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宏观经济失衡产生了一系列新特点，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对供给管理的要求愈加明显。
一、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复杂性与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局限
从经济发展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005年世界银行按汇率法人均收入对世界各国进行分类，其中偏低中等收入国的平均国民人均收入为1746美元，我国2005年已达到1740美元。按通常经济史演进规律，一国进入或接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即意味着两方面经济特征的产生：一方面，进入总量上的高速持续增长期，发展中国家一旦跨越了低收入的“贫困陷阱”之后，若无特殊的危机，经济一般会形成内在的持续增长的动力，形成一个较长期的高速增长，日本及东亚战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日本在1955~1973年的18年中，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2%以上，新加坡在1965~1984年近20年中，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9%，韩国在1963~1991年近30年中，年均GDP增长率达到8.5%，中国香港在1968~1988年20年中，年均GDP增长率达到8.7%，中国台湾地区在1962~1987年的25年中，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5%（刘伟、许宪春、蔡志洲，2004）。我国经济自1978年至2005年27年里年均增长率为9.63%，并且完全有经济上的可能继续保持10~20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进入这一时期，同时意味着经济结构进入深刻而急剧变化的时期，因为进入或接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就是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工业化加速本身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急剧变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就业结构、总产品结构等都会发生深刻演进。历史上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日等，在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国民经济中的结构变化速度都显著高于其他发展时期。本来结构变化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函数，由于技术、制度创新的长期性，使得结构的显著变化具有长期性质，但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这种结构变化的长期性会被极大地削弱，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的失衡，不仅由于总量增长上的持续高速形成的不稳定性而加剧，而且更因为结构急剧转变生成的矛盾而激化（刘伟，1995）。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产生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就有其发展上的必然。
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来看，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机制的秩序建设仍亟待完善，但市场机制在作用范围上已替代传统的计划机制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尽管要素市场化进程亟待深入，但商品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尽管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改革仍然相对滞后，但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而又深刻的进展；尽管国际社会主要发达国家大都仍未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地位，但毕竟已有50多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多。正因为这种体制转轨期的历史摩擦，不仅使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产生体制性特点，而且使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产生体制性特征（刘伟，2006）。
这种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转换进程，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有着一系列的矛盾特殊性，至少以下五大矛盾是突出的。
（1）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根据1978~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3.5%左右，如果不发生重大制度和技术变革，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波动幅度为9个百分点，即在4.5%~22.5%之间（围绕13.5%上下各加或减9个百分点）。但我国自2003年至2006年已有4年时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连续显著超出22.5%这一上限，而同时消费需求增势疲软愈加显著，不仅消费品厂商存货水平持续增多，而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60%左右，显著低于当代国际一般的80%左右的水准。
（2）物价总水平很低，但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据统计，从1997年11月开始至1999年末，我国的物价总水平呈负增长，直到2002年，物价水平大体为零增长，2003年至2004年物价水平开始正增长，但也仅为3%和3.9%的低水平增长，2005年至2006年物价上涨水平又开始回落（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5》，以及国家统计局关于2006年主要经济数据的公告）。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应担心发生严重通胀，至少通货紧缩的威胁更大于通货膨胀。但事实上，人们恰恰在面临严重的通缩威胁的现实时，对通胀产生了很高的预期。从厂商来看，原材料、燃料、动力等上游产品价格已有大幅度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品价格上升幅度2003年为4.8%，2004年为11.4%，2005年为8.3%，均显著高于同期消费品价格的上升水平，上游投资品价格显著上升表明下游一般消费品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对未来消费品价格上升形成成本推动压力。从消费者来看，对消费品物价上升的感受与我国统计部门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统计之间产生了显著分歧，尤其是占CPI权重1/3的食品类支出价格水平上升幅度大，2004年以来尽管连续丰收，但粮价仍然连续以两位数的水平上升。再加上城市住房支出价格水平的迅速上升，以及人们对于未来医疗服务及教育支出价格水平预期的不确定等因素，使得消费者对未来通胀产生很高的预期。
（3）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回升，但失业率继续攀升。1998年至2002年，我国GDP增长率年均为7.3%左右，同期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00万人左右，登记失业率在2.3%左右，2003年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比此前的7.3%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但城镇失业率不仅未相应下降，却反而成倍上升，到2006年6月失业人数已达1000万人，登记失业率已达4.2%以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就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答记者问———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高就业》载《中国信息报》2006年9月4日）。
（4）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产能过剩矛盾尖锐。2004年以来我国已连续4年经济增长速度超出10%，2006年更达到了10.5%，但同时产品过剩及潜在的产能过剩矛盾日益严峻。从消费品看，据商务部2006年调查显示，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大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供求大体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供不应求的没有。这表明消费品相对较为普遍的过剩已成事实，若再考虑到我国消费品厂商相当一批开工不足，生产能力较为严重地闲置，那么可以说消费品较普遍的产能过剩业已形成。从投资品看，据商务部2006年对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市场的调查显示，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供求基本平衡的218种，占72.7%，供不应求的只有13种，占4.3%，并且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等资源性投资品上。表明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对投资品的需求开始减弱，而同时产出能力仍在扩张，从而促使投资品产能过剩的形成。据统计，我国现阶段钢铁、电解铝、铝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矛盾已经很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问题。
（5）外向型经济程度超常提高，但内需不足的困扰日益加剧。物价水平低迷，产品较为普遍过剩，产能过剩矛盾日益呈现，失业率继续构筑，均表明我国内需增长乏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加依赖外需的扩张，使内需与外需增长之间产生显著推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年平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事实上，只要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相应进出口增长便超过20%，到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超过1.7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已达70%以上，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20%左右）。同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已过万亿美元，国际收支中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
正是由于上述五个方面经济失衡的特殊性，使得从总需求管理入手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这种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需求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进行总量政策选择
需求管理上的总量政策选择的基本方向，无外乎扩张和紧缩两种类型，而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不同于以往，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计划体制下还是进入改革过程中，我国经济总体上多数年份是需求大于供给，这种失衡或者表现为短缺（如在计划体制下），或者表现为通胀（如在改革中）；1998年至2002年期间，我国经济失衡则表现为显著欠景气。在这种总量失衡的方向明确的条件下，需求管理上总量政策的方向也就易于明确，并且也能够在一定时期保持其连续性。比如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决议中，针对当时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局面，就明确提出，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适度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不变。而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针对当时内需相对不足的失衡局面，特别强调，在整个“十五”计划期间（2001~2005），以扩大内需为首要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实际上就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选择。尽管在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不同，但在总的宏观政策的选择方向上是明确的，即或者是总量上的紧缩，或者是总量上的扩张。那么，现阶段我国针对总需求的总量宏观政策应当如何选择呢？在消费需求低速增长而固定资产需求增长过快，同时物价总水平低，但社会对通胀预期值高的矛盾条件下，若在总量上采取扩张性政策，对缓解失业，活跃低迷的消费需求固然有利，但同时势必加剧已经长期过快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扩张，同时也会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若在总量上对总需求采取紧缩性宏观政策，对抑制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降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会有帮助，但在经济增长速度恢复显著，而同时失业率却成倍提高的矛盾条件下，紧缩性的宏观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抑制增长速度，很可能使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紧缩与否也难以抉择。这种总需求上的扩张不能扩张，紧缩难以紧缩的两难选择，表明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使得总量政策上的需求管理具有极大的局限。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产生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生的方向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和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事实上，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对总需求仍然保持扩张态势，而货币政策则采取紧缩选择，这种两大基本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选择方向性差异，表明在现阶段复杂的经济失衡面前，从需求管理方面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深刻的矛盾，这也是需求管理局限性的重要表现。
先来考察现阶段的财政政策选择方向。就财政支出政策而言，财政赤字并未减少，只是在2002年赤字达到3149.5亿元后，略有减少，但仍连续多年保持在2000亿元以上的规模，并且2005年比2004年财政赤字规模又有所扩大。在国债方面，2002年国家财政发行的国内债务为3228.77亿元，而到2005年，已经增大到6922.87亿元，翻了一番。可见，无论是从财政赤字的规模上，还是就国债的数量扩张上，财政支出政策仍然保持着刺激需求的势头。就财政收入政策而言，2004年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税制调整，新一轮税制调整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对1994年以来分税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规范，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分税过程中，中央税收占的比重大，增长速度快，而地方财政收入在税制上税源分散、不稳定，且征缴成本高。到2005年，中央税收占全部税收的52.3%，全国各地总的地方税收只占总税收的47.7%，在地方税收财力产生问题的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税费要求必然提高，因而会加剧企业的税费负担。因此，从2004年开始提出新一轮税制调整，包含深刻的减税要求，特别是要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首先，开始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尽管地方政府未必满意（因为原来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退税，新的办法则规定地方政府承担其中25%）。但对出口企业来说等于加快并规范、严肃了出口退税。其次，在所得税方面加以调整，包括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酝酿对广大内资企业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尤其是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为33%，而外资企业所得税低出此税率一倍左右，为真正体现公平竞争，其趋势必然是内资外资逐渐统一税率，对内资企业来说，这种内外企业所得税率的统一，应当是所得税大幅下降的过程。最后，在增值税上试行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固定资产和技术设备也如同购进的中间投入一样，进入增值税抵扣部分，对企业，尤其是对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减税措施，并且这一措施已经在东北地区作为振兴东北工业重地的政策之一开始付诸实施。这一系列减税措施表明我国目前在财政收入政策上同财政支出政策一样，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
再来考察货币政策的导向。近些年来货币政策的基本倾向是持续紧缩。由于2002年银根的松动，尤其是到2003年上半年信贷增长更快，到2003年6月30日放出去的信贷规模，已经相当于2002年全年放款总额的130%，而2002年的货币供给就已经显著超出往年的平均速度。因而，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特征（美国、欧盟通常为6个月到18个月，我国据测算大体为7个月至24个月），中央银行在2003年春就拟采取紧缩措施，虽然后来由于受2003年春的“非典”影响未能实施，但自2003年9月起，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为标志，直到现在，中央银行连续出台紧缩措施。特点在于：首先，保持较长时期的紧缩持续性，自2003年9月起到2007年1月，已连续近40个月收紧银根；其次，每一具体措施的紧缩幅度均不大，通常都在小范围内调整；最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到严控信贷规模，再到上调存贷款利率等，全面收紧。
尽管在总量失衡矛盾运动方向尚不十分清晰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采取“松紧搭配”的原则或许更有助于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提高，或许更能够减轻“双松”或“双紧”带来的经济大幅震荡。但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产生的方向性的差异并不是主动的政策选择，而是被动的无奈，因为，一方面这种差异的出现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公共财政体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不是建立在对宏观总量失衡方向有着明确判断的前提下。所以，这种方向性差异本身表明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矛盾特殊性，使得若只从总需求管理入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难以协调。尤其是在“货币流动性陷阱”已开始显现的条件下，提高利率等收紧银根的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进一步加重人们的储蓄倾向，商业银行会面临更大的存贷差压力，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状况也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也表明，在特殊的总量失衡中，货币政策在以需求管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中的有效性开始降低。事实上，单纯的总量上的短期需求管理已经难以适应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而应当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起来，从而使得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短期调节与长期调节协调起来。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宏观经济失衡调控行为产生了周期性差异，使得政府总量上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效应程度受到深刻影响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利益关系以及相互间的机制业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中地方政府的权、责、利的独立性获得了很大提升，地方政府本身越来越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掌握者。因而，地方政府的行为与中央便产生了显著差异。首先，行为目标不同。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其目标在于实现宏观意义上的均衡，即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又要防止严重的衰退；而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目标只能是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包含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性的地方政府各类收入）最大化。其次，进入经济的方式和壁垒不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方式是行政机制，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地方政府贯彻其对经济调控的扩张政策意图时，可以通过行政方式进行安排，而地方政府作为行政下级也应当服从中央的行政指示，这里对于中央政府的决策来说，是通过行政方式贯彻，若有失误首先付出的是行政决策引发的代价。但地方政府进入经济的方式和面临的壁垒就有所不同，无论是地方政府出自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冲动，还是出于执行中央加快发展经济的行政指示的需要，发展地方经济首先要加快投资，而投资的基本渠道无外乎两条：一是财政投入，应当说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力是不足以支持其投资性要求的，甚至地方财政应当承担的基础建设、公共品生产和公共服务等都难以保证，况且地方政府又不能在财政上以发债的方式进行“增量改革”；二是将银行储蓄转化为投资，但由于我国国有专业银行垄断性的金融体制的“垂直性”，再加上地方中小中介金融机构欠发育，因而，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资增长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应的地方居民储蓄能力之间高度不相关（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2004），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难以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其地方投资。在财政和银行两方面都不能或不会支持其投资活动的条件下，发展地方经济所需要的投资，只有依靠“招商引资”。而地方政府与其所依靠的所要招的商和引的资之间并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不同于以往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地方政府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指示其进入当地经济，而只能通过市场谈判，吸引其进入。这不仅需要一个谈判过程，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条件等方面做出努力，通常是把这些条件改善作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地方财政担保，向银行贷款融资。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关系和联系机制的变化，使得宏观需求调控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的差异。当中央从总需求角度认为需求不足，经济不景气，需要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机制要求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加快对需求的刺激，但地方政府在这时无论是通过财政还是通过银行，都无力即时扩大投资，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招商引资，而这又需要一个过程。当个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速度，经过一定时期取得了所要招的商和引的资的信任后，各地纷纷聚集了一批引入的商、资，形成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的迅速增长，迅速扩张的总需求，又使经济产生了需求过大的失衡，因此，中央政府从宏观总供需均衡目标出发，又要抑制总需求，进而通过行政方式要求各地方政府减缓投资冲动，甚至要求其从已经进入的经济中退出，然而，此时的地方政府已经难以退出了，因为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构成了地方政府退出的经济壁垒。显然，改革带来的体制变化和利益格局的改变，也使得单纯从需求方面进行宏观调控产生了严重的局限，至少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行为主体，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总需求的扩张或抑制的利益冲动及相应的行为周期产生了显著差异，这种周期错落，甚至可以说是周期与反周期的行为差异，对需求管理的效应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可见，至少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即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总量方向性上，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政策工具上，从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贯彻行为主体上，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失衡的调控目标的实现，需要对宏观调控方式做出重要调整，尤其需要加强供给管理政策在短期调节经济波动方面的应用。
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调控与供给管理政策的应用
需求管理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双重转轨的特殊性，表明需要引入并重视供给管理。一般而言，供给发生变化，包括生产成本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往往是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即以效率改变为条件，而这种增长方式的变化必然是长时期才可能的，因而，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大都更具长期性。在经济思想史上，供给管理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其地位远不如需求管理政策，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凯恩斯对需求管理政策的强调，以及在战后需求管理政策推动均衡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从而导致对供给管理政策的忽视。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冲击，曾经使人们开始重视供给管理政策，形成所谓“供给学派经济学”，特别强调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实现均衡（如“拉弗曲线”所描述的状况）。当时的供给管理政策是被作为需求管理政策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应付短期经济波动。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供给管理政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就在于它能够改变包括企业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正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所说：“一旦人们面临的激励发生变化，其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正的激励吸引人们做一些事情，而负的激励阻止人们做一些事情。处于这种情境中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影响社会行为。”（Laffer，1983）因此，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是短期供给管理政策的核心，而税收政策就是调节激励的最基本的工具。供给学派认为，对于工人来说，面临的激励决定于两个相对价格：工作和闲暇的相对价格和未来消费与现在消费的相对价格（BartlettandRoth，1983），第一个相对价格决定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第二个相对价格决定了工人的储蓄积极性。
但由于里根政府大量采取供给学派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加之人们对于“滞胀”的理解逐步深入，需求管理政策又重新占据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供给管理政策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视野中也逐步退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深刻变化，以及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命题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使得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以及针对长期总供给的增长政策等成为长期性供给管理政策的主要构成部分，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是由于供给管理政策的长期性特点，使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仅限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而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调节效应没有予以充分承认。事实上，供给管理政策不仅能够，而且经常被运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不被人们关注，或者不被视为供给管理政策，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对均衡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价格水平和总产出的影响不同，区分这两种政策的特点直接影响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和对宏观政策效应的判断。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复杂性，要求在即使短期调节上，也必须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一般说来，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经常运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工资政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政策等。
1.作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的供给管理的货币政策效应特点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货币政策被视为需求管理政策，实际上，货币政策同时也是供给管理政策，因为它不仅影响总需求，同时也影响总供给。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调节利率，而利率对经济有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可以影响总需求，也可以影响总供给，比如降低利率，一方面可以影响投资，促使投资需求扩大，从而增大总需求，货币政策在这里起着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率同时也影响资本的使用成本，利率的降低使生产的要素成本降低，从而影响总供给。也就是说，利率的变动同时具有总需求效应和总供给效应。利率的这两种效应都促使均衡产出增加，但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供给效应使得价格水平下降，而总需求效应使得价格水平上升。价格水平最终是下降还是上升，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从货币政策的实际作用效果来看，总需求效应一般大于总供给效应，因为总体来说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般会带动价格水平上升。对于既要关注经济增长又要防止严重通货膨胀的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而言，关注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便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那么，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的大小由哪些因素决定呢？货币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即货币的变动先是影响利率，然后利率的变化影响生产成本，再而后生产成本的变动影响总供给。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程度的大小便取决于这三个环节。其一，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有多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大，而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又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利率越敏感，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就越小，因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小。其二，利率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这取决于经济中的总资本存量，总资本存量越大，利率的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就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超高储蓄导致快速的资本深化，因而我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不断加大，这样就会使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越来越大。其三，生产成本的变动对总供给的影响有多大？这取决于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越大，给定的生产成本的变动对总供给的影响就越大，因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大呢？一般而言，一个经济的闲置生产能力越大，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越大，因此，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较大。
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后，就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我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中央银行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按照常理，我国那几年应该有较高的通货膨胀，至少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但是，那几年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连续几年通货膨胀率都接近0，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负的通货膨胀。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总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因此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很小（苏剑，1998）。但是，由于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闲置生产能力，因而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较大。这样，在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大于需求效应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物价下跌的局面。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越大，货币政策对促进均衡的影响作用效应也越大，尤其是通过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时，不必像通过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拉动经济增长那样，付出较多的通货膨胀的代价。但在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通常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总会超过其供给效应。因而，往往一国宏观经济短期调节中，需要引入更多的供给管理政策时，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减弱，特别是国民经济同时关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目标，或者说，宏观经济的总量失衡方向难以判断，进而从总需求管理政策上难以进行扩张或紧缩的选择时，不仅需要注重长期，而且需要更为注重短期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结合时，由于货币政策的总体供给效应相对较弱，其对经济均衡作用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效应正经受着这种失衡复杂性的检验，从需求管理政策效应来看，自2003年9月以来的货币政策的持续紧缩，不能不受到增长和就业目标的限制，因而在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未产生实质性降低效果的同时，货币紧缩的力度又受增长及就业目标的限制，不能达到有效控制通胀和抑制结构性需求增长过快的程度。从供给管理政策效应来看，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无论是从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上（包括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还是从短期的利率变化对厂商生产成本的普遍影响上，其作用都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在需要注重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结合的复杂的宏观经济失衡环境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这种局限，尤其是其在供给政策效应方面的局限性，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2.作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的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效应特点
税收政策是供给学派眼中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给里根政府开出的政策处方几乎全都是税收政策。
显然，财政政策的供给管理政策效应要高于货币政策，也正因为如此，在供给学派看来，政府要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降低税率。但另一方面，与货币政策相同，财政政策通常也往往被视为是需求管理政策。然而事实上，财政政策同时也具有供给管理政策效应。一定的财政政策是属于供给管理政策还是属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视其针对生产者，还是针对消费者，针对消费者的财政政策一般属于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生产者的财政政策大都属于供给管理政策。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财政政策工具影响的是厂商的成本，包括税收成本、工资成本、利息成本、原材料成本等。
税收政策对厂商实际成本有重要的影响，显然调节企业所缴纳的各种税收，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出口税等都可以影响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从而增加总供给。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也能够影响总供给，因为，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可以影响人们的储蓄，而储蓄又会影响利率，从而影响平均成本变动；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对工人积极性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生产效率，相应影响平均成本，此外，对企业的生产补贴也等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机理与减税是相同的。问题在于，税收政策同样影响总需求，比如减税既可以影响总供给，又可以影响总需求，那么，减税到底是对需求的刺激程度大还是对供给的影响程度大？进而，减税到底是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供给管理政策？这一问题从供给学派出现直到目前都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争议问题。尽管在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影响程度大小判断上存在差异，但承认税收政策影响总供给是普遍共同的认识。我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一直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对刺激总需求（尤其是扩大内需）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忽视其同时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效应。1998年起，从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的提高（由9%提至11%），到对企业20项行政事业收费取消；1999年先后进一步提高服装业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对房地产业的相关税费予以一定的减免，同时取消对企业的73项基金收费；2000年对软件、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5，第174~175页）；2003年针对“非典”冲击，对航空、旅游等行业实行阶段性减税；2004年以来更是一系列减免税收政策相继出台，包括采取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取消农村农业税，大规模取消对农民的缴费项目，试行企业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等等。这些措施都对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发生了重要影响，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产生了重要作用，因而从总供给方面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均衡增长目标实现，在短期调节总量失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财政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通常比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显著，因为货币政策本身的供给管理政策效应就低于其需求政策管理效应，同时货币政策难以直接针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节，因而对供给影响的程度及深度有限。所以，当宏观经济失衡矛盾复杂，使得从需求方面进行总量调控难以选择，因而需要注重结合供给管理政策时，对财政政策的这种显著的供给管理政策效应要予以特别的重视。
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短期供给管理政策工具，比如工资政策：包括工资冻结、工资补贴、降低企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等手段，但这些手段或者难以运用，因为存在工资刚性，工资难以下降；或者由政府对企业工人支付一定的补贴，但这种补贴作用机理与财政政策是同类的；或者作用不大，如降低或取消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对工人现期消费作用不大。又比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政策虽然关系到厂商生产成本，但政府在这方面的冻结，或补贴不宜过多，否则长期企业以偏低费用使用资源不利于效率提升。因此，在这里这些方面就不加专门讨论了。
三、我国宏观调控中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组合原则
就短期波动的调节而言，若经济失衡的总体方向明确，那么，在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组合过程中，究竟主要运用哪种政策，应当也可以根据总量失衡的方向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来选择。如果经济开始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由于负的需求冲击，导致均衡产出和物价水平下降，那么，可以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同时也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以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但运用不同类型的管理政策恢复充分就业的路径和代价是不同的，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在推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同时，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增大通货紧缩的压力，对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促使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而需求管理政策则在促使恢复充分就业的同时，使价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提升通货膨胀水平，不致下跌过快，促使国民经济的总需求扩张，加快经济恢复速度。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便应更多地采用需求管理政策。若经济开始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由于负的供给冲击，导致经济失衡，均衡产出下降和物价水平上升，同样既可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也可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以促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但运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将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在缓解失业的同时，会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则会使价格水平向原来的状态复归，也就是说，运用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在推动充分就业状态恢复的同时，使国民经济避免或减少通货膨胀。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在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政策的组合中，应更多地采取供给管理政策。总之，在短期调节中，为实现均衡目标，应尽量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需求冲击形成的失衡，用供给管理政策对付供给冲击形成的失衡。虽然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供给冲击形成的失衡，或者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对付需求冲击形成的失衡，也能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但都要付出代价，即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物价水平的不稳定。我国以往宏观经济失衡，在总量方向上是较为明确的，如在1998年之前多为需求大于供给，而在1998年至2002年则为需求小于供给，因而宏观经济短期调节主要是系统地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或者是紧缩总需求或者是扩张总需求。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采用了一些供给管理政策，但在系统性和倚重程度上，均远不及需求管理政策。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产生了一系列新特点，从而使得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显著的局限，而同时付出的代价日益增大，尤其是在需求总量上是采取扩张还是紧缩，难以选择。因而，也就特别需要强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政策的组合。根据产生失衡的不同原因，从需求与供给不同方面采取不同的宏观管理政策，以促进均衡增长，同时避免或降低物价的不稳定性。
就长期均衡增长而言，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一，伴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当代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其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均是以往难以比拟的。而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又恰恰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任何一国在经济史上工业化加速时期，突出特征之一，便是产业结构急剧变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空前加快。所以，产业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产业政策当然属于供给管理政策。其二，区域经济政策也是供给管理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一个地区的政府不可能拥有国家所特有的宏观经济手段，比如，一个地区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一个地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影响地区的总需求，其作用是很有限且极不确定的，因为地区政府财政所能影响的只是本地区居民的总需求中的一小部分，地区居民收入在更大程度上并不受地区政府的财政政策影响，况且，即使当地居民需求受到当地政府财政政策影响，在其总需求中到底有多少形成对当地产品的需求，更是很有限和极不确定的，有可能是这一地区政府财政花了钱，但影响的却是其他地区经济。所以，地区政府不可能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本地经济，同时运用地方财政政策对当地的总需求影响作用也十分微弱，因而，需求管理政策对地区来说是不适用的，而供给管理则有突出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显著的国家，因而，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实现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特别是在总需求管理已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调控行为周期性差异的条件下，供给管理政策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说，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也使得我国长期发展中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因为越是在开放条件下，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越会逐渐降低，一国政府需求管理政策刺激出来的总需求很可能不会相应地形成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但供给管理政策则不同，供给管理政策直接受益者就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相关企业，其中受益最大的当属本国企业，其他国家在此地的居民或企业可能也会享受到本国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利益，但相对于本国居民和企业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
总之，在调节经济方面，供给管理政策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效应，不仅在长期调节中，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且在调节短期经济波动中，供给管理政策也日益不可或缺。无论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演进和区域经济协调以及对外开放提升等长期命题的处理中，还是在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复杂性更为深刻背景下的短期调节中，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都将越来越重要。如何使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以及短期调控当中，更有效更科学地协调起来，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