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早已亡佚的《黄帝四经》、《经法》、《十大经》、《称》、《道原》。
西汉初期，特别是文景窦太后当政的时期。朝廷以道家——黄老思想作为治世方略。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当时流行的黄帝时期的书有五类一百多种，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天文、医学、神仙等许多方面。据《四库全书》书目，除医经类《黄帝内经》一书尚存外，其余全都亡佚。马王堆出土的四篇，据学者唐兰考订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四经》，因系汉初帛书，学术界称之为《黄老帛书》。
上古神话说，黄帝战蚩尤，平三苗，统一中国。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凡与“智慧”、“文明”有关的事情都离不开黄帝。黄帝发明了舟车，发明了耕织、宫室、棺椁，并把结绳变为书契，“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通天文、物候、历算，他创造了“黄帝历”；黄帝长于养生治病，所以至今的中医宝典仍然是《黄帝内经》；黄帝有哲学智慧，所以先秦两汉有《黄帝四经》；黄帝有政治、军事智慧，所以后代流传《黄帝铭》、《黄帝君臣》和《黄帝兵书》。
黄帝不过是距今约5700年前的部落首领，那时有无文字尚成问题，可以肯定，上面这些书都是托名之作。因为黄帝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文化之源头，哪个学派能把黄帝拉到自己麾下，自然更有权威。看来道家因为文化底蕴深厚，抢得先机。“黄老”之“老”指老子。
《黄老帛书》究竟写于何时？比照书中内容，我认为是西汉初期的作品。
《黄老帛书》（以下简称“帛书”）主要是道家思想，但不全是道家，其中吸纳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特别是《易》、《庸》的思想，并有所发展。
帛书强调“法治”，说“道生法”，“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这有点像韩非和李斯。韩非也说“道生法”，“以道为常，以法为本”，但韩非更重法术势三结合的君权，故才有秦始皇的极权政治，而帛书强调主法者“自行以绳”，这不像先秦口吻，而更像吸收了亡秦教训的汉初统治者的口吻，不能忽视政治法权思想中这种“新”因素。因此，帛书应该是西汉初作品。
帛书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上“雌节”的理念。这像是继承了《老子》一书的“知其雄，守其雌”。然而，细细分辨，你会发现两者的不同。老子的“雌”没有脱离“雄”，它只是一种态度、策略或手段；而帛书中的“雌节”是与“雄节”对举的，它认为雌节是“吉节”，雄节是“凶节”，持雄节者“凶忧重至，几于死亡”，持雌节者“顺之至也”，所以说：“知雌雄之节，乃至祸福之向。”这是在总结刘邦屡败屡战终于成功的经验和秦朝及项羽不可一世而失败的教训，先秦即便是“杂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字。
帛书在“守度”一节中鲜明地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四度”和社会生活的“八度”。“八度”即度量衡，与经戴圣编定的《中庸》中所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相类。
特别是帛书提出的“执道”、“循理”、“审时”、“守度”、“雌节”几个政治原则，正合中庸之旨，或疑为出自戴圣等人之手。
（一）“执道”
《中庸》说：“从容中道，圣人也”，又说：“道不远人”，还说：“道前定，则不穷。”帛书的第一个原则是执道。“执道”就是认识和掌握“极而反”这一“天地之恒道”。对“极而反”，帛书用“天稽环周”、“时反以为几”、“赢绌变化，后将反施”来表达。“极而反”就是事物依一定的条件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法则。
帛书认为“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称》）帛书《十大经》指出：“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恒斡，地于恒常，合两曰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恶。地育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
从“天地”、“男女”观察到“合两曰常”的普遍永恒规律，即“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化变”在帛书中为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客观法则。《十大经》说：“不藏故，不挟陈。向者乃去，至者乃新。新故不纠，我有所周。”这是开放和进步的胸怀。对于腐朽不义的政治事物，帛书认为“不谌不定”，（《十大经》）甚至主张在万不得已时可用正义战争“伐乱禁暴”，就像黄帝征蚩尤那样。
以上就是帛书中的“执道”。
（二）“循理”
“执道”必“循理”。《中庸》说：“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四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帛书则说得更具体。帛书所谓“循理”，就是具体地“审知顺递”。帛书说：“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顺逆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经法·认》）
帛书根据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审知顺递的“四度”：君臣，贤不肖，动静，生杀。“君臣易位”、“贤不肖并立”、“动静不时”、“生杀不当”是逆，逆则“身危”、“国危”、“重殃”；“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经法·四度》）
帛书提出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四个问题：上下级关系，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法律。
帛书认为“四度”等社会生活之理应该表现为“法”，就是说，执道循理必须立法。帛书说：“道生法。法者，行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行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经法·道法》）
立法者“自引以绳”，“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帛书以“法度”范畴概述封建法权政治原则：“法度者，政之至也。能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能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经法·君正》）
（三）“审时”
“执道”、“循理”必须讲求时机，《中庸》曰“时中”，帛书曰“审时”。所谓“审时”，即处理各种顺逆矛盾必须掌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转折点，做到“静作得时。”这里的“静”，是等待；“作”，是行动。时机未到，要等待时机；时机到，要马上行动。即帛书所言：“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十大经·观》）“圣人之动，时为之庸”，（《十大经·兵容》）“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十大经·观》）“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若未可，涂其门，勿见其端”，（《称》）“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十大经·姓争》）总之，要审时度势，见机而作。
这种“时机”，不能靠主观臆测或侥幸去掌握，而只能“不专已，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就是说，要从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审察中“明至微”，从“极而反”、“以阴阳明大义”之中知理之顺逆，然后才能见“机”。帛书总结说：“明明至微，时反以为几。”（《十大经》）
（四）“守度”
《中庸》讲“守中”，讲“无过无不及”。帛书则强度“守度”。所谓“守度”，因为事物“极而反”，所以要注意掌握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一定的限度，要“处于度之内”。任何“动于度之外”，包括“过”与“不及”，都“功必不成，祸必反自及”（《经法·名理》）。
“度”在社会生活中很普遍。规、矩、曲、直、水平、尺寸、权衡、斗石——帛书称为“八度”，即今之“度量衡”。只有在这些方面有统一的“度”，做到“轻得不爽”、“少多有数”，“则治而制之矣”（《经法·四度》）。
推而广之，自然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都有特定的“度”，例如赋敛有度，使民有度，“过极失当，天将降殃”（《经法·名理》）。因为过度则埋下了“怨之本”、“乱之基”，（《经法·四度》）物极必反，会造成严重后果。
（五）“雌节”
《中庸》说：“有余不敢尽”，又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孔子说：“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后发制人而又始终掌握主动权。这也是帛书的“雌节”。
老聃贵柔，基于“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提出“知其雄，守其雌”的原则。帛书似乎远离了这一思想。
帛书提出“雄节”、“雌节”这一对相反的概念。“夫雄节者，满之徒也；雌节者，谦之徒也。”（《十大经·雌雄节》）持雄节者，是盛气凌人，骄横自恃之人；持雌节者，是外示柔弱，谦慎自制的人。前者表现为咄咄逼人，先发制人；后者表现为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制胜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持雌节的人手里，即帛书所言：“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施。”（《称》）
《菜根谭》说：“虎行似病”，“鹰立如睡”，但虎、鹰一旦发现目标，则迅猛异常。世界上真正厉害的是守雌节者而不是张牙舞爪、锋芒毕露者。
帛书把“雌节”作为政治和军事的策略原则，特别是以弱胜强的策略原则。帛书说：“圣人不为始”（《称》），“卑弱主柔，常后而不先”（《十大经·顺道》），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后发制人。
在战争策略上，雌节表现在“立于不敢，行于不能，战示不敢，明势不能”（《十大经·顺道》）。这样做，既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使自己不骄傲不轻敌，又能麻痹敌人，助长其骄傲自满的气焰，使之走向败亡。同时，雌节表现在敢于斗争，表现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帛书说：“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穹（弩）而因之”（《十大经·顺道》），又说：“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
帛书的“执道”、“循理”、“审时”、“守度”、“雌节”，展现了“有理有利有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风格，可视为中庸之完善。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所议论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而合”，重视对事物“势”、“形”、“法”、“度”的把握。如果说帛书是“新道家”作品，不可能是《吕氏春秋》时期作品，而应该是汉初文景时期的作品。
汉代自武帝至东汉，所尊乃公孙弘、董仲舒辈之“奴儒”，社会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使得《中庸》虽被戴圣编订，仍然湮没无闻；而《黄老帛书》这类当年走势的作品，必然亡佚，而侥幸见于墓葬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