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DNA，民族文化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既有“遗传”，又有“变异”。“变异”是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适应时代和环境的结果。这种适应性也积淀在新一代的DNA中。
对于中国人，最难让世界理解的就是我们身上挥之不去的中庸。在有些方面，中庸是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人做人的机趣，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文化优势；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或者因为处理不当，中庸成为误区，成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庸》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世界正发生关键性转折。我们生活在必须改变自己生活、思想和处事之道的变革中。中国人，你想不想品一品你身上的中庸，看一看自己的影子？——只有深入自己，才有健康的自信和自觉地改进，适应时代变化，做大写的中国人。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为争夺中原而展开实力竞争，竞争造成多样性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人们大多敢想敢说敢做，有一股生气与活力，有一股“强矫”精神。孔子、老子就是这一时期的人，中庸是他们的道德伦理哲学。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子思的《中庸》中。
秦燔百家之言，独尊法家。汉自武帝开始，“黜黄老而独尊儒术”，然而所尊的是董仲舒、公孙弘辈的“曲字”。此辈奴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王道法天”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之说等，把至大至刚的原始儒家学说阉割为君王专制理论，中庸之道也成了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苟安主义和奴才哲学。至南宋朱熹，则进一步把封建伦理的“三纲”说成“道心”，要求人们自觉遵循，诚心信奉；把自我修养发展到“坐尸立斋”，这就使中庸适应了扼杀个性，培养奴才的专制政治。封建专制是“人治”的极端，天下听命于一人。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皇帝（或曰皇帝也只是“天”的奴隶）。”（《民众的大联合》）
《中庸》的闪光之处，在于人本包容、多元共存的文化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封建专制阉割了中庸的真精神，对外以老大自居，排斥外来文化；对内以剪除异端，压制不同意见为能事。公元166年开始的“党锢之祸”，学士数百人连同家族被杀，投入黄河，所谓“汝辈清流，葬身浊流”。明清以降，又以“文字狱”的形式镇压异端。“文字狱”不知冤死了多少人！即便到了民国，新旧军阀在身后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不知杀了多少无辜者！蒋介石清除异党的方针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长期的专制政治，造成专制主义文化心态，同时也造就依附人格和奴隶性格。
政治制造“氛围”，在无正义的社会氛围里，人性向两方面扭曲，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在几个“英雄”后面是沉默的多数。当人权没有保障，当一言可以招祸，一言可以杀身时，人的生存本能告诉我们，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漠和消极最安全，不管闲事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活久了，人自然会圆滑世故，消极怕事。历史上中国人洁身自好，对公共事务常不愿主动参加，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实际上是由于封建专制造成的。对封建专制长期适应的结果，世俗化了的中庸集中了一些消极、负面因素，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处且缩头”以及“无毒不丈夫”之类，造成了某些中国人的劣质性格。这时的中庸之道已经不同于子思《中庸》的原旨和孔子精神。鲁迅曾气愤地指出：“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鲁迅谴责的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和半殖民地政治下的人性扭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庸文化与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容易产生劣质的国民性格，诸如卑怯、懦弱、懒惰、贪婪、苟且、自轻自贱、欺弱怕强、“看客意识”等。中国中庸文化的历史歧途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历史歧途——数千年封建专制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有其顽固性的一面，但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国民性属于文化范畴。
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大意是批评上世纪末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忍耐和懦弱。他说：“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他举了一个例子：
摊贩占据你家房楼，在那儿烧火做菜，墙上涂满厚厚的油垢，腐臭的菜叶塞满墙角。半夜，吃客喝酒猜拳行令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龙先生举的例子，据报道，本世纪初上海外城区有，中国内地城市都有。摊贩大多是失业（下岗）人员，上有老下有小，你断了他的生路，脾气大得真的会动刀子。他们为了能“混”下去，有的寻求黑社会保护，贿赂警察和政府人员，你不知深浅去“生气”，说不定真的惹祸上门，吃不完兜着走。这类教训实在太多了。究其实，一是穷，人口多，二是法治与管理未上轨道。如果失业（下岗）人员不搞小摊、排档也能活下去，如果附近有足够的供食客消费的场所，大约从源头上就能消灭这种现象。如果法治与管理上轨道，该“生气”的地方“生气”都有好的结果，无论老弱妇孺，在看清形势之后，都会去“生气”的，只有傻瓜才不“生气”。所以一味责备中国人天真太少，人际哲学太发达，过于“成熟”或“劣根性”之类，实在是不得要领。
至于我们身边经常看到的另一种“成熟”，例如单位里一场会议发言说下来，往往滴水不漏，八面玲珑，面面俱到。这是人际哲学面对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的选择。你得罪了上边，“官”做不成，你得罪有实力的左右或下属，在单位难“混”。在基层待久了，都知道其间的难处。这正是中国人际关系和政治有待改进或改革之处。
实现“人性化”是人类的初期文明。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的高级文明，这是人类的理想。马克思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定义“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组合”，而两者的“过渡”或“中间环节”是“人权”。只有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大人权，才能继往开来，不断扩大人类文明。处历史歧途的中庸之所以低俗化，皆因历史上的中国人太穷困，无人权。中国知识分子懦怯，此非孔子中庸之过，乃专制之折磨。当大多数人屈从于现实中的某种不合理，并且已经麻木不仁感受不到这种不合理，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被漠视被践踏的时候，于是留给清醒者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辛酸！
《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这句话阐述了社会政治与社会道德（人道）的关系。社会道德对政治是很敏感的，政通则人和，政治清明则社会安定；相反，政治腐败则社会道德沦丧。道德对政治的敏感颇似大地对树木的敏感，植被好可以使大地变成美好的生存环境，荒漠化可以使大地变成恶劣的地方。因为，政治权力以它的专利性，激活人性中善的和恶的因子，使它们像菖蒲芦苇那样快速地蔓延和生长，影响着文化氛围，制约着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所以，只要个人权利真正从政治、经济、法律上得到保障，中国人会有文化上的自信与明智，会成为有公益的人，有组织力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强矫之气的人。中庸的低俗面会在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刷新。
中庸是生存的智慧，安全的智慧，和谐的智慧。他反对走极端，反对抟同；主张和而不同，多元共存。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中庸》二十八章）在任何制度下生活的人都需要这些智慧，所以，它并不必然与哪种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西方人、日本人也有中庸思想。在历史的正途，作为理性文化，中庸可以是仁心仁德仁爱自然而然的发挥，是人生艺术的完美统一。所以，中庸与法治、人权这些现代观念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产生“杂交优势”。如果现代的社会人具有中庸之道的人文素养，让这种人文素养参与法治的优化决策机制，人类社会会变得更为安全，更有效率，更加美好。
历史的歧途是人治与专制，是经济的贫穷，是政治与管理的野蛮与落后；历史的正途是民主与法治，是生活的富足，是政治与管理的文明与规范。走出历史歧途，进入历史正途的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
近年来的变化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