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任。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孟子·滕文公下》
“译文” 尧把得舜这样人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虑。所以把天下让给人容易，为天下发现人才却很难。
“说古论今” 找到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贤德的人很难。在企业管理中，善于指挥千军万马，不如善点数将，发现和指挥真正有用的人才。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席。刘邦说：“各位诸侯和将领不要隐瞒我，都要说心里话。我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是什么原因？项氏所以失去天下是什么原因？” 高起、王陵回答：“陛下仁慈而爱护人，项羽傲慢而侮辱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所招降攻占的地方就封给他，与天下人利益相共。项羽嫉贤妒能，有功的人加以陷害，贤能的人受到怀疑，打了胜仗而不论功行赏，取得了土地而不与分利，这就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说：“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说到在帷帐中运筹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粮，畅通粮道，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俊杰，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任用，这是他所以被我擒杀的原因。” 刘邦一语道破战胜项羽的玄机，那就是大胆启用有本事的人，让他们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挑起建立汉王朝的大梁。
一个人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才干，最适合于某项特定的工作，扬其所长，用其所能，则可以成为人才；抑其所长，用其所短，那就只能是一个庸才？一个领导者倘若埋没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长处，反而使用其短处，就是对人才的摧残与毁灭，同时也是对国家事业的摧残和毁灭，是最大的不仁、不道，由此可见，敢于大胆任用干部，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才大略者；反之，他就是一个无才无略者。 从历史的经验中不难看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国的领导者们向来懂得牵牛鼻子，面对不同秉性的下属，总是先摸透他们的性格，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轻松自如地在谈笑间指挥若定。正是因为一些领导者努力让自己具有更强的辨才能力，睁大眼睛，把“千里马”挑出来，然后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给他们任务，才会形成靠人才打天下的局面，因此也就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没有人才的单位，必然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又怎么会有前途呢？企业要发展就要靠人才，人才在哪？就在领导者那双“慧眼”当中！
“用人之道” 古今中外不少人靠白手起家，逐步建立起自己庞大的企业王国，但却往往逃不脱中途衰落的命运。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自恃经验丰富，能力过人，统治欲极强，喜欢包打天下，就跟项羽似的不懂得让自己的下属挑大梁。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部下不如自己能力强，老是不信任部下能把事情办好，企业里芝麻大的一点事也要过问，而且要“一抓到底”，这样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让下属挑大梁既可以笼络人心，又可以成就大业，何乐而不为呢？ 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个乐于放权的智者。李嘉诚之所以能拥有今天这样庞大的事业，主要是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从大包大揽的小作坊主的管理方式向充分发挥部下能力的大企业家的管理方式的转变。 李嘉诚20岁时，用自己的7000港元积蓄，在一个破烂的工棚里办起了自己的小塑胶厂。工厂创业之初，资金少，人才缺，从原材料采购、设计施工，生产管理到产品推销，李嘉诚都得“事必躬亲”。 10年之后，李嘉诚成为香港“塑胶花大王”，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工厂规模大了，员工多了，资金充足了，下一步怎么办？还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把所有的担子都一个人挑起来吗？ 李嘉诚亲眼目睹了许多同行由于坚持不改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而把事情越管越糟，不但不能实现事业的腾飞，反而将苦心经营起来的企业搞垮了的实例，他痛切地意识到：要实现事业的腾飞，就必须在管理方式上来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要彻底抛掉小作坊主的管理方式！ 于是，他毅然决定把“工厂”提升为“公司”，从事无巨细都得他亲自过问的创业者英雄式管理，转变到依靠管理专家，技术人才的“集团管理”上来，把权力下放给下属，让具体的部门负责具体的事务，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部下劳心劳力。 李嘉诚依靠部属进行管理，实行企业员工的分级负责制，这样一来整个企业的员工既开动脑筋，又积极工作，整个公司都忙起来了，而不是他一个人在忙了。通过分权，让中层干部挑起公司的大梁，李嘉诚从琐碎的事务中脱身出来，把精力更集中的放到战略大局上来。公司从上到下，各司其职，这样才形成了如今汹涌澎湃的长江集团。 俗话说，就算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即使你 “日理万机”，要想把所有的事都照顾过来，都办好，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聪明的管理者总是善于用巧劲儿，拿出一部分权力分给属下，他们做的只是以权统人。
需知，领导应当是帅才，总揽全局，通盘考虑关乎全局的大事；中层干部则是将才，应当各司其职，挑起大梁，管好“线”上的工作；而员工则是士兵，应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点”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