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李扬
董辅礽老师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重要理论贡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董老师的最好纪念，就是深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认清新形势，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奠定更为牢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关于中国要发展怎样的经济体系问题，过去几十年讨论的比较充分，结论也比较明确，那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所以重提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一向被我们认为是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政府，均采取了大量的非市场化手段，甚至不惜实行国有化。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自然就会提出疑问：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还该不该坚持；如果要继续坚持，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历史。从300年资本主义发展史看，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始终都是同时存在的，而国有化和非国有化，则也反复进行过多次。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应付不同的问题，市场和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程度、范围有所侧重，有所区别。当市场失灵问题比较突出时，政府通常会跳到经济运行的前台，纠正市场失灵；当政府干预危及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则会出现大规模的自由化浪潮，大大压缩政府的活动范围。应当说，市场运行和政府的适当干预和参与，两者不可或缺，它们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要素。观之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情况，正是过去几十年长期过度的自由化种下了祸根，致使社会经济矛盾长期积累，最终不得不以危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社会财产缩水、信用缺失、资金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互不信赖，只能相信政府并依赖政府的资财来度过难关。但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并非常态，一旦局势稳定，我们当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因此，如果我们把西方世界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处理方式视为常态，从而得出某种普遍性论断，可能有误读之虞。
然而，此次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酝酿、发生、发展和处置过程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只是对西方世界发展成功经验的误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并根据发展变化的现实经济过程，不断调整两者的作用领域、配合方式、运作强度和主从次序。
将这种认识引申到中国现实，结论自然就应当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西方国家普遍发生危机，在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从后台跳到前台，而否认中国应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我们高兴地看到，对此，多数认真的研究者具有高度的共识。
对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突出者，就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最基本要素的价格，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尤其是诸种要素价格，如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等，都还不能准确反映出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以扭曲的相对价格在引导全社会的资源配置，由而产生了被我们深恶痛绝的不注重质量、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因如此，党中央才郑重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还可以讨论得具体一些。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内朝野都认识到，我们实施甚久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使得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需来平衡国内储蓄，并导致外汇储备大量积累，由而还产生了大量国际争端。改革的必要性虽已获得共识，但如何去改却多有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当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诸如降低出口退税率、减少出口补贴、乃至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等，强行将出口压下来。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近几年来所做的事情。然而还有另一种意见，那就是要根据各类要素的稀缺程度来调整它们的价格，彻底改变进口和出口的相对优势，然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约束出口、平衡国际收支的效果。从理论上说，如上所述种种，其调整思路都是要改变相对价格水平。但是，比较而言，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论，下决心改变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具有根本性。我们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就是希望通过理顺要素、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改变相对优势，来实现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
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不止体现在价格方面，就金融领域而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论及金融体系的发展，大家一致同意，今后我们需要对于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债券市场给与更多的关注。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债券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大量成型的认识，现在，结合人民币“走出去”战略，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众所周知，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进一步要求。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急迫任务就是，要创造各种条件，让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具体说，就是要使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更多地发挥交易中介、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功能，以期逐渐打破美元一统天下局面。过去论及这一任务，我们较多地关注人民币进一步发挥交易和支付手段的功能，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理论界认识到，要想让人民币真正成为区域货币并进一步成为国际货币，关键在于使人民币成为别国普遍接受的储备资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国内发展起规模庞大，既有深度，又有弹性的固定收益产品市场。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向外输出人民币，另外一方面又不让人民币的持有者拥有稳定且多样化的投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创造，有赖于债券市场的发展。应当说，这个道理是通过我们持有规模日益庞大的美元外汇资产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得出的。这些年来，美国正是一方面通过庞大的贸易赤字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则通过创造规模更为庞大的美元定值固定收益产品市场以及多样化的资本市场，让这些美元回流美国。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全世界的外汇储备都被牢牢捆在美元的战车上，以至于各国不得不仰美国人的鼻息。当然，我们并不追求成为世界的新霸主，但是，美国的上述复杂的金融体制安排确实告诉我们，要想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要想让我国的货币拥有与我国的经济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我们必须推行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而要使这种战略卓有成效，我们必须首先在国内改革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总之，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寿终正寝，但它并没有宣告市场机制的终结，危机用一系列剧烈冲突的形式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解剖给世人看，从而让我们更切实地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需要大力发展的，哪些过程是可以缓步推进的，哪些是领域不可让市场因素渗入的，哪些事项必须由市场承担，……我以为，只有如此深入细致地对危机进行分析，我们才能通过危机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从增长优先到就业优先
过去30年的中国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促进经济增长是我们的核心任务。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而言，这一变化是合理且必要的。30年前，我们还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在物资极为贫乏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保持物价相对稳定，努力生产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无可厚非的。应当说，正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走上了如今的繁荣昌盛。
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的新阶段，那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若干缺陷，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急切需要从过去那种比较粗放、不讲效率、不注重质量、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更科学、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这就是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意义所在。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我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其中，调整宏观调控目标是题中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全面的经济发展要实现四大目标，即：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回顾我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史就可发现，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上，充分就业目标一直隐隐约约，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则是最近才被明确提出的。以2007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为例。2007年底，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双防”，一防经济增长由偏快演变为过热，二防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化为全面通货膨胀。到了2008年上半年，经济下滑的形势比较明显，宏观调控目标相应地改变为“一保一控”。保是保增长，控是控物价，还是在增长和物价两个目标间做选择。到了2008年底，面对经济形势进一步急转直下局面，全国经济工作会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新目标，并且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配合模式，其中，扩内需和调结构是手段，保增长则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增长包含了就业，有了增长就会有就业。这种看法是偏颇的。我们知道，作为需求约束型经济，促进增长的着力点有三：一是增加国内消费，二是增加出口即国外消费，三是增加投资。增加国内消费和出口，将引致现有生产能力充分利用，并间接拉动投资增长，其增加就业的效果比较显著且直接。但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国内消费的增长十分有限，出口增长受到越来越强的国外市场约束，短期内均难有明显的效果，于是，如今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要想让GDP保持增长，主要还须依赖投资增长。理论上说，用投资来带动增长是相对容易的，这是因为，投资本身就是需求的一大类，它的增加会直接导致GDP增长。然而，这种观点看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不同的投资领域、不同的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如果我们的投资集中于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内，则无论在投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增长和就业将同步发展，但是，如果投资集中于那些资本密集的大项目上，其增加就业的效果就相当有限。有人就奥运工程算过一笔账。北京奥运主体工程投资总量约为5000亿元。在项目建设期间，这些投资产生了对建筑工人的巨大需求，投资、就业和增长是一致的。但是，项目结束后，对建筑工人的需求急降为零，其净增就业（运营和管理）只有2000人左右。这就是说，在项目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如此巨大的投资项目只有极弱的就业效果。试想，如果这5000亿的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并形成一大批新企业的话，其建设期的就业效果自不必言，其后续的就业效应将巨大且可持续。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投资、就业和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说明，以就业优先来安排投资项目，就能在投资、就业和增长之间保持密切协同的良性关系。
仔细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便不难看到，存在的问题千头万绪，最令管理层和社会公众头疼的问题事实上是就业。所以要倾全力来阻止经济下滑，其根本的落脚点是要在保持现有就业水平的基础上努力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人口众多和资源贫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而工业化处于中后期，城镇化处于加速阶段，则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社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就是要放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保证创造源源不断的新的就业岗位上，否则，庞大的人口不仅不会产生“人口红利”，反而会产生巨大的人口负担。在过去30年中，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大概为1000万~1500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对于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在进行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这样一个就业增加速度，否则就会产生贫富不均、收入差距，并可能演化成社会危机。证之以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事实，我们发现，就业不足已成为社会的最大隐患。事实上，经济增长而就业效应不强，早几年就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隐忧；大学生连续数年不能充分就业且就业难的局面愈演愈烈，正是这种隐忧的青萍之末。这种局面若不扭转，不仅我国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社会动荡也将接踵而来。
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当将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宏观调控目标应当明确地从单纯的促进增长转变为促进就业。简言之，我们应当确立以增加就业为目标并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思想。这种转变，正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民生、更加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注意收入分配的调整，在效率与公平上，对公平给予更多的关注，等等。毫无疑问，若无充分就业作为前提和保障，上述目标都会成为无源之水。
如果将目标确定为就业优先，当下的4万亿元投资以及连续不断出台的刺激投资方案，就须小心仔细地选择投资领域。毫无疑问，那些可能导致未来产能过剩的投资应当坚决杜绝。在此前提下，新增投资应当选择就业效果显著，产业链较长的领域，否则将会出现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有增长无就业的不利局面。
说到以投资促进就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今后应当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要发展金融、高新科技之类的新兴服务业。我以为，这种观点的依据以及实现路径等，也需要认真讨论。最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引为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这在理论上无可争辩。但是，将这样一种发展规律运用到一个具体国家，必须与该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发展路径、发展过程相一致，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效果，否则可能产生误导。在这里，最大的误导就是，我们可能只注意到发达国家如今服务业占主导的现象，忘记了他们那里确曾走过制造业为主的历史，忘记了发达的服务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基础的事实，忘记了类如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像如今某些发达国家那样着重发展服务业而将其对制造业的需求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之上的冷酷现实。
在我看来，在中国促进服务业发展，仍然必须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镇化均在进行过程中的具体国情。因此，如果战略的选择是要通过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的投资就必须大规模地安排在那些可能产生较强就业效果的领域。于是，对于那些就业效果明显，但在技术上可能不那么先进的领域、产业和企业的投资，政策面就仍然应当给予充分关注；对于广大中小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各级、各类调控当局更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这样看来，所谓要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来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须知，我们不可能指望几亿识字不多的农民在短时期内都变成白领。
全面地说，我们当然需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并以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创造坚实的科技基础，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忘记中国人口众多的冷峻现实，在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更要发展那些能够容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就业的产业。至于大力发展金融业，值此美国金融危机泛滥之时，更应当小心谨慎。此次危机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金融业等服务产业都是“引致性”产业，它们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相适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否则就会形成泡沫，并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三、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政策体系需要与时俱进
讨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进一步则须讨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机制———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问题。毋庸置疑，经过30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也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进行改革的时候。
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很多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当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来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财政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本的情况是，政府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对此，我们曾有过“两个比重下降”的概括，它指的就是：在全部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所占比重下降，同时，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中央政府所占的比重下降。面对这种局面，在20世纪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政府财政政策调控的重点就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从而增强政府的财力和调控能力，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两个比重在不断上升，发展到今天，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而两个比重上升过快则可能是新的问题。按预算内的窄口径计算，我国的政府收入已达GDP的21%。如果把预算外以及体制外收入加进来，有学者估计，以政府为主体的收入已经占到接近GDP的40%。按照国际标准，这个比重已经相当可观，足可与北欧国家相媲美了。
但是，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已经产生了某些负作用。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事实上已成为我们提高国内消费率战略的先决性阻碍因素。众所周知，消费的主体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费，首先必须增加居民的收入，这是简单而清晰的逻辑。如果我们确认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这个事实，那么同时就要承认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个事实；在这个前提下要增加居民消费，只能是无本之木。就此而论，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的战略，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当然，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消费支出，从而总体上提高消费水平，但是要最终解决问题，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就是个需要动大手术的问题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多途径，根本途径是减税让利。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在总体上降低税赋，恐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注意到，最近财政部门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把这些措施概括为实行“结构性减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政策组合。解读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要点：第一就是降低总体税赋，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则是对税收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这针对的是我国税收结构仍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现状。这两个侧面组合在一起，就是要在减少宏观税负的总要求下，对现行税制结构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方向不同的调整，从而既实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过低的目标，又满足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要求。
与财政政策等量齐观的又一套调控政策体系就是货币金融政策。经过长达30年的发展，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到了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直接的挑战来自这样的事实：近年来，虽然我国货币政策的措施之多、强度之大创出历史记录，但货币政策的效力和效率却在逐渐下降。突出表现就是，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比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为了刺激国民经济，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操作，包括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增加信贷供应等，但是，调控实践显示：对于那次通货紧缩问题的解决，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并不特别显著。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又遇到了物价上涨。面对腾涌的物价上涨局面，我们也采取了数量相当多、力度相当大的措施，但是，冷静的分析告诉我们，此次物价上涨局面的克服，与其说是货币政策产生了效果，毋宁归因于那些刺激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国际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的突然消失。如今，为了尽快阻止经济下滑，我们又采取了力度极强的货币政策措施，但是，多数分析者都清楚地看到：要阻止经济急剧下滑，财政政策的效果似乎要强于货币政策。
如果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的原因归诸我国央行调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相反，对于仅有14年历史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我们经过学习、借鉴、初创、发展和创新，基本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余年方才走完的历程，如今，无论是从组织体系、政策目标、调控工具、操作艺术来看，还是就调控理念、从业人员素质而论，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已可跻身世界前列。因此，货币政策调控效力递减，在于货币政策实施的各方面条件发生了变化。
更有甚者，我们的研究显示，货币政策效力下降，并非中国特有，它具有全球的普遍性。而造成这种现象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实体经济层面，在于信息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在金融层面，则在于金融创新、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此，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的根本途径，仍然在于与时俱进，改革我们的货币政策范式。
举例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以调控货币供应为主要任务，这样一种操作范式可能就有问题。近年来，如果说货币政策有用的话，那也主要体现在对信贷的控制上。从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应对通货紧缩，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应付物价上涨，以及最近又要对付通货紧缩的实践来看，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主要是对信贷的调控发挥主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让我们头疼。因为，中国传统上是管制信贷的，因此，改革开放30年中货币政策体系的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央银行从控制信贷转变为控制货币供应。现在，如果要让我们重新启用控制信贷的老工具，心中总有些别扭。好在这是一个国际趋势，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更令人心理平衡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国际前沿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传统货币政策范式的失灵问题，也在努力寻找所谓货币政策的“新范式”。这个新范式的重点就是否认调控货币供应的有效性，肯定调控信贷的有效性。面对这一事实，货币政策范式需要调整，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调整。就此而论，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央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对此，我们感到庆幸，也感到兴奋。因为，基于此，中国的经验或许可以做出世界性的贡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