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中，杰出军事将领多如牛毛。在这灿烂的群星之中，美国陆军四星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无疑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粗鲁、野蛮的性格特点给世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连浑身匪气的潘兴元帅都把他叫做“美军中的匪徒”。
1885年11月11日，巴顿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圣加布里埃尔，父亲为当地的一名检察官，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首任市长。母亲露斯·威尔逊，外公本杰明·威尔逊则是帕萨迪纳市大地主、洛杉矶首任市长，也是最大的葡萄酒和白兰地酒制造商。巴顿还有一个名叫妮达·巴顿的妹妹。
因家族的多位成员曾经都在南北战争名将“石墙”杰克逊麾下任职，巴顿十分崇拜杰克逊将军。这些人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充满自信、战绩赫赫，成为巴顿相仿的楷模。
有意思的是，巴顿相信灵魂转世的说法，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军事名将转世而来。巴顿自孩童时期就认定自己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将军与英雄。
二战爆发之时，巴顿认为，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是一场残酷无情的噩梦，他的使命就是将这些自由散漫懒惰的农民改造成为守纪律、能战斗的英雄，唯一的手段是训练。他训练士兵的方法就是向他们教导严格的纪律：“一个人要成为一名好军人，就一定要遵守纪律，有自尊心，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他常对官兵们说，“一个人要想活下去，杀死更多的敌人，就一定要从平时的刻苦训练抓起。我一直都相信一句古老的格言：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
有着从军31年经历的巴顿明白：训练是为了提高官兵们的实战能力，所以一定要从实战需要出发。巴顿在狠抓部队士兵军事训练的同时，十分重视实战性军事演习。他为了让将士们适应非洲沙漠地区的恶劣环境，找了一个全美国最荒漠地方进行模拟训练。这里的气温高达40度。巴顿指挥部队在这地狱般的训练场上一会挖掘战壕，一会长途急行军，一会坦克实战演习等等，艰苦的训练使得士兵和军官们痛苦不堪。训练之余，巴顿总是反复讲述这样一个道理：“高超的军事技术和适应能力能够有效地减少部队的伤亡，一品脱美国人的汗水能够挽救美国人一加仑鲜血。”
历来对军队的纪律问题特别重视的巴顿认为：“纪律是保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士兵们发挥最大战斗潜力的关键，因此，纪律应该是根深蒂固的，它甚至比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死亡的可怕性质还要强烈。”大部分指挥官都十分关注下属及士兵的纪律问题，但巴顿对军纪的训练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他的纪律标准非常严格。对此他经常告诫将士们：“纪律只有一种，这就是完善的纪律。倘若你不执行和维护纪律，你就是潜在的杀人犯。”二是巴顿对将士们的着装方面非常关注。巴顿认为，着装严肃与否从某种方面上说是代表着军人的风貌和战斗力。他非常严肃地指出：“稀拉兵不能打仗。严明的纪律，威武的军容，既反映了军队的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又可疑增加将士们的自豪感和战斗力。”所以不管平时还是战斗期间，巴顿所部的每一个官兵都保持着一种“标准的军人姿态”：胡子刮得光光的，钢盔戴得正正当当，领带系得板板正正，腿上绑腿打得紧紧的，脚上的皮靴擦得锃亮。无论是谁来参观巴顿的部队，都能从官兵们的整齐的军容风纪中体会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二战初期起，不管在训练中、战场上，还是胜利之后、受挫之时，就算是只有吸一支烟的时间，巴顿都会用他天才般的演说本领来鼓舞士气，传授他的战斗经验。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向将士们讲解战争的目的和作战部署。有时也会用演讲来激发部队的士气，或者是表彰作战勇敢者、有功者，以此来激励鞭策那些胆小的士兵。
他演讲从来不用讲稿，一讲就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像打架似的高声让士兵们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他的讲话从不拐弯抹角，而且语言粗俗。巴顿自己也明白，粗话是对官兵们的极大的不尊重，可这对于刺激和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十分有效果。他指出：“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件斯文的事情，斯文的人一定打不过那些满怀仇恨和具有狂热精神的人。美国士兵所欠缺的气质就是狂热，当我们与狂热者作战时，这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所以，他要用自己独有的特色语言唤起官兵们这种狂热气质，尽力去让他们以凶狠如狼的状态向前冲锋。
表面粗俗不堪的巴顿并非一个冷血者，他更懂得关心士兵的生活问题。他认为：“军官不但应对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负责，而且平时也要对他们的健康和需求负责。受到精心照料的士兵可以成为最好的战士。”巴顿曾经指出：“士兵们作战主要有两个因素：对指挥官的英雄崇拜和荣誉感。追求军功和荣誉是优秀军人的本能。”
一些研究二战名将的专家指出：“作为统帅人物，巴顿将军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他本人的尚武精神去激励部下，用他的个性去影响部下。”巴顿自己也承认：“在一周之内，我可以让任何部队的士气高昂。”他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归根结底是他的无与伦比的演说才能和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坦率地说，巴顿最突出的领导技巧就是言传身教。
他主张：“每个指挥官在自己适当的职权范围内都必须要以身作则。你的级别越高，越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走出去见下属军官，而不要等着他们来见你，除了制订协同作战计划的时间外。”他还指出，“假如士兵们知道，将军也同他们一样有被子弹击中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从心眼里敬重他，愿意听他的命令。从舒适的掩蔽体里靠电话指挥部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领导艺术就是这样：你从后面是不能将面条推向前的，面条会从中间变弯。前线的士兵也是这样，必须有人率领才行。”当然，他并不是希望指挥官们盲目地冲向战场，“军官上前线的目的，一是了解战局实况，二是鼓舞士气，可要是做得太过分，则会失去这两方面的意义。”
1945年12月9日，巴顿的轿车在曼海姆附近同一辆军用卡车相撞，车祸使他颈部折断，颈以下全部瘫痪，21日，他在德国海德堡的一所医院里溘然逝去，终年60岁。
他曾反复说过：“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这个愿望本来是能够实现的，只是因为幸运才使他幸免于难。二战刚结束时，他乘坐一架飞机去华盛顿，一位刚刚学会驾驶战斗机的英国飞行员将他误认做了敌人，这位缺乏锻炼的飞行员差一点让他命丧蓝天。
自二战胜利后，巴顿越发的感到在和平时期的无聊，想想还不如死了的好。他经常地对孩子们讲：“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当孩子们要他别说这类丧气话时，他说：“真的，有人已经向我透露了。”
虽然巴顿去世时不再是第3集团军司令了，可人们依旧把他与第3集团军的6000名阵亡者安葬在一起。他的安葬仪式远没有华盛顿国家公墓里的将军那样显赫、排场，只是埋在了异国他乡，可他比国家公墓里的将军要幸福得多，有6000名部下做伴，他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
有人对巴顿逝世感到惋惜，也有人认为他死得其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可能他宁愿在他所热爱的部下都在忠诚地跟随他的时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