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出生于澳大利亚，与近代中国的政治事件关系密切。他于1897年至1912年任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至1920年先后担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四位总统的政治顾问。他在清末民初时期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在来华外国人中以“莫理循大街”著称，他在那里建立的图书馆中外皆知，并以日本东洋文库的前身而闻名。他所留存的大量的通信、日记、备忘录、图片以及实物资料等，身后捐给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是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重要历史资料。
莫理循青年时代先后在墨尔本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但他生性并不喜医学，而是热衷于独自到各地旅行。这一爱好把他引向了新闻报道之路。他曾作为普通船员在贩奴船上了解南太平洋岛民被卖到澳大利亚为劳力的悲惨经历；只身乘坐独木舟漂完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墨累河。还曾历时123天，行程2043英里，独自完成纵穿澳大利亚腹地的壮举，甚至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当时不为人知的新几内亚。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893年，但没有留下多少记载。1894年他从中国上海沿长江西行，经由武汉、宜昌、重庆、宜宾、云南的昭通、昆明、缅甸的八莫南行至缅甸首都仰光。其间，他乘坐一叶小舟闯过湍急的三峡，感受到船工的智慧和胆量，也欣赏了两岸的如画奇景；他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亲历了西南部质朴的风俗、美丽的山川和灾荒遗留下的凄凉；他对外国传教士有褒有贬；对中国地方官员也有扬有损；他耻于英国不道德的鸦片贸易，又激愤于中国“土药”的横行。他把种种感受形成文字，写下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此书一面世，即大获好评，莫理循也因此引起《泰晤士报》的注意而被聘为记者。1897年2月，他被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于同年3月抵达北京，在李鸿章的秘书、美国人毕德格的帮助下，最初租住于使馆区内，1899年买到海关大院旁的房子定居。1902年，他买下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所院落居住。
莫理循住所最大的特点是他创建的图书馆。他从到京之日起就开始搜购有关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西文书刊、图版、手稿、小册子等。搬到王府井大街后，他专门辟出房间用做图书馆。从1897年至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英、法、德、意等十几个语种的西文书刊已达24000册，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历史、地理、语言、考古、地质、动植物等多个领域。遗憾的是，这一中外闻名的珍藏最终没有留在中国，而是于1917年以35000英镑的价格售予了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弥男爵，成为现在东京东洋文库的前身。
作为记者，莫理循的首要任务就是新闻报道，他因为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垂青，被称为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
莫理循于1902年3月2日与袁世凯在保定第一次见面，在随后的报道中称他是一位爱国的官员。自此，二人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交往，直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莫理循极力宣传清廷的“新政”改革，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甚至不惜与反对他赞扬中国、抨击日本的上司姬乐尔等人绝交。袁世凯被清廷罢黜后，他仍然继续与袁世凯联络，并在1911年6月形成了一份袁氏生平的长篇备忘录，内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始于袁世凯小站练兵，并断言“袁世凯将重返政坛”。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引领英国新闻界的导向，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共和国，袁世凯则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亲口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的。莫理循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1912年他辞去了《泰晤士报》记者之职，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这年，他与秘书罗宾小姐结婚，三个儿子均出生在北京，一家人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他担任顾问聘期从1912年8月1日至1917年8月1日，1916年4月8日续聘至1922年9月30日。他希望袁世凯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通过发展工业使国家强盛。针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财政改革、边疆危机和加强边贸等问题，他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他支持中国摆脱列强组成的六国银行团的束缚，甚至劝诫袁世凯不要因为孙中山反对他就取消孙氏建立的铁路总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以提高国际地位，争回被帝国主义掠夺的权益。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任政治顾问期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企图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未经外交部，直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泄露条款的内容。2月5日，莫理循受到袁世凯的接见，两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莫理循凭记忆整理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他不露痕迹地把内容透露给《泰晤士报》记者端纳，电文于12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不仅如此，他与端纳还将消息送给《字林西报》和美联社。但由于《泰晤士报》没有刊载对中国极具威胁的第五条，他遂与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合作，将英文本的“二十一条”全部内容交给美国记者纪乐士，结果美国报纸《芝加哥日报》予以全文刊登，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莫理循因此受到日本报纸的仇视与攻击，但他毫不畏缩，一方面继续对外揭露日本隐瞒真相的恶行，另一方面建议中国政府将完整的文件拍成照片以戳穿日本欺骗他国的谎言。
对于1915～1916年的帝制运动，莫理循表示不解，也不支持。1915年8月，美国人、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更宜于君主制时，莫理循立刻在《大陆报》上声明，“反对君主立宪政体，认为现在实行是不明智的”。之后他多次在信函中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反袁运动开始后，他主动到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回京后，先后面见袁世凯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警告他们：形势所迫，必须取消帝制。当然，莫理循的劝告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袁世凯一意孤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中国则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因此，莫理循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举动评价甚低，他说：“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
莫理循在劝阻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还针对已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力主张中国政府参加协约国一方，并在袁世凯去世之后，继续向黎元洪政府申说中国参战的益处，希望中国通过参战提高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扭转将来受侵略的危险，同时也能够收回德、奥租界，永远停付对德国的义和团赔款。1919年2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技术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在此期间，为代表团修改相关的英文文件。对巴黎和会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让与日本，莫理循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予以谴责。1920年5月30日，他因患胰腺癌在英国去世，享年58岁。其在萨塞克斯郡的墓地由一圈中式汉白玉栏杆环绕，上面镌刻着英文的“北京的莫理循”的字样，反映了莫理循与中国、与北京的密切关系和他对中国与北京深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