见那东西越变越大，最后竟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原来是头正在睡觉的骆驼，被我惊醒了。它站了起来，四肢关节咯吱作响，然后就走开了，我一直没能看清它的模样。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一点亮光都没有。那些屋子里也没有别的动静，只有远处传来的音乐声，现在听得很清楚了。鼓声、木笛声，可能还有喇叭声。我继续摸索着前进，一直穿过村子，音乐声犹在耳边。我看见一盏油灯发出的微弱灯光。当我走到这些屋子的另一头时，看到一长串人影从灯光里经过，川流不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这里有一块露天空地，也许就是沙漠起始的地方。我摸索着绕过最后一道篱笆，正好可以靠在一堵土墙上，一声不响地观看。这时，我看到的人影越来越多，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我从几个蹲在墙角的小孩身旁跨过，他们出神地看着亮处里发生的一切，见到我从黑暗中走出来，竟没有任何反应。这里人来人往，我最好还是静静地站在墙边，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到处都是裹着衣服的人，全都盯着那见不到头的游行队伍。
但这不是游行，而是一圈人在围着灯光跳舞。人数很多，都是男的，他们曳足而舞，身体前后摆动，时而弯腰及地，时而仰面朝天。他们围成一个大圈，不停地转啊转。那急促的鼓点和木管乐器把富有东方色彩的诱人音符传向夜空。我瞥了一眼站在圈子里的乐手们。那里似乎正发生着什么怪事，但我看不真切。这时，闪现出两个女人的身影，她们似乎坐在椅子上摇晃，又好像被什么人拽着头发。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竭尽全力想看得更清楚些。正在这时，又一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舞者离开了圆圈，迈着舞步径直向我走来，手中拿着一把短剑，不时地朝跳舞的人群挥舞着。
这一定只是个巧合，他不可能看见站在暗处的我；可他真朝我走过来，现在我可以肯定他看见我了。不一会儿，那闪闪发光的短剑就在我的鼻尖上挥动。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表示我很欣赏这样的玩笑。但那人并未露出白白的牙齿，用同样的笑容回报我。这位皮肤黝黑的阿拉伯人阴沉着脸，继续跳着舞，跟着音乐节拍摆弄着他那挑衅而嘲弄的击剑动作。我瞥了一眼围着圈子跳舞的那些人，他们未受任何干扰，仍在那里跳舞。只有这个该死的家伙与众不同。我又努力朝他笑了笑，以表示和解，但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根本没什么可笑的。这个人如此讨厌无礼，那情形实在令我难堪。他的举动越来越放肆，剑尖差点碰到我的鼻子。突然，那剑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插进墙壁，离我的脑袋只有毫厘之差。
我拼命地思考着。如果我抓住剑刃，手指会被割断。他站在短剑的后面，我够不着他。他跳着舞，双腿有些不稳，似乎处于恍惚状态。他喝醉了吗？我没闻到酒。难道是吸毒了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否则就有可能没命。
于是，我开始凭直觉行事，连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在想，如果我的家人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认为我疯了。我开始手舞足蹈起来，跟着那个持剑乱晃的家伙一道舞动着。刚开始，我只是在原地踏步，以免鼻子碰到剑尖。那个阿拉伯人一定大吃了一惊，我发现他在瞬间错了一个节拍，但马上又调整了过来。我们俩对舞着，他向后退，我向前进，踩着同样的节拍，一直舞到光亮处，舞进圆圈里。他们自动给我们让出路来，没有人表露些许诧异，也没有人乱了节拍。我茫然地跟着别人做同样的动作，忘了留意那个引我舞蹈的剑客，也没有注意舞圈里的人影。当我的注意力完全恢复后，我只看到四位乐手在油灯附近，跺着脚走来走去。我加入了跳舞的大圈子，其他人的肤色都黑得像炭，有阿拉伯人、布杜马人，还有卡南布人。他们的舞蹈还算简单，只要找准节奏，先在地上拖一步，然后单脚跳一下，再弯一下腰，自然就会跟着舞动起来。
跳了好久，这时我才注意到跳舞的圆圈已经越来越小。很多人都悄然离去了，不一会儿就只剩下十几个人，紧紧围着油灯和那几个乐手，继续转着圈。喇叭手似乎从幼年起就开始吹奏，他的腮帮子鼓得像个胖娃娃。当他吹奏着木制的喇叭时，看上去就像个玩具娃娃，橡皮做的脸颊胀鼓鼓的，由黑色变成了褐色。这也许是灯光的作用，但我不会看错的是，汗珠正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当我再靠近看时，发现其他人也一样满脸是汗，特别是那些跳舞的人。这时，我注意到另外一点，有些舞者手中拿着一枚小硬币，把它向上一举，再向下一沉，滚到喇叭手那里，然后便离开了。如果这意味着一个圆满的结尾，那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大方慷慨。于是，我拿出一张乍得钞票，夹在手指间。喇叭手立即抢在几个鼓手前面走了过来，热情地把他那刺耳的乐器伸到我脸上。随着节奏加快，圆圈也越来越小。
只剩我们四个了，那几个乐手显然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那个最有钱的人身上。其他几个人全都汗流浃背，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似乎已精疲力竭，就像在进行一场耐力测试。其实，这种舞只不过相当于我们国内那种时间拖得很长的“摇摆舞”或者其他的快步舞。也许这些沙漠骑士不像我们这些北方的滑雪家那样习惯于健身和耐力运动。这不过是玩玩罢了。话说回来，其他人可能已经跳了好几个钟头了，而我不过才刚刚加入而已。这种舞步可以永远地跳下去，拖一步，再拖一步，单足跳一下，弯腰，然后再伸腰。但节奏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乐手们想要让舞会结束了。又有一个人离开了，接着是另一个。这简直成了一场竞赛，舞步越来越快，我们边跳边喘着粗气。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人了，接着他也退出了，只有我一人还在跳着。那个喇叭手一把搂住我的脖子，把钞票拿走了。我停了下来。黑暗中，人们从四面八方拥了过来。他们瞪大双眼，脸上混杂着各种复杂的表情，每个人都想挤上前来看个仔细。
我大口呼吸着，感到一阵愉悦的疲惫，摆脱了拿剑的人，仿佛如释重负一般。我再没有见到那个人，眼前却出现一个大个子，拖着两个身形健硕的女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她们不算年轻，跟白天在岸边见到的那些标志匀称的女子相比，她们也算不上特别漂亮。汗珠从她们的额头上流下来，沾满汗水的皮肤闪闪发光。也许她们就是之前在圈子里的那两个女人，当时的混乱状况我没有看清。她们像战利品一样被小心翼翼地放到我身边。在昏黄的灯光中，几百张阿拉伯人和黑人的脸向我们靠过来，现在该怎么办？我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怎样才能摆脱这伙人？怎样才能回到那静谧的夜晚中去呢？
正在这时，我感到一只有力的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奥玛，他的脸如同太阳般在灯光中闪耀着。
“先生，好样的。”他咧开嘴大声地赞许着。他会的法语就只有这些了。奥玛成了我的救星。我总算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这显然是一次属于平民的庆祝活动，因为苏丹和行政长官都没有出现。奥玛是个受尊敬的人，旁观的人见到我同这位苏丹的亲戚交情不错，就都散开了。于是我们离开了人群，一起穿过空荡荡的村庄，走进蝉鸣声声的黑夜中。
第二天，我在博尔的地位提升了。有关我的传闻到处流传，绘声绘色地形容我跳舞时如何英勇，还传说我慷慨地给了乐手一大笔钱。另一方面，行政长官接到了内地恐怖活动和阿拉伯人暴乱的最新报告，他坚持让我们继续呆在他这里做客，直到我们有机会乘飞机安全地离开。通过无线电话同拉密堡联系是不大可能了，但那位阿拉伯电报员可以给他们拍电报，说我们急需一架出租飞机。
我们现在在博尔已经有不少朋友了，乘着纸莎草船在湖上泛舟的日子实在令人惬意。一周过去了。一天，一阵引擎的声音响彻浮岛上空，一架小型飞机在纸莎草上方低空飞翔，掠过村庄的屋顶，降落在一片平整的沙地上。随后，我们见到了那位法籍飞行员。他准备带着我们三个即刻起飞，但飞机太小，除了必备的衣物外，既容不下我们那艘小纸莎草船，也装不下那些沉重的摄影器材。于是，纸莎草船被抬到一辆吉普车的顶上，所有的摄影器材都装在另一辆车里，由巴巴驾驶。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认为，如果这两个非洲人独自驾车穿越沙漠，没有人会攻击他们，只要车上没有陌生的白种人。
我们最后告别的人是那两个造船者，奥玛和穆萨，以及我的翻译阿布杜拉。当我询问如果以后需要造纸莎草船的行家，能否让这两位布杜马兄弟来埃及帮我时，行政长官和苏丹都很愉快地答应了。阿布杜拉把我的问题从法语译成阿拉伯语，再从阿拉伯语译成布杜马语，好让奥玛和穆萨都能听懂。这两兄弟高兴地大笑，不停地点着头，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他们的热情。
“他们答应了，”阿布杜拉郑重地解释道，“到时候还是我给你们当翻译！”
我们登上了飞机，但飞机还没做好起飞准备，我没有留意当时的回答。但时间证明阿布杜拉确实留意了。我们用几根钢丝绳，一头连在巴巴的吉普车上，一头固定在飞机上，借着它们的作用，飞机向前滑动起来，升入空中，掠过布杜马房子、“卡代”和长满纸莎草的沼泽地。我们身后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沙漠，我们在到达博尔前曾在这沙漠里一路颠簸。飞机下面是乍得湖，那里有世界上最奇特的岛屿群。从远处看去它像是一副边缘呈锯齿形的绿色七巧板，放在蓝色的桌面上，不知被谁不小心弄乱了。那些浮岛就是绿色的拼板，边缘曲折，千姿百态，在杂乱的拼板之间，蜿蜒着无数的蓝色缝隙。在一些绿色拼板上，矗立着又小又圆的草棚，还有四处放牧的、像玩具一样的牛群。在蓝色缝隙处经常会出现犹如黄色芥末籽的“卡代”。接着，我们便只看见一片蓝色，我们终于到了沙里河的入口。
我们只用了一个小时就飞过了乍得湖，来到拉密堡，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吉普车。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事情有些严重。连到博尔的电话一直是通的，那位友好的长官很确定地告诉我们，两辆吉普车早就离开了。
在拉密堡车主的帮助下，我们又派出一辆吉普车，在去往博尔的路上行驶了一半，然后折了回来，结果除了我们去时在沙地上留下的车轮印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情况。于是我们又派了架小飞机去探个究竟。它在沙漠上空盘旋了三个小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吉普车陷在沙地里。在湖上考察的法国科学家也派出一辆吉普，从博尔一直搜寻到拉密堡，然后再折返回去。这次，吉普车司机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我们把有关情况通知了当局，他们也无能为力。警察局长解释说，这不是一起抢劫案，只能算作内战。我们错过了预定好的航班，它每周只在拉密堡停留一次。两位摄影师本来要去埃塞俄比亚执行另一项任务，但现在由于遗失了昂贵的摄影器材，他们无法成行。
于是我们想到了一个主意。以米歇尔为代表，我们去了趟法国军队总部。乍得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后，法国人谨慎地从各个政府部门中撤出，那里再也看不到一张白人的面孔。不过，在需要时要找到他们并不困难。对那位法国军事长官来说，找到两辆丢失的吉普车并不是什么大的难题。由于北部和东部兴起的阿拉伯人暴乱，在沙漠的各个军事要点都驻扎着法国的军事巡逻兵。各驻点还装备着移动无线电接收站，一旦恐怖行为转变成有组织的叛乱，他们随时可以召集法国伞兵部队。几周以后，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只花了几个小时，军事长官就收到报告，在一座偏僻的沙漠村庄中找到了那两辆吉普车，隐蔽地停在一棵大树的树阴下。我们的两位司机已经带着他们贵重的战利品弃车而去，并试图把赃物卖给阿拉伯人。我们视若珍宝的纸莎草船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就这样被丢弃在沙漠中。令他们失望的是，没有人对摄像器材有兴趣，所以他们能够卖掉的只有汽油。他们把每个油箱里的汽油倒得一滴不剩。巡逻兵抓住了这两个逃跑者，通过无线电广播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这两辆吉普车回到拉密堡，我们就必须再派一辆装满汽油的吉普车过来。
不守信用的巴巴和他的同谋最后下场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一周后，当巨大的班机即将飞赴欧洲时，一辆吉普车驶近飞机的活动旋梯，卸下被偷窃的摄影器材。但他们俩并不在车上。我们忠实的翻译阿布杜拉随后却被当局逮捕入狱，理由是怀疑他在博尔充当我的同伙，从事贩卖黑人奴隶到埃及的勾当。但没有人能够证实他的罪名。
飞机起飞了，中非这个迷人却还没有成形的大熔炉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一同远去的还有它的丛林和沙漠、黑人和阿拉伯人。眩目的阳光将飞机巨大的影子投射在无边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上，沙砾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属于20世纪的投影。
别了，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