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从而搞对了激励。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这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1）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分梯度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在过去严重封闭落后下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极大的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惊人的差距。
（2）坚定地然而又是渐进地推进了市场化和国有资产主导下的有限的私有化，给经济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同时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因此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对抗和动荡。
（3）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普遍改善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4）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保证了在统一国家和中央调控下发挥区域差异极大的地方积极性，提供了试错改进的可能和空间。地方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成为私人资本发育不足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
当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是没有代价和隐患的，这主要是在外部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依赖和内部资源、环境、健康成本的高昂。但是，只要以上支撑经济驱动的四个轮子还在高速运转，这些以及其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并最终通过发展逐步去解决。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30年来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提出的真正严峻挑战。因为它在表面偶然现象的背后，第一次暴露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个轮子，已经磨损严重和动力不足，需要更新或替换。
首先，早前存在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导致对外开放带来的惊人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学习、模仿、引进更多地让位于对话、竞争和制衡。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已经失去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只会下行而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强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在转轨国家中并不多见，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余下的战略性商品如粮食、成品油、天然气、水、电等价格改革方面面临的不只是所谓改革是否彻底的问题，而是面对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国家战略和社会稳定的考量问题。
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竞争性改革，也是同样的困难和敏感。在这些涉及社会大众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人们的分歧显著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也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一些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存在。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
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连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现出来，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某些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
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这个趋势也已经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延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以及增长的制约。
如果说过去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主要动力都已经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一些学者宣称的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如东亚起飞经济一样，30年的周期是极限，走到头了呢？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在短期启动内需的应急办法之外，能否找到替补或更新的，能够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新动能。
应当指出，这样一个能够立即启动并能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需求和动力实际上已经存在。因为对中国这样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其家属所短缺的这若干万亿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悬殊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以上，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由于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前的0.2多一点，到目前城市和乡村分别接近0.35左右，这打破了计划体制大锅饭下的平均主义，属于既有收入差距和激励效应，又还相对差距不大的合理区间。但是，如果把城乡人口及收入总和加权计算，则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居然达到近0.5这个严重分配不均的地步，这显然是因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在3~5倍左右），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权重又都很大造成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偏差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
城乡比例这个主体结构失衡，除了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和内需严重不足之外，还带来了一系列恶果。
首先，它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中的近乎无限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从而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
其次，它导致了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有可居。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的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其三，它导致了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秉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乃至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
最后，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且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隔离，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藩篱，已经使得城镇出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分裂，很多城镇享有法律上福利保障和公民权利的人已经变成人口的少数。这种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其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应当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被排上议事日程，也相当程度地处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很大程度上因为存在两个主要的思想或潜意识障碍。
一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没有能力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他们的归属现阶段还只能在农村。但问题是农民工实际已经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多年，而且不可逆转，这不是任何人的设计，而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他们的就业岗位是自己找到的，他们的归属不是由我们任何人去人为限定的。
至于说城市的安置能力问题，其实一百多年前首批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就能在城市居留下来，中国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几乎全都是农民转化而来，到了国家越来越繁荣、富足和现代的今天，说我们反而没有能力让已经进城和有了工作的农民工逐步安居下来，这是绝对说不通的。就业就能安居，这是全世界城市发展的通例。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不能安居，完全是制度阻隔的结果，而不是城市负担能力问题。
二是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提高劳动成本。问题在于有竞争力的劳动成本不能靠制度歧视和剥夺大部分劳动人口的公民权利来维持和实现。况且劳动者随经济成长，其必要的收入提高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增加，是人力资本积累增值、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本身的内涵和要义。
况且人的权利不光是财产权，还有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包括平等的就业、教育和安居保障的权利，越来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应当看到，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和社会的很大关注，但这里的认识并不统一。比如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强烈反弹，除了其中包含了合理的批评和建议的成分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市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应当尊重市场规律，长期维持中国这个最自由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农民能够进城打工，无论怎样缺乏劳动、医疗和社会保障，已经是经济和福利状况的很大提高和改善。然而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的是，农民工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市场自然发育和权利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高速度成长的严重桎梏和制度性障碍。
因此，如果说作为改革起点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解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了一系列人们最初没有想到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变迁。那么，如果能在今天的物质基础和改革成果基础之上，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就能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
应当指出，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切入点，是长短结合，解决内需问题的紧迫要求。亿万农民工提供了廉价劳动和产出的供给却不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缺乏城市现代文明所提供的最基本住房、市民待遇和保障，这是最大最现实最持续的内需。启动内需的方向转向这方面的投入将是综合回报最高的投入。同时，农民工及其家属的逐步市民化，会产生对公共设施、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从而矫正产业结构，使第三产业这个吸收就业的主要产业的份额恢复和上升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已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分步市民化，并不会排挤新的就业岗位，相反是创造和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
立即着手分步实施农民工市民制改革，也抓住了目前国家正在启动的城乡统筹的龙头。由于城市的强势地位和现行利益结构下的自然导向，现在各方面在城乡统筹中集中关注的往往是城郊土地的流转升值和失地农民的安置。其实，城郊农民和其他因土地征用的失地农民只是城市化的被动参加者，而农民工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动参加和主要推动者。农民工率先开始市民化是市场和农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农民工的就业岗位是他们自己找到的，并不要别人去提供。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既准确抓住了城市化的本质和核心，又是启动农村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的枢纽。因为只有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了，进城安居农民的土地流转和转让才可以大规模展开而没有任何流民泛滥之忧。这次农民工返乡潮就是一个证明。同时，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离开乡村，会改变现有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老幼病残留守农村的现状。因为只有农村规模经济的空间扩大，才能吸引一批有志有才的中青年在农村扎根发展，这样新农村建设才有真正坚实的基础和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制订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以降低城市化成本为主线，其核心是稳步安排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安居，同时有序退出农村。应像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试行推进一样，允许各地采用不同模式，鼓励地方竞争和横向协作，内容应当包括若干关键的制度设计。
如按照党的十六大中央提出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率超过50%的目标，中国在今后12年内将要解决新增3亿人口的城镇化落户问题，每年需安居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将达到2500万人左右，现在就需要综合考虑补欠账和新进人口的常住人口模型，进行城市化不同变量的计算机动态模拟，重新审视和全面规划我国的城镇规模布局和空间分布。
如根据农民工市民制的需要，分年有步骤地以千万套的规模兴建福利性住房，同时根据各地财政负担能力，显著降低和重新修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标准，将分期分批市民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建设规划和福利保障计划。参照资源秉赋与中国相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应在40~50平方米以下，廉租房的标准应在30平方米左右。当前，可以结合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地调整支出结构，将相当大一部分投入转移到农民工市民制安居这个综合经济社会收益最高的方向上来，集中偿还一批欠账。这样也会相应产生巨大的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和城镇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拉动一系列的巨量投资和消费支出。
如将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制纳入视野和城市规划，有效改变目前城市发展中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等不利于农民进城安居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畸形发展倾向，扭转目前城市和城郊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高城市化成本和房地产价格的势头。同时，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可以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由于城乡隔离的制度屏障，中国非农产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为东亚类似国家的4倍，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约10倍）。
制订和实行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上，与时俱进，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战略的延续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有力的支持，也是对城乡现有既得利益在保护存量的同时，从增量开始的重大利益调整。国家要根据农民工市民制和举家迁出农村从而释放出大量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进程，大规模增加城市的土地供给和保障性住宅用房供给，大幅度降低城市化成本和农民工及其家属安居的门槛。借鉴韩国等与我国人均占有可耕地资源等相类似的国家成功实现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成功经验，这也需要一系列立法推动，如《城镇发展法》、《住宅建设促进法》、《安居工程保障法》、《农民工职业培训法》和《城市布局规划法》等，以适应农民工市民制转变的需要。
如将城镇和工业征用农用地的使用指标与农民工市民制的指标挂钩，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内在约束机制，这是抑制农地占用、调节地方竞争方向的关键一环。目前由于土地征用出让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具有不断扩张非农土地占用的强烈冲动。用行政办法控制土地占用和审批，费时费力，效果很差。因为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常发展占地和过度扩张占地的界限，因而没有控制和审批各地土地占用增长的客观标准。把增加非农占地与农民工市民制挂钩，可以使城镇扩张与城市化的真实成本建立起对应关系，遏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无成本约束的土地无限扩张冲动，同时改变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无偿使用廉价劳动力而不承担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状况。
如根据城市对农民工的依存度，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农民工市民制义务，使地方政府从仅仅对户籍人口负责转为对常住人口负责，并最终使二者统一。这样可以引导目前地方之间的GDP竞争转化为经济发展和常住人口的就业和社会服务竞争并重，从而既发挥我国地方政府的独特作用，又引导地方政府向公共财政和服务性政府的方向转变。
如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核心环节之一。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拨出巨额专项基金，长期用于求职和失业农民工的免费并带有一定生活资助补贴的职业培训，兴办职工培训院校或委托代培，使具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失业农民工都能转移到职业培训学校或代培班，得到长时期的学习培训和半工半读机会，并责成农民工就业城市全面规划和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保证他们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条件。
和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在初期的试点推开一样，要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制的方法、步骤、内容上展开不同形式的探索和竞争。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依据农民工的就业时限、教育和职业技术能力等分步安排自己的农民工市民制计划，或区分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的不同侧面，分步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制的进程。这样，由于有财政负担能力的内在约束，可以使农民工市民制的进程既积极进取，又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地方、不同形式的探索、交流和竞争，可以降低这个过程的总体风险，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行政资源和制度资源。
农民工市民制与征用农民用地、农民工依存度等挂钩，会自然引导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向城市化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镇倾斜。中央和省级政府可以使用优惠性或限制性的政策（包括土地和财政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在新兴城市群带、低于最优规模的城市和中小城镇就业落户，达到改善城市空间和规模布局的目标。不同地方、不同形式的探索、交流和竞争，可以降低这个过程的总体风险，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行政资源和制度资源。
农民工市民制纲要分步实施，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可无后顾之忧的大踏步开展。应允许和鼓励进入市民制程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让和出售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举家永久迁入城镇定居。国家及各地政府应对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市民时退出农村制定具体操作办法，作出农民可选择的制度安排。由于城市对土地的集约使用效果，同等数量农民在乡村占用的非农用地一般大大超过他们移居为市民后的占用土地面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整体市民化一方面会提高农村农用地的规模经营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保证基本农田不减反增的同时，给城市扩展释放出大量的土地。
因此，中央财政应对农民从土地退出，在就业城镇举家落户提供专项扶持基金，并鼓励农民工落户城市和地区与农民工迁出的省区开展横向协作和谈判，建立农民迁移的水平交流和协作机制与渠道。这样，与中央政府垂直的资助和引导相结合，形成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安居、发展城镇、减少农民、繁荣农村的立体推动机制和良性循环。
与已经实现城市化的低速发展国家不同，中国经济还能长期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化转型，这是我们在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中不可忘却的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