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伟
如何从价值观上认识改革？今天就此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从价值理论上讨论改革？第二个问题，中国改革是不是正义的？第三个问题，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值不值？
为什么从价值命题讨论问题？从经济学产生开始价值理论就居于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家最后一块基石是价值理论和价值理念。古典经济学产生到产业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里，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占据主要的地位，到1840年前后效用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先是客观效用价值论居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主观效用价值论取得主导地位，这个时间延续几百年，一直到19世纪末，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讨论代替了价值理论的讨论。价值理论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很简单，价值理论回答的问题是，这个制度是不是正义的？这个制度是否拥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制度的必然性是否基于其历史的进步性和优越性？在产业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稳定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要求学者为其统治阶级地位必要性论证的时候，价值理论不仅成为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社会科学论证核心命题，更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因为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上回答的是什么有价值？公正才是价值，什么是公正？等价才是公正，价值决定等价交换，这是正义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贯彻这个等价交换原则的，所以是合理的。这样价值理论便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
到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统治已经牢不可破，已经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否定的历史存在，这个阶级不需要其学者为其统治地位和生产方式的合法性论证，因此不需要再说这个制度为什么合理，为什么优越？而需要说怎样运用它最有效。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价值理论讨论意义不大，而发现均衡的位置，追求资本效用最大化，即研究均衡价格更有意义。这样的研究更切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所以价格理论代替价值理论。
一种统治方式，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在不稳定、不牢固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学者说这个制度优越。我们为什么在改革走了30年之后，突然把讨论回归到基本问题，比如劳动价值论，什么是劳动？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公平，等等。为什么呢？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献都在讨论基本命题，就是说改革开放走了30年，人们开始审视、反思这个制度变迁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进步的？人们也有种种历史资料和根据来展开讨论、产生分歧，所以价值等基本范畴成为热点。这就是改革开放进行30年的时候，为什么要从价值命题上讨论改革的价值取向的动因。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用什么标准衡量这30年？这30年的变化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进步的？人们可以提出很多标准，或极具人文关怀，或极具货币金钱色彩，或极具个体倾向。但是我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最根本、最简明的应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的话，最根本的检验这种变革进步性和正义性以及正当性的标准，就在于它是不是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生产力，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是空前地比其他任何时期，比其他任何制度安排都现实地解放和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我想这是最简单的标准，恐怕也是最科学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检验，我想不难证实，也不难证伪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根本的进步性。从经济增长来说，就统计数据来讲，到2007年中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将近15倍，大概14.9倍以上；人均GDP的水平比1978年增长了将近11倍，10.9倍左右。这个速度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可以说这30年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这30年比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30年给中国带来的进步都要大；对30年有很多的不满，但对中国这30年之外的其他30年，人们有更多的理由不满。所以我想，历史总是相对的，相对来说，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就，确实是空前的。
这30年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带动了中国的发展？大家总说，增长不同于发展。就我了解的经济学知识来说，增长不同于发展，增长只是单纯数量扩张，比如GDP的扩张，发展带有经济结构的变化。当然经济结构之外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变化，这才是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和进展。那么，中国30年来实现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是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呢？别的我不讲，比如197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将近80%，当时我们讲中国10亿人口8亿农民，当代世界最穷的国家平均劳动力农业比重72%，我们当时比它还要落后。而我们现在是多少呢？40%多。下降30多个百分点，2亿多农民从农业当中转移出来。在30年时间里，这是极大极深刻的结构变化。再比如生活结构的变化，恩格尔系数，1978年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61%以上，按联合国的标准60%以上就是赤贫，中国当时2.5亿多人吃不饱饭，而现在我国恩格尔系数40%左右。按照过去标准，年收入800多元以下，作为绝对贫困人口标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1000多万人，不到2000万人的贫困人口。所以讲改革开放，我们使2亿多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的确是不得了的奇迹。这就是发展和结构变化。我想这是可以证实的，这只是短短30年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为实现这30年的发展和增长，我们为此付了什么代价，有没有效率呢？很多人在怀疑，特别是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亚洲的奇迹，包括中国增长的代价，提出很多的经济学实证分析。道理很简单，认为中国、包括整个东亚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不是建立在要素效率的提高基础上，因此很难持久。甚至在21世纪之初就提出东亚20多年增长极限这样的假说。在中国，用中国1994年以前的投入产出表的资料分析，中国1994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的确要素效率贡献不大，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增长。由此也就产生了对30年增长的效率从根本上加以怀疑的理论情绪。
学术问题不想展开更多的讨论，扼要地说，从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增长确实有效率的提高。一是体制因素。不管对市场化进展程度上有多大的分歧，中国这30年确实取得了市场化实质性的进展。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行政国有控制领域向竞争性市场转移，这种转移程度越大意味着效率越高。二是结构因素。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使资源不断从低效率领域和部门向高效率的领域和部门转移，转移程度越大，表明结构效率越高。三是要素效率。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当中，劳动和要素效率都在显著地提高，全要素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确在显著地上升。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讲中国增长的确是建立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而且具有中国双重转轨的特殊的改革和发展背景。当然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尚待不断持续提高，但这是另一命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实现这一切支付的社会代价值不值？其实最大的社会代价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公平目标受到了多大伤害？大家知道，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改革，它在利益上是偏向于资本的。我们做过研究，中国这些年在制度变化过程中，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的效率都在提高，但是根据我们一项研究的成果反映，资本效率提高的幅度是劳动这个要素效率提高幅度的几百倍。改革开放首先解放的是资本，调动的是资本的积极性，这可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按照这个道理，如果贡献大、效率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幅度大，在市场条件下得到的回报就应当多，得到回报增长速度就应当快，由此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变迁，在价值趋向上是倾向于资本的，而且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国不仅仅由于市场化的制度变迁使得差距加大，而且经济发展的二元性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也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再比如能力上的差别，经营风险上的差别，已有的资产积累水平上的差别，再加上腐败，寻租的机会不同等。这些因素都造成差距在扩大。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健康文明的发展，要紧的是把效率和公平目标历史地统一起来。今天会议的主办单位是董辅礽先生的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董先生晚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加效率。当时曾引起很多人的争论。其实社会主义的优越就在于它比别的制度在中国能更好把公平和效率历史地统一在一起。董老师这个观点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觉得是正确的。公平加效率能够处理好，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也特别讲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完全同意这个命题，但是我想进一步说，也只有救中国，只有发展中国才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这样才有希望，中国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因为毕竟只有我们在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创造，而不是陈旧的教条，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别人的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