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雎国余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经济学和改革开放30年的论坛。我今天演讲的风格和我们平常讲课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给大家讲课都是讲的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关注的是一些理论热点和实践焦点的问题。今天不是，要从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这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个话题比较严肃，也比较沉重，同时还富有挑战性。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我们取得巨大的成果。在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以及经济学创新给我们震撼的同时，更为深刻地缅怀为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奠定基础的以董辅礽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智慧、勇气、胆识和远见卓识，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经济学的繁荣，当然，也才会有我们对未来经济学获得更大创新的期盼。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所取得每一个大的推动，都离不开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付出的努力所产生的经济学的成果推动下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发展所取得的每一次进展和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曾经历了两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现在正面临着是否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文化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末，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的。大讨论的结果否定了“两个凡是”，应当说随着这样的讨论取得的成果，经济学的研究迎来了春天，经济学研究的坚冰被打破了。我们清晰地记得当时经济学界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活跃，好像这种研究热情和思想的火花一下子迸发出来了，按劳分配讨论就举行了六次，每次我都参加了，包括80年代初在董辅礽先生家的饭桌上讨论所有制变革的问题、经济运行理论的问题、财富分配的问题以及包括产业制度等诸多的问题。那样的兴奋溢于言表。也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界热烈的争论，热烈讨论才有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突破，当时提出的一个理论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是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理论的突破，是作为党的纲领确定的。尽管如此，在那次全会的闭幕式上，当时党内三位最高领导人做了讲话，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位领导人仍然在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说明，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干部、群众中，围绕着中国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经济学界关心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在继续前进，有些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于探究计划与市场究竟是渗透式结合，还是胶合式结合，而直接探讨所有制的问题。
北大教授厉以宁在报告厅连续做了两场报告，海报本来想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题，后来觉得有点耸人听闻，把它改成“当前中国改革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思考”，主办者北大团委和北大青年经济学会，我当时很荣幸是北大青年经济学会的会长，是我们组织的。厉以宁教授在这次报告会上讲了前28条、后28条，加起来56条，提出了股份制的理论，所以称“厉股份”。正是在中国经济学家不懈的努力，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研究的推动下，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毫无疑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包括当时讲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
在我们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矛盾。1988年的通货膨胀，1989年的政治风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沿着什么方向走，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被提出来。围绕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确立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捍卫（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不是计划多一点，市场多一点，而是三个是否“有利于”。实际上第二次思想大讨论是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的，这场讨论的结果以小平同志南巡为结束。我们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当然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座各位也身有体会，但是我们也存在许多问题，许多矛盾，特别是转轨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过去没有碰到的问题，现在凸显出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摸不到，水深流急，我们怎么办？国企改革的问题，三农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利益怎么协调的问题，产业结构的一些问题，中国“入世”如何面对挑战的问题，当然，还包括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讲的腐败不是讲一般干部、一般企业家多吃多喝多拿的问题，而是位高权重者口口声声喊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却进行权钱交易，诸如陈良宇、陈希同、刘方仁、田凤山等。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们不用从制度层面去思考吗？这样的问题凸显出来，围绕这样的问题，我们干部、群众包括经济学界又有了不同的思想上的交锋。
关于第三次的思想大解放，前一段时期提得比较多，因为四川大地震和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暂时淡出人们的视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究竟会涉及什么样的话题？恐怕有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也是有力的挑战，这就是市场经济配置的效率和现行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怎么解决？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现行政治体制如何协调？这确实是对我们党的智慧、勇气和胆识真正的考验，包括人民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只要搞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回避的。然而，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成熟经济制度的安排，不能搞经济私有化，不能搞政治多元化，舆论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国家联邦化。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坚定不移地搞市场经济。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是，很多经济学研究沉湎于模型的精美，各种数据处理的完善，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思想。很多经济现象是你用数学公式不一定能够解释清楚的，何况数学模型和数据，本身可能就是失真的、扭曲的，这种经过处理的结论，又怎么可信且有说服力呢？
我非常认真地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一段话，那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胡总书记讲：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这是非常艰巨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更不用说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那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要求我们经济学家努力为中国的经济学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