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人大主席团主席熊海山,工作尽职尽责。按县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方式方法,他精心组织苍桑镇的县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到本镇视察全镇农民负担情况。镇、县人大代表团视察分为三个组,分别到桃花村、红谷村和上堡村视察。熊海山征求徐俊芝的意见:你参加哪一组?徐俊芝想,参加桃花村视察,最合她的心愿,她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合理合法地了解村里收取村民各种费及其开支情况,顺便摸摸明月湖大桥前期工程的详情。熊海山劝她说:大桥重修工作刚刚理顺,你现在心急火燎地去翻那些老账,会惹麻烦。红谷村是我们镇最穷的村,听说农民的负担也不轻,你们公司不是要到该村发展花木生产基地么,不如去看看。另外,那儿是荣光祖老丈人的老家,过去镇办的水泥厂,现在是荣光祖老婆苟红英的水泥厂,也办在那儿,顺便了解这个厂环保治理情况,也是替村民办事。另外,苟红英的水泥厂,不就是仁祥修大桥时水泥的供应厂家么,或许,通过调查水泥厂,能间接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情况……徐俊芝理解熊海山的好意,同时感觉到熊海山话中有话,便同意了。
红谷村位于长江左岸马鞍山上,它的地质结构与桃花村一模一样,都是喀斯特地貌。除了到处耸立着光溜溜的石灰石外,只有石缝间搀杂着巴掌大的零星土地,村里人均仅八分耕地,并且旱涝不保收。二十多年前,村里学大寨,大搞坡改梯式的荒山改造,本想改成一块块平整的良田沃土,结果事与愿违,砍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些树木,水土保持就更糟糕了,石漠化特别严重。民谣唱道:红谷村里光溜溜,寸土寸金贵如油;一年四季吃红苕,男人无力女人溜。村里过去不通公路,不通电,村民们便生活在这落后、闭塞的穷困环境里。十年前,镇决定发挥村里石灰石丰富的资源优势,在这儿办了水泥厂,部分村民到厂里上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徐俊芝与十多名县、镇两级代表,乘坐租来的中巴车,气喘喘地在刚刚修成、坑坑凼凼的村级公路上爬行。公路两边,石林间,散布着农家院落。这些农房,绝大多数陈旧破败不堪。没有结实漂亮的砖墙结构的楼房,更没有像古建华家那样豪华气派的深宅大院,好一点的房屋,是用石灰石片垒起来的,有的连石灰那样的粘合物都没有用,墙体留着自然透风的大洞小缝。差一点的,还是具有古董味的茅草房。当然,任何穷困的乡村,也会出能人,也有人发大财。但他们发财后,都在苍桑镇或者县城购置了房产,不愿意再回到这块屙屎不生蛆的地块上。一派死气沉沉的天空下,偶尔闪现出一些砖房。那是些做了小本生意,或者在苟红英的水泥厂搞管理的人员修的。他们离不开这个穷地方,不得已才修的。但修得都很随意简陋,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们就会迁走。但是,在这些摇摇欲坠,或者四壁透风的农舍旁,还是点缀着栋栋像古建华家那样豪华的楼房。有的是独立大院,有的夹在草房茅舍之间,它们与那些破败农舍相比,简直可以用“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老话来概括。
汽车驶到距村办公室还有三里远近时,突然停下来。大家下车,才发现公路上,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痴呆呆地坐在公路中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带队的镇党委副书记李松,吆喝大家把汉子挪走。代表刘拴娃有些惊恐地说:“李书记,不要去动他!他叫余昌良,想堂客想到命头去了,疯了。你动他,他要打人。力气大得很,我们收拾他不动。只有村支书苟红兵才能喊动他。”于是,李松用手机叫苟红兵马上赶来。十分钟后,苟红兵驾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赶来了。苟红兵下了车,走到这汉子面前,突然一声暴喝:“昌娃子,给我滚!”余昌良翻了翻白灰灰的眼珠子,突然嗬嗬地一串怪叫,果然窜进公路边一间草棚里去了。苟红兵有些得意地对李松说:“这疯子,只服我!”
苟红兵将代表迎接进村委会办公室。红谷村的村委会办公室很特别。它是一幢全村唯一的红砖预制件四层楼房。楼房底楼四间屋,是村委会办公室,楼上三层,却是支书苟红兵家的住宅。徐俊芝前两次到村里来和村委会主任苟江明谈建花木基地,从苟江明口中得知,苟红兵是荣光祖老婆的堂弟,有荣光祖撑腰,在村里霸道得很。他利用小小村支书的权力,动用了县上拨给村里的救济金、扶贫款,修办公室。苟红兵说,只修一层,上面反正空着,浪费了。我自己拿钱出来,在上面垒三层,作住房。村民和村干部多次反映苟红兵假公济私,不仅没有解决,反映的人先先后后反而都被苟红兵整得差点憋死气。从此,再也没人敢动这土皇帝一根毫毛。
视察农民负担,无疑涉及到村里方方面面的工作问题,视察是否能摸到真根实底,方式方法特别讲究。副书记李松显然与苟红兵属于哥们儿型关系,活动一开始,李松就决定:“今天视察活动,一是听村支部的情况汇报;二是总结村里依托水泥厂,大力开办碎石厂的经验;三是请徐俊芝代表谈谈她的公司与红谷村联姻,建设花木基地的打算。”这三项内容,几乎与调查了解农民负担问题挂不上钩。李松一提出来,徐俊芝就不赞成。她说:“视察应当货真价实,红谷村农民负担多少,村民们最清楚。光听汇报,只能了解面上的东西。我建议两步走:一是看看村的收费账目,收了多少,怎么支出的;二是到农户中走走,听听他们的说法。至于我们公司搞基地的事,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徐俊芝的建议一提出,引来同行的部分代表的赞同。
“是呀,是呀。光听不看,有什么意思嘛。”
“农民负担,要出了钱的农民才心痛。问问他们才明白合不合理。”
苟红兵的脸皮子一下垮下来,堆在腮帮上,一抖一抖的,极难看。他不客气地说:“徐老板,你做生意嘛,不说了,手段多得很,让人防不胜防;至于视察调查嘛,你才当了县人大代表,门都没有摸着。按你的做法,不是鬼子进村了,在我们村扎下营盘,吵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了?我还要给你们弄菜打酒侍候?我们村哪来钱请你们吃喝那么久?”
教育界代表、苍桑镇中学副校长朱永兰,听了苟红兵的发言,极不满意!她激动地站起来说:“我是今年才当选县人大代表的,也是第一次参加代表活动。我没有料到,一个村支书水平如此低劣,对县人大代表依法行使监督权,竟说成是鬼子进村!何况,徐代表的建议是正确的。我赞同她的做法。代表吗,选民信任我们,我们就应代表他们行使好权利。”
县民盟副主委、县监察局副局长、代表祝大祯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他听了苟红兵的话,也很冒火,他说:“说请我们吃喝,实在难听。我们刚刚进村,对你们怎么接待,没提一点要求,更无大吃大喝的想法,何况,县人大还专门拨了视察经费,哪要村里花一分钱?我们只是想了解农民有哪些负担,这些负担是不是合理,收取的费用是不是用在正道上。我希望村支书、村委会如实提供情况。也请你们如实谈谈具体困难,需要我们向政府反映的,我们如实反映,并督促县、镇两级政府解决。”
李松感到十分难堪,站起来连连摆手:“老苟不会说话,老苟不会说话!请各位代表理解,请各位代表包涵。”
因当地方言,苟与狗同音,代表们听了都笑了。这一笑,气氛和谐些了。
村委会主任苟江明说:“我们欢迎大家到农户调查。”
李松从代表们的发言中感觉到,参加本组视察的代表,虽然大多数来自本镇,但也有像祝大祯那样有身份地位的县级部门代表,他不敢怠慢。他觉得事前与苟红兵商议的办法行不通了。苟江明也表了态,希望代表到农户中去,于是,便对视察方式做调整:“既然大家想深入基层看看,那么,我们再细化成两个组,深入两个社,深入到院坝进行视察。”
红谷村二社是徐俊芝选定的建立花木基地的合作社,于是,徐俊芝和祝大祯等代表,在苟江明的陪同下,到了二社视察。徐俊芝尽管来过两次,但过去完全是商务行为,对二社的其他情况,还是不太了解。
刚进入二社余家院子,他们又碰到刚才拦在路上的村民余昌良。余昌良并不像代表刘拴娃说的那样令人害怕。此时他见到代表们,只是嗬嗬地吼着。徐俊芝问苟江明:“余昌良是怎么疯了的?”
苟江明说:“徐代表关心他呀?到他家坐坐?他的老母亲会告诉你。”
代表们进了余昌良那间草棚屋。黑黢黢的草棚门口,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她见徐俊芝一行走来,木然的目光在两孔深深的眼眶里转动了两下,又不动了。苟江明三次告诉老人来人的身份,那老人艰难地站起来,从里面端出两根说是凳子,不如说是几根残缺不全的木板,摆在门前长着几茎说不出名来的草苗的石梯坎上。代表们没有坐,站着听老妇人诉说。老人没说两句,咚地一声给他们跪下了,接着,向代表讲出一段令人发指的事情来。
余昌良出身富农,过去像这样出身的家庭,属于农村专政对象。余昌良出生时,阶级斗争那根弦已经没有多少人念了,但在农村,基层干部们为便于管理,仍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政治上歧视他们,经济上挤占他们。他们的日子仍然不好过。余昌良家有三兄妹,两个姐姐出嫁了。前年,老幺余昌良,经人介绍,认识了贵州山区的女人杨菊珍。杨菊珍看到余家只有几间草房,不愿意嫁给余昌良。余昌良说,他的两个姐姐支援他,加上积蓄,已经存了三万多块钱,马上就修新房。杨菊珍便同意了婚事,与余昌良住在一起。半年后,杨菊珍怀孕了。这时,支书苟红兵,带着刮宫引产专业队,找上门来,以未婚先孕为由,罚余昌良两万元!余昌良在村办公楼前,实际是苟红兵家门前,跪着求情两天,最后被罚了一万五。去年,余昌良将旧草房拆了两间,在原宅基地修土墙瓦房。苟红兵又带来镇国土执法人员,以没有办理用地手续为由,罚款两万,并强行将已筑好的土墙推倒了。杨菊珍见余昌良靠不住,抱起刚刚生下的儿子,跑回贵州去了。余昌良人财两空,承受不了这一串串打击,便疯了……现在,七十多岁的母亲,还要照顾疯了的儿子……
“这苟红兵也太心黑了!完全是个土皇帝!”祝大祯说。
徐俊芝说:“未婚先孕,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但余昌良属于大龄青年,情况也特殊,哪能罚那么重?在旧宅基地上建房,只需登个记,缴纳每平米几元钱的费用,哪里需要办用地手续?完全是乱整!”
看到余昌良母子俩可怜的生活环境,徐俊芝将苟江明叫到门外,悄悄对他说:“苟主任,我的公司先出点钱,把余昌良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你帮我个忙,把这件事做好……他家的问题,应该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该纠正的要坚决纠正。”
祝大祯说:“我回去向县计生委和国土局反映,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接着,徐俊芝他们这一组,走访了十余户农民。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令他们震惊不已。
一是乱摊派。镇里在红谷村办水泥厂,要修一条公路。据苟江明讲,当时商定,修路费用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县镇两级无偿投入,一部分由水泥厂建成后在获取的利润中偿还。但苟红兵和水泥厂长苟红英商量,要村民每年出民工建勤费,每人每年出十八个劳动工,再按每个工十元计算,每个劳动力每年需缴纳一百八十元。如果村民不出这个钱,苟红英的水泥厂就不安排工作。农民们想在水泥厂,或者水泥厂开的矿山上上班,心甘情愿缴纳民工建勤款。那些在外有门路打工的村民,硬是不缴纳,他们也把他们没办法。但仅此一项,他们每年就收了十余万,已经收了七年了。更令人气愤的是,收了钱,公路并没有维护好。
二是乱集资。水泥厂是耗电大户,电网需要改造,才能承担起水泥生产的负荷。前年,村支部以改造农村电网为由,向村民集资改造电网,户户集资一千二百元。有些农户不交,镇电管站的人下来,动不动就掐断电源,或者罚款。农民再穷,电还得用啊。实在出不起集资款的个别农户,现在还在点煤油灯。事实上,这笔钱应由水泥厂负担。村民集资改造了电网后,电费按规定应执行城市居民用电收费标准收取,但村里仍然按农村用电标准收费。
三是收费不服务。村里收了农机灌溉费,但村里没有一口塘蓄有水可供抽水灌溉庄稼;收了报刊订阅费,但订的报刊堆在村办公室,没有发出去一份;收了防疫费,不是按养了多少头猪收,而是按人脑壳收,但从来没有防疫人员来消毒打针什么的……
祝大祯是个细心人,做事一丝不苟,他将被调查的农户按村民提供所缴纳的这费那款的收据收起来,如数核算,二社村民缴纳的各种费用,每年人均高达五百二十三元。红谷村是粮食低产村,土地又少,人均每年产粮粗粮细粮折合计算,不到一千斤,粮食均价每斤不到五角。也就是说,村民们全年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一颗不吃,卖了还不够缴纳村里的这费那款……
读着这组数据,祝大祯感慨不已:“农民啊,农民!”
徐俊芝一行,调查告一段落后,到苟江明家吃豆花饭。等他们回到村委会办公室,李松等在苟红兵的陪同下,在苟红兵家宽大明净的客厅里,早已搓起了麻将。桌上堆着不少赌资。
苟红兵见他们回来了,丢下牌,起身说:“还没吃饭吧?我叫炊哥给你们热着呢。”
苟江明说吃过了。苟红兵便将几个代表往麻将桌边拉:“辛苦了,辛苦了,休息休息。”
祝大祯不理苟红兵,拍拍正在理牌的李松的肩膀说:“李书记,我们凑凑情况,和村领导交换一下意见?”
李松白着眼仁看着祝大祯。他想,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民盟的副主委么?你娃没有民主党派那张皮皮,你能当上监察局副局长?我这共产党的副书记帽子,不需要你民盟来戴吧?看了一会,他说:“我在苍桑镇组织了几年的县人大代表视察,从来没有在现场就办总结交待的。不是不愿意了结,是摸到的情况,要有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炼筛选的过程。这话好像是毛主席说过的?因此,带回去研究后,再交换意见。再说,熊主席还带有一组呢,两组回来后,看荣书记有什么指示,再商量下一步吧。”
祝大祯被李松激怒了:“李书记,即使不办交待,我们也不能在这儿打麻将吧?何况你们还有那么大的输赢?等于变相赌博!别说你是共产党的党委副书记,就是国家公务员,这样做也是违纪的。”
徐俊芝说:“李书记,我们这一组只了解一些农户的情况,我们想看看村里的情况,最好是看看农民负担的财务账。”
苟红兵说:“徐大代表,刚才不是叫你们看,你们不看么?把我当小娃儿耍呀?村会计已经回家了,账本也锁了,看个屁呀!”
祝大祯说:“一个村的人,有多远?叫他回来!”
苟江明指着一个叫着“我和了!清一色,加顺子,大和!”的汉子说:“这不是梁会计?梁才,你歇一会,祝代表他们要看看账。”
“江明呀,你龟儿子早不回来,晚不回来,我刚刚交了好运,你来搅屎呀!”叫梁才的收着赌资,极不情愿地站起来,下了楼,到财会室拿出账本来。
苟红兵不放心,也离开赌桌,陪着祝大祯等人看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