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台湾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形势。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建设在不断地加强，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台独”势力不断坐大，“党外势力”快速发展，他们的活动日益频繁，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影响。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建交，台湾被逐出了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上日益孤立。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遇到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大力推行“政治革新”，以求巩固国民党的统治。
钓鱼岛，又称钓鱼岛列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是台湾东北方无人居住的、资源很丰富的8个小岛的总称，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8个无人岛礁组成，分散于北纬25°40′～26°、东经123°～124°34′之间，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钓鱼岛距基隆102海里，距那霸230海里。在钓鱼诸岛中，钓鱼台最大。钓鱼台俗称花岛山，呈番薯形，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面积约4.3平方公里。地势北部较平坦，南部陡峭，中央山脉横贯东西；最高山峰海拔362米，位于中部；其他尚有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峰若干，以及4条主要溪流。钓鱼台位于东海大陆架上，实为台湾大屯山之延伸，故依据1960年生效的《大陆架公约》的观点，钓鱼台理应为台湾岛的一部分，而日本琉球群岛则是大陆架之外的火山岛。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这些岛屿在地质上和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一起，都是台湾北部近海的观音山、大屯山等海岸山脉延伸入海后的突出部分，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
钓鱼岛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台湾本岛面积。钓鱼岛隶属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管辖。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琉球群岛的主权移交日本时，一并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目前该岛实际上由日本控制，被划为冲绳县石垣市。针对日本的行径，中国大陆及台湾都声明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华人组织的民间团体曾多次登岛或试图登岛，以具体行动宣示主权，被称为“保钓运动”。
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蕴藏有大量石油资源，在其他方面也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这里是我国东海的重要渔场。太平洋黑潮流经这里，带来了大批鱼群，所以我国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的渔民经常到这一带捕鱼。在钓鱼台与东南方的北小岛、南小岛之间，有一条宽达1000多米的“蛇岛海峡”，风平浪静，成为渔民的天然避风港湾。在这个海峡港湾中，还盛产飞花鱼，台湾省基隆、苏澳两地渔民，常靠此渔区生存。
中国有关钓鱼岛的文献记载较早的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其后文献及官方舆图亦采用“钓鱼屿”名称，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坤舆全图》使用闽南语发音，称为“好鱼须”[Hao-yu-su]，即“钓鱼屿”）。台湾沿用钓鱼台名称至今。大陆现代则称该岛为钓鱼岛，有时也用钓鱼台的名称。
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前一年，慈禧太后下诏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采药用地，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的这一立场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早在明朝初期，钓鱼诸岛就已明确为中国领土，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划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无主地”。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在《马关条约》签订前3个月窃取这些岛屿，划归冲绳县管辖。1943年12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对台湾的归属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日本必须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台湾，包括其附属的钓鱼诸岛归还中国。但1951年9月8日，日本却同美国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对此，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和约。”中国政府认为这一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日本政府没有对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问题提出过异议。1884年日本那霸居民古贺首次登上钓鱼岛采集羽毛和捕捞周围海产物。他随后提出开拓钓鱼岛的请愿还被冲绳县知事拒绝。1885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而没作答复。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攫取了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私自交给美国托管。
1969年，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宣布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此后，日本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70年8月10日，日本对琉球西南的中国钓鱼岛海底资源主权问题提出“异议”。12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声称：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决定归还日本”。9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众议院发言称：“尖阁群岛属于日本，关于其领有权，是不同任何政府讨论的问题”，无理地宣布对我钓鱼岛享有“主权”。
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钓鱼岛也被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诸岛划入“归还领域”，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不属于琉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冲绳；中国与琉球在这一地区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日本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1895年4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现在，佐藤政府竟然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归还冲绳的施政权，对尖阁列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
1972年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
在钓鱼岛问题上，国民党当局针对美日的侵略行径也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不能容忍美国将其交给日本，并对日本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加以驳斥。但是，适逢联合国“代表权”危机的国民党当局，唯恐日本改变支持台湾在联合国中席位的立场，不欲与日本对立而影响席次，因此仅止于以发表“声明”对抗日本行动，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具体措施。不仅如此，1970年12月21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美国“联络委员会”所属“海洋开发研究联合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会议，决定共同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和中、朝浅海海域的海底石油资源及其他矿物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和开发”。
针对美、日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的立场，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绝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海底资源》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台湾省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些岛屿周围海域和其他临近中国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权勘探和开采这些地区的海底资源。”
钓鱼岛问题发生后，在台湾岛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台湾旅美学生基于民族情感和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对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态度极为不满，以“中国领土不容再断送，中国主权不可再丧失”为基本口号，掀起了“保钓”运动。
1971年1月29日至30日，美国各地华人等成立的保钓委员会组织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等地举行了“保卫钓鱼岛”的游行示威，其规模后来扩及美国50余座城市、近百所大学。4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雷发表声明，重申美国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领土要求。10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就布雷声明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将这些岛屿交还日本。日、美的侵略行径，激怒了台湾岛内的学生。4月14日至17日，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学生连续在台北举行了“保钓”集会和游行。台湾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维护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6月17日，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竟把钓鱼岛等岛屿一起交给日本。同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申明，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定》。1972年5月13日，留美中国学生千余人在华盛顿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
在“保钓”运动中，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的压力，虽然曾几度发表声明或谈话，重申对钓鱼岛的主权，但为了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不愿和美、日闹翻，因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种态度引起了岛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
当“保钓”运动由海外向岛内转移时，爱国学生坚持民族主义和维护国家尊严的立场，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并要求“革除弊政”，唤起了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台湾岛内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醒。他们打破对政治冷漠的态度，开始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时政，向政治禁区发起冲击，使台湾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青年教师、归国留学生及新青年商人等成员在内。
由于人们的认识和政治倾向不同，随着爱国运动向“政治革新”方向发展，“保钓”运动的队伍逐渐分化，分别形成三个派别：统一派、革新保台派和台独派。“统一派”以陈鼓应、王冲为代表，刊出《夏潮》杂志，承认社会主义，承认大陆政权，引导“保钓”运动向祖国统一方向发展，成为运动的主流，成员大部为外省籍学生，且多为国民党高干子弟。“革新保台派”以沈君山为首，认为国民党虽不理想，但比共产主义要好，主张支持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大陆和台湾维持现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成员也多为国民党高干子弟。“台独派”以台籍成员为主体，既反对国民党，也害怕共产党，主张台湾独立。
随着形势的发展，“革新保台派”和“台独派”相继退出“保钓”运动。运动后期，广大师生在“走向社会”的口号下，纷纷参与地方政治。他们和党外势力合作，扩大队伍，提出“政治革新”主张，要求更大的学术自由、公平分配。
“保钓”运动及其深入发展，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它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蒋经国对“革新保台派”采取疏导的方式，在政治上重用“革新保台派”人物，使其大量流入统治阶层，在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了“开明派”。“开明派”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崇拜西方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和谈，主张台湾和大陆维持现状，统一问题留待将来再解决。与“开明派”相对立的是“保守派”。“保守派”大多是国民党的旧官僚政客。他们对“开明派”进行攻击，主张“台独”。其次，这场运动促使地方反对派的力量有了发展。“保钓”运动后期，台湾各大学师生参与地方政治，同地方反对派合作，使地方反对派的力量在7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由关心地方利益到关心台湾前途，关心台湾的内外政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变为更具有政党色彩的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党外政治势力。他们反对国民党实行“戒严法”，要求开放“党禁”和“报禁”，积极酝酿组织反对党。
第一次“保钓”运动之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然而，日本方面却屡屡违背承诺，频频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小动作，企图做成“我占归我”的事实。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去钓鱼岛建塔，以后多次前往替换电池，屡屡登上钓鱼岛。
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一些敌视中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顺应右派要求，出动巡逻艇和飞机对我在钓鱼岛列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翌年5月，日本政府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到钓鱼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直升机场，还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再次将手伸向钓鱼岛。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经政府允许，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日方还出动12艘船只和两架直升机阻挠台湾渔船接近钓鱼岛列岛。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便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进行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而且政府要人与此相配合，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并要日本海上保安厅随时准备用武力排除“干扰”。
1996年7月以后，日方不顾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又在钓鱼岛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再次在岛上设置一座灯塔。7月20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也包括在内。8月18日，日本冲绳县的右翼团体“尖阁列岛防卫协会”悍然在岛上竖立起一块画有太阳旗的牌子。随后，日本外相公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日本首相桥本则指示要研究“不测事态”，“做好准备”。日本有关部门还扬言，必要时“用实力去排除”。日本挑衅行动的不断升级，反映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再度猖獗。
日本的挑衅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1996年秋季，香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广泛关注。
1996年7月，因日本的挑衅行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在香港，各界群众发起了“保钓”运动。9月26日，香港杰出青年陈毓祥先生率一艘租来的“保钓号”轮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中国的主权。这天下午一时，“保钓号”轮船在钓鱼岛海域遇到日方阻挠，陈毓祥遂率众跳入海中抗议。其他人均被救起，陈毓祥不幸牺牲。10月2日，“保钓”组织与“保钓号”成员及陈毓祥长姐陈丽英来到日本驻港领事馆递交一份声明，并代表与日方驻港领事会晤，追究“保钓号”事件的责任，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公开道歉。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华大使。
10月3日，日本兵库县警方查抄了“日本青年社”总部及另外三个有关场所，并逮捕该社顾问长谷川正男。
10月4日，日本外相池田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对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申请在钓鱼岛群岛兴建灯塔一案搁置起来，称设置灯塔并非日本政府意向。就在10月4日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对记者指出，中方对日本自民党把“实现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的错误决定表示强烈愤慨。
10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在北京对香港各界“保钓”联委会7名成员说，充分肯定香港市民在“保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保证中国政府有一套计划及有效措施，不会丢失中国的任何一寸领土。他对陈毓祥不幸遇难感到十分惋惜，并给予陈毓祥这种爱国情怀很高的评价。
10月6日，陈毓祥追悼大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送来了花圈。同一天，近90人组成的前往钓鱼岛再次宣示中国主权的队伍出发。10月8日，这支队伍在登上钓鱼岛插上五星红旗宣示中国主权后返港，受到热烈欢迎，但“保钓”人士对未能拆除岛上的日本灯塔和日本国旗表示遗憾。至此，“保钓”宣示主权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此次事件后，钓鱼岛问题一直未能解决。2008年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上16人获救。此事件引发了台湾社会的不满。日本发表声明，对巡逻船撞沉台湾联合号海钓船一事，承认日方确实有疏失，对此表示遗憾，但未道歉。6月15日，台湾12名“保钓”人士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并由台湾海巡署派出巡防舰保护，后来在钓鱼岛海域顺利绕岛一周后返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