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党外”一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原意是对非国民党人士的泛称，后来专指那些国民党以外的对台湾现状不满、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人们也将他们称为“党外势力”。党外势力自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就一直存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雷震和《自由中国》事件，体现了这股政治势力的抬头，但在国民党的压制下，党外势力被压了下去。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党外势力开始重新崛起。原因是：
第一，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为“党外势力”的崛起奠定了阶级基础。
70年代后，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台湾的中产阶级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财富的积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迅速增强。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集权政治极为不满，更不满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地位。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权利与地位。而国民党当局各种弊病百出，僵化的政治体制和腐败无能的官僚作风，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这样，在台湾社会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要求参与政治的力量，这是“党外势力”的阶级基础。
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影响。
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判代替对抗”，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政策，加速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地位的危机。1971年10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表明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衰落，使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民众面前充分暴露了其统治的虚弱性。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失败，又使国民党在海外地位受到极大的削弱，使其失去了部分海外华人的信任。国际局势的困境，对台湾岛内各种力量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产生了“相当的冲激与刺激”。他们首先骚动起来，在批判旧体制的同时，提出“革新保台”的要求，掀起“政治革新”的浪潮，并结成一股政治势力，向国民党的统治提出挑战。
第三，蒋经国的“革新”口号，刺激了党外势力的复兴。
70年代初，国民党已加快最高权力转移的步伐，蒋经国即将上台。虽然子承父业已成既定方针，但国民党老一代元老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蒋经国接班还存在极大的困难。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打出“革新”的旗号，标榜“民主”和“开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党外势力的发展。
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发展，采取压制、打击的方针。一是利用执政党的有利地位，设置重重障碍，不让其发展；二是利用种种借口对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迫害，将其扫除。因此，党外势力的活动与发展，多是利用国民党当局“法律”的缝隙，以“合法”的方式同国民党进行抗争。党外势力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创办刊物，二是参加选举。
创办刊物是党外势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团结和聚集政治力量的重要方式。70年代初期较为活跃的党外势力的刊物主要有《大学》杂志、《台湾政论》等。
与此同时，台湾大学校园的政治活动也相继展开。起初，讨论的问题偏重于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随后，讨论的中心触及被视为禁区的政治体制问题，提出“政治革新”的各种意见。大学校园的政治活动，在校园知识分子中以及在整个台湾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党外杂志的宣传触及了国民党的统治，为国民党当局所不能容，因而这些党外杂志先后被查禁取缔，其代表人物受到迫害。
参加“选举”是党外势力争取参政的又一途径。选举制度是台湾政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台湾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台湾的“选举”有“地方选举”和“中央选举”两种。“地方选举”主要选举县、市、乡、镇的地方行政官员及村长、里长，还包括县市议员、乡镇县辖市的市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这是国民党实行“地方自治”的一项措施；“中央选举”，主要是选举“总统”、“副总统”及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对各种政治势力来说，选举是一个难得的争取政治地位和权力的机会，因而党外势力全力投入角逐。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争取选民的支持。党外杂志也提供版面，配合党外势力竞选。这一时期，党外势力虽有发展，在选举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但还难以同国民党抗衡。
70年代初期，在党外势力重新崛起的时候，《大学》杂志集团逐渐形成了，把这一时期的“政治革新”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大学》杂志于1968年1月在台北创刊。创刊初期，它所刊载的文章多为文化、艺术、教育等一般性的内容。1970年底，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10月间，当时任“国际青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秘书长的张绍义和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的陈鼓应，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表达了他们对国是的意见。于是，张宝树在中央党部连续召开两次青年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丘宏达、杨国枢、陈鼓应、张绍文、陈少廷等学术界和企业界青年70余人。与会者主张召集青年国是会议，起用青年人才，实行政治革新；还主张发行报刊，以团结海内外青年。会后，丘宏达等欲筹办刊物，国民党当局授意他们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但被他们婉拒。后由张绍义出面商议，开放《大学》杂志让大家共同参办，《大学》杂志编辑部欣然同意。《大学》杂志于1971年1月改组，丘宏达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长，杨国枢为总编，社务委员达60人，网罗了当时学术、企业两界许多新生人才，《大学》杂志集团由此产生。当时，国民党之所以召开青年座谈会，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正在准备担负更大责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一向与青年有密切联系，此时更期望青年们对他有好感，因而积极拉拢青年。
改组后的《大学》杂志，更加关心政治问题。他们批评国是，主张政治革新。后来，他们的言论逐渐升级，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等各方面，提出革新的主张，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法统严加指责。这样，他们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不断加剧。随后他们又在校园内开展政治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大学》杂志集团发生分化，该杂志逐渐成为议员竞选的工具。
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党外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由地区性扩展为全岛性。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要求参政。他们把参加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参加竞选上，力图通过选举扩大政治影响，逐步“蚕食”国民党政权。
1.“中坜事件”
这是1977年发生的台湾桃园县中坜镇群众反对国民党在选举中舞弊的一场斗争。
1977年11月，台湾举行“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县辖市的“市民代表”和“乡镇县辖市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这是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因而受到各方的重视。在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与党外势力候选人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在桃园县长竞选中，一方候选人是原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而宣布退党，其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竞选，他的对手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欧宪瑜。19日，当两名选民在中坜镇213号投票所投票时，国民党籍的监选人员指点选民投票。许信良的支持者认为这是明显的作弊行为，当场将监选人扭送警察分局，要求惩处。但警方不但未加惩处，反将作弊人员保护起来，引起群众的愤怒，一万多选民包围了警察分局，捣毁了办公室，警民双方发生冲突。群众当场烧毁8辆警车和一些摩托车。国民党当局出动“镇暴队”进行镇压，选民放火烧了警察分局大楼。
“中坜事件”是台湾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群众斗争，也是党外势力向国民党政权发动的一次公开挑战，对台湾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地方选举中，党外势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赢得了5个县长、21席省议员、6席台北市议员。许信良击败欧宪瑜当选为桃园县县长。
2.“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
1977年地方选举后，党外势力在胜利的鼓舞下，参政欲望日益强烈，力量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党外势力的活动逐步走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台湾进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此前，从9月起，党外人士便为争夺选票而积极进行活动。10月，党外人士联合组建了全岛性的竞选团体“党外人士助选团”。该团由黄信介担任总联络人，施明德任总干事长兼发言人，陈菊任秘书长，总部设于台北。该团的宗旨是：希望各候选人共同为此次选举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以推动人权为中心，以促进党外大团结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推动政治革新，造福民众。它的具体工作是：负责向党外提供“统一政见”，统一竞选标语和歌曲，并为各候选人提供各项服务；及时向中外记者和通讯社提供资料及消息；安排助选团巡回助讲的时间和地点；发现有违反事实或发生突发事件时，作“全国”性的支援或纠正；有系统地为各地候选人筹划监票工作。
1978年10月31日，“党外人士助选团”向党外候选人提出了“十二大政治建设”，作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十二大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①彻底遵守“宪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各级法院改隶“司法院”；废除违警罚法；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修改出版法，开放报纸杂志；参政自由化；开放党禁。②解除戒严令。③尊重人格尊严，禁止刑囚、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坏隐私权。④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⑤废除保障资本家的假保护企业政策。⑥兴建长期低利贷款国民住宅。⑦废止田赋，以“保证价格”无限制收购稻谷，实施农业保险。⑧制定劳动基准法，厉行劳工法，承认劳工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⑨补助渔民，改善渔村环境，建立合理的经销制度，保障渔民的安全和生活安定。⑩制定《防止环境污染法》和《国家赔偿法》。（11）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反对限制电视方言时间。（12）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属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十二大政治建设”是近30年来台湾党外人士第一次共同提出的竞选纲领。它的提出，为后来的组党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正当竞选活动激烈进行时，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消息传来，岛内震惊，蒋经国因此发布紧急命令，将选举延期举行。党外人士70余人发表“国是声明”，提出政治经济和台湾前途等一系列主张，并决定在台北召开党外人士国是会议，但受到当局的阻挠。
“外交”危机的加剧和党外势力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党外势力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冲突。1979年1月，台湾著名地方人士、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及其子余瑞言，因主张台湾与祖国大陆及早实现和平统一，而遭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案”的罪名逮捕。4月16日，国民党当局组织军事法庭，判处余登发有期徒刑8年，余瑞言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事发之后，引起台湾各界的强烈抗议。1月22日，许信良、林义雄、陈菊、姚嘉文、陈鼓应、张俊宏、施明德等20多名党外人士在高雄县桥头镇举行抗议游行，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余登发父子。这是30年来在戒严状态下党外人士第一次举行政治性街头活动。4月，国民党“监察院”对桃园县长许信良以未经申请和请示擅自参加桥头示威罪名进行“弹劾”、勒令其“休职”两年。
在此前后，党外人士开始创办杂志，以扩大影响，聚集力量。1979年8月，黄信介等人创办了《美丽岛》杂志。这一时期党外人士创办的杂志还有《八十年代》、《这一代》、《春风》、《夏潮》等。
《美丽岛》杂志是由一批党外人士主持，“立法委员”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创刊时社务委员为61人，后增至91人。该刊声势浩大，它的社务委员几乎包括了当时台湾大部分的党外著名人士。该杂志在台湾各地设立了十几个分社或办事处。党外人士一方面利用《美丽岛》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政治体制，提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等一系列要求；一方面举办群众性集会演讲，从而使《美丽岛》杂志一时名声大振。由于《美丽岛》杂志以社务委员会的形式组成，在各地建立了不少分支机构，因而被岛内外舆论称之为“美丽岛政团”，认为它实际上已具有政党的雏形。美丽岛政团的形成，标志着新兴党外势力争取组党的活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党外人士试图通过《美丽岛》杂志社系统的发展成为一个“无名有实”的政党。
《美丽岛》杂志的创刊及其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动。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组织纪念世界人权日群众集会，参加和围观的群众达两万人左右。会后举行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与游行群众发生大规模冲突，很多人受伤，酿成“高雄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将黄信介、张俊宏、林义雄、施明德等152人逮捕，同时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及其办事处。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被捕的党外人士被判处长短不一的徒刑。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张俊宏、林义雄等被判12年徒刑。
“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向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公开挑衅和示威，给予国民党的统治以一定的打击。经过“高雄事件”，由于党外势力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镇压下受到挫伤，党外活动再次由高潮转入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