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尼赫鲁去世至1991年拉奥政府上台，为印度推行地区称霸战略时期。这一时期，印度经历了6届政府共27年，其中尼赫鲁家族的英·甘地和拉·甘地执政长达21年，故称为后尼赫鲁时期。
在这一时期，印度暂时放弃了尼赫鲁时期不切实际的争当世界大国的梦想，将目标定位于争夺南亚地区主导权，开始推行地区争霸战略，肢解巴基斯坦，吞并锡金王国，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慑服周边中小国家，最终确立起在南亚的霸主地位。
一、推行地区称霸战略，积极扩充军备
中印边境战争的失败，不仅打破了印度的大国梦想，使其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而且对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和尼赫鲁本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争结束后，尼赫鲁的政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威望远非往昔。以自由党、人民同盟和右翼极端势力为代表的激进分子指责尼赫鲁政府无能，并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为由追究尼赫鲁政府的责任。他们抨击尼赫鲁的和平主义政策，把战争失败归咎于尼赫鲁低估了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认为尼赫鲁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过于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牺牲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人民社会党、洛希亚的社会党等其他政治势力，甚至国大党内部的右翼势力，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附和对尼赫鲁的谴责。尼赫鲁被迫承认“未对国防上的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并表示“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国内各种民族主义极端势力迅速合流，地区称霸思想趁机抬头。他们主张使用武力，认为“在这个现实政治残酷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代替武力”，“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而呼吁和平比之无军事实力的软弱呼吁要强有力”。
1966年尼赫鲁逝世后，英迪拉·甘地上台执政。她同尼赫鲁一样，在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缺乏安全感，而且更愿意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她不赞成尼赫鲁的自由理想主义，强调要像超级大国一样强化对邻近小国的控制。英迪拉·甘地的观点在印度政界和军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使激进势力得以加强。1983年，英迪拉·甘地抛出了所谓南亚版本的门罗主义——“英迪拉主义”，标志着印度军事激进主义达到巅峰。之后，不管是国大党政府还是非国大党政府，无论是强硬派领导人还是温和派领导人，都采取军事激进主义政策，直接针对中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军事激进主义者极力宣扬“印度正受到包围”的观点，认为印度面临的威胁来自各个方面，整个外部世界都存心“与印度作对”，整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威胁。首先，周边小国如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都是被大国利用的工具，他们政策的非连贯性给新德里造成麻烦；其次，巴基斯坦仇视印度，因为巴始终坚持在南亚次大陆应按宗教划分为两个独立国家；再次，中印战争使印度颜面扫地，认为中国一直努力阻碍印度成为亚洲强国；最后，美国插手南亚事务，20世纪50年代与巴结盟并提供武器，70年代反对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和支持孟加拉独立，70～80年代与中国“结盟”，80年代搞垮了印度盟友苏联。除此之外，印度激进主义者对外国势力插手印度内政怀有深深的恐惧心理。他们认为，印度面临的威胁，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包括从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到美国这样的强国在内的所有国外敌对势力的阴谋。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战略界所感知到的潜在威胁数量之多、形式之多，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印度人似乎一直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像自己这样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巴基斯坦、中国、美国，甚至那些“与印度作对”的小国的威胁。所有这些外部力量，或是联合或是分别采取行动，其目的就是削弱印度的实力，并在军事上支持印度周边小国以达到遏制印度的目的。
在军事激进主义的鼓噪下，印度开始走上大规模扩军备战的道路，其安全与国防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不久，印度政府便提出了“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口号，并拟定出了“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把加强国防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1964年，印度政府出台第一个五年扩军计划，并于1965年发动了第二次印巴战争。1969年，印度开始执行第二个国防五年计划，到1971年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前，印军总兵力扩展到92万人，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过了巴基斯坦军队。与此同时，印度先后成立了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国防生产局、国防供应局等，完善了国防工业领导体制，建立了军民并举的新型国防生产体制，推动了武器研制与生产和自给程度。70年代，印度的国防预算开支增长速度很快，由1972年的140亿卢比增长到1982年的420亿卢比。进入8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印度持续增加军费，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仅1979～1980年度，印度国防费已占中央政府预算总支出的25%，在“1980～1990年的十年中，印度防务开支增加了40%；仅1985～1989年购买武器装备就花去173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此外，印度于1974年进行了第一个核装置爆炸试验，于1983年启动“综合制导导弹发展计划”。到1990年，印度军队总兵力已达到130万人，仅次于苏联、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四位。印度军事实力的发展，为其实施南亚称霸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肢解巴基斯坦，确立在南亚的主导地位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失败后，印度的国际地位与尼赫鲁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印度领导人意识到继续追求所谓争当世界一等强国已不切实际，于是把战略的重心转向次大陆，开始实行以武力谋求地区霸权的战略。然而，要称霸南亚，巴基斯坦是摆在印度面前的“拦路虎”。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是次大陆唯一能向印度的支配地位进行有效挑战的国家，尤其是由于有美国、中国和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巴基斯坦确实有能力与印度寻求力量平衡。因此，要夺取南亚的支配地位，必须首先削弱巴基斯坦，使之无力与印度抗衡。基于这种认识，印度将战略目光锁定于巴基斯坦。
印巴历史上同为一个国家，1947年英国殖民者通过“蒙巴顿方案”，将英印殖民地分成印巴两个国家。印巴分治从一开始就遭到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反对。早在印巴分治之前，尼赫鲁和国大党就否定“两个民族理论”，认为印巴分治是人为的历史性错误，给印度的大国地位和防务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尼赫鲁还对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生存力和持久力表示怀疑，认为“新的巴基斯坦不会长期存在，穆斯林联盟将因巴基斯坦的出现而受到惩罚，巴基斯坦在短期内肯定会垮台”。因此，尽管印巴两国于1947年为争夺克什米尔爆发了第一次冲突，但直到1954年前，印度从没有把巴基斯坦视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部分印度领导人始终寄希望于巴基斯坦白行瓦解，重新回到“大印度”的怀抱。然而，巴基斯坦不仅渡过了建国初期政局动荡期，而且通过“依附战略”先后加入由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成为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印巴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差距。巴美的结盟，标志着次大陆地区印巴均势的初步形成，也使印度寄希望于巴基斯坦自行瓦解的幻想彻底破灭。
1965年，印巴两国再次因克什米尔问题交战，不分胜负，最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调停下结束战争。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之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印度同巴基斯坦进行过两次战争，多次品尝到与巴基斯坦东西两线作战的苦头，现在又要面临中巴两面夹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加紧了对巴基斯坦的战略谋划。1966年，英迪拉·甘地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合并和保护自己在次地区内的支配地位，尤其是消灭巴基斯坦长期宣称的最有可能与印度并驾齐驱的声音，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1971年，巴基斯坦东部地区发生叛乱，为印度实现这个企图提供了一个“最佳机会”。
1971年11月21日，印度不宣而战，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11月3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谴责印度违反联合国宪章对巴发起进攻。12月3日，巴宣布对印度的入侵进行反击。在战争中，印度采取多路突击，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合围达卡，达成了速战速决的作战目的。12月16日，印军攻占达卡，战争遂告结束。“一个缩小了的巴基斯坦意味着对印度威胁的减弱。”
印度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一举将巴基斯坦肢解，除了在军事上精心策划和准备，在战略战术上措施得当之外，与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结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印度利用“难民”问题大造舆论，把巴基斯坦的内乱问题扩大为印巴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印度发动战争制造借口。英迪拉政府认识到，“单纯使用武力，而没有采取政治和外交行动作为配合，是达不到目的的，而且当时国家的精神和军事能力也不允许仓促行事”。因此，印度在政治外交上利用东巴难民问题大造舆论，以使难民问题国际化。东巴内乱后，大批难民涌入印度。印度充分利用这一因素，故意夸大“难民”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以及给印度带来“沉重负担”。印度通过外交活动，向各国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诉说东巴难民给印度造成的困难，以达到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在国际舆论上孤立巴基斯坦的效果。可以说，第三次印巴战争的枪声还未正式打响，巴基斯坦已在外交上先失一局。其次，利用与苏结盟，牵制美中干涉。战前，印度战略决策者对战略环境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苏联和印度在遏制中国、抗衡美国上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印度需要苏联的支持来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苏联也需要印度的支持以牵制中国、抗衡美国。1971年8月9日，印苏正式签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的签订使印度敢于大胆入侵巴基斯坦，增强了战胜巴基斯坦的信心。然而，该条约只是为印度出兵东巴提供了某种支持，还不足以解决美国可能介入的问题。为此，英·甘地夫人开展了对包括美国、法国、西德、英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内的穿梭外交，摸清了美国不愿刚从越南脱身又陷入印巴冲突的底牌，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稳住美国的目的。其三，印度也考虑了中国因素，担心中国会帮助巴基斯坦。印度经过精确分析后认为，1971年中苏关系处于紧张时期，中国北部有苏联的百万兵力压境，中国不会在军事上对印度采取行动，至少“不敢轻举妄动”。此外，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军事干涉。
为以防万一，印军将开战时间选择在12月份，此时大雪封山，中国难以实施对印作战。
通过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达到了打破南亚均势格局、称霸南亚次大陆的战略目的。巴基斯坦丧失了东巴基斯坦，失去了牵制印度的战略侧翼，陷入军事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战后，印巴为避免全面军事对抗，力求把冲突限制在克什米尔地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印巴双方的争夺又进入一个新的战略领域——核竞赛与核对抗。1974年，印度进行了首次核试验，进而加快了研制核武器的步伐。在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刺激下，巴基斯坦也开始研制核武器。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从此，南亚地区上空高悬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双方形成了一种新的核均势态势。尽管近年来印巴关系有所缓和，但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冲突时有发生，导致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时紧时缓。
三、控制南亚小国，排斥区外势力
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印度初步确立了其在南亚的霸主地位。然而，肢解巴基斯坦只是印度称霸南亚战略的第一步，慑服南亚其他国家，使其听命于自己，构建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才是印度称霸南亚战略的最终目标。
早在独立之初，印度便着手构建南亚安全秩序。从1947年到1962年之间，尼赫鲁政府接连与不丹、尼泊尔和锡金签订了“友好条约”，将锡金、不丹和尼泊尔三个北部喜马拉雅山小国纳入自己的安全屏障体系，比较顺利地建立了印度主导下的南亚安全秩序。然而，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失败后，印度的国际和地区形象遭到严重破坏，其构建的南亚秩序也随之不攻自破。因此，如何重塑南亚秩序，巩固印度主导下的南亚霸权地位，成为印度领导人面临的重要战略选择。
英迪拉·甘地上台后，为了克服国内严重的粮食危机，改善经济，平息党派纷争，缓解矛盾，稳定政局，开始推行以农业技术开路的“绿色革命”。到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印度“绿色革命”收到明显效果，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此时，印度感到羽翼已丰，可以腾出手来重拾“旧河山”了。英迪拉·甘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喜欢诉诸武力。特别是在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之后，她对武力的嗜好更加明显。1973年4月，印度政府为了彻底控制锡金，借口锡金“骚乱”，把军队开进锡金首都，强行接管了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1975年8月29日，印度议会通过所谓“宪法修正案”，将锡金确定为印度的第22个邦，结束了锡金这个山顶王国的历史。1984年，印度实施“星峡冰川”军事行动，派兵占领了克什米尔北部中、印、巴交界处的萨尔托罗山脉绝大部分战略高地。
拉·甘地上台后，继续推行称霸南亚战略。1986年，斯里兰卡爆发泰米尔叛乱危机。为了防止美巴插手斯里兰卡事务，避免斯里兰卡落人美、巴的势力范围，印度以支持泰米尔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名，公开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叛乱组织，企图使“孟加拉幽灵”重现斯里兰卡。印度的介入使斯里兰卡内乱愈演愈烈，政局岌岌可危，最终迫使斯里兰卡政府“邀请”印度派遣“维持和平军队”进驻斯里兰卡。1986年10月，印度在印巴边境全线举行代号为“铜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企图利用演习机会进攻巴基斯坦。1988年11月，印度介人马尔代夫内部事务，派军队帮助马尔代夫政府镇压了军事政变。这次行动再次向次大陆其他国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印度不仅有兴趣关注周边国家的事务，同时也有力量维护南亚次大陆的地区秩序，可以在南亚次大陆发挥领导作用。
与武力震慑相呼应，印度对南亚各国，采取政治高压、经济控制，以迫使周边小国就范。印度自恃不丹的保护国，常常对其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做一些不愿做的事情，如1996年在联大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表决时，印度胁迫不丹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成为仅有的3个反对国之一。此外，印度利用不丹对印的经济依赖，使印度卢比成为不丹的法定货币；规定不丹学校使用印度教材，参加印度文凭考试，让不丹青年接受印度文化教育，培植亲印势力，从而达到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不丹的目的。印度对显示出独立性的尼泊尔，实行限制过境贸易的办法，迫其就范。印度一直将尼泊尔视为其势力范围，没有印度的首肯，尼泊尔不能与印度之外的国家发生联系。1960年，尼泊尔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受到印度百般阻挠，找借口限制向尼泊尔出口，给尼经济造成很大的麻烦。1975年2月25日，马享德拉国王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支持。印度以拖延续签《贸易和货物运输条约》为要挟，迫使尼泊尔放弃“和平区”主张。1989年，印度利用《贸易和运输条约》到期之机，单方面关闭了13个过境点，给尼经济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对由其扶植起来的孟加拉国，印度则利用恒河水分享条约延签和减少河水供应等手段施加压力。
印度对于企图进入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外部势力，均视作是对印度利益的侵犯。1983年，英·甘地提出了“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主义”，明确提出要维护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管理人角色。她说：“印度不会干涉这一地区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除非被要求这么做，也不容忍外来大国有这种干涉行为；如果需要外部援助来应付内部危机，就首先从本地区区内寻求援助。”这意味着只有印度有权参加本地区的援助，任何外来干涉行为将被印度视为不友好行为；本地区国家不得向地区外寻求援助，否则将被视为对印度的敌视，成为招致报复的理由。
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基本上实现了称霸南亚的战略目标。
除巴基斯坦外，印度几乎把所有南亚国家纳入其非正式的地区安全体系当中。但是，印度的支配地位并没有为其周边邻国所接受，而且印度在处理邻国关系时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也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多年，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次大陆小国对印度的不信任。1993年1月，不丹国王在接受印度杂志采访时公开宣称，没有和睦的双边关系，则很难有良好的地区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不为南亚地区各国支持的印度会在国际舞台上能有多大的作为，印度与邻国关系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四、依靠苏联，抗衡巴、美、中
独立之初，印度基于地缘政治考虑，把巴美联盟视为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开始实行亲苏联的政策，借以抗衡美巴联盟。1955年，在联合国讨论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时，美英偏袒巴方而向印度施压；此时，赫鲁晓夫访印，公开承认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将赫鲁晓夫捧为“救星”，并从此打开了印苏“特殊关系”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印、中苏关系恶化，印度得到苏联更大的支持，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因困于越南战争而减少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又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导致印美关系趋于冷淡，促使印度进一步向苏联倾斜。
英迪拉·甘地上台后开始调整印度的对外政策。她在阐述外交政策时说，“我们并不拘泥于‘不结盟’这个词的含义，也就说，我们主张独立地判断一切问题”。按照英·甘地的解释，不拘泥于“不结盟”，就是指印度的对外政策不受不结盟原则的制约。这标志着印度放弃了尼赫鲁制定的“消极的不结盟”政策，实施所谓“积极的不结盟”政策。1966年7月，英·甘地访问苏联，得到苏联提供9.7亿卢布的国家贷款，并在有关印度国家利益一些关键问题上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从此印苏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在西方对苏联进行强烈谴责的提案上投了弃权票，并反对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此举表明印度开始滑向“结盟”外交的边缘。1971年6月，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非常敏感的印度则将此事视之为“美一中一巴轴心”的形成，在战略上进一步向苏联靠拢。1971年8月9日，印度和苏联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苏印联盟由此结成”，印苏在次大陆的战略利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印度战略决策高层在做出与苏联签订合作条约的战略选择之前也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熊会拥抱人，也会咬人。条约如同绳索，有可能把印度与苏联永久地束缚在一起，使印度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事，也会引起西方的反感。也有人认为，印度已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和政治稳定性，即使同一个超级大国结成伙伴关系，也不会对自己的行动自由构成限制。还有人认为，条约导致西方国家对印度的误解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那只是暂时的，同条约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军事利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英迪拉·甘地坚持认为，国家的外交战略应以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为了维护最高国家和民族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在英迪拉·甘地的主张下，印度政府最终同意与苏联签订条约。条约签订后，印度得到了苏联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全力支持，对印度赢得第三次印巴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条约签署后，印度虽然一度仍想拉开与苏联的距离，更多地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但国际形势的发展迫使印度不得不继续奉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1972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更加坚定了印度的政策选择，即通过加强与苏联的安全合作关系，在南亚地区构成“大均势”局面，力求压倒巴基斯坦，遏制中国。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苏联向南亚和印度洋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更加明显，这是始终把印度洋看作自己内湖的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又成为西方国家抵御苏联扩张的“前线国家”，得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不仅抵消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优势，而且使印度陷入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开展了关于印苏关系的讨论，印度领导层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苏联军队必须从阿富汗撤出，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另一些人则担心美国和中国将扩大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尤其担心阿富汗政权被巴基斯坦支持的派别所掌控。经过激烈争论，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亲苏派的观点占据上风。
他们认为，苏联占领阿富汗后，给南亚和印度构成威胁的是美国恢复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与苏联相比，美国有更强大、更直接影响我们邻国发展的能力。除了印度支那外，苏联对我们弱小邻国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很小。”1983年，在英迪拉·甘地的授意下，前驻美大使瓦杰帕伊抛出一份报告，改变了印度原来对苏入侵阿富汗的舆论口径，严厉指责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售和对南亚安全局势的威胁。该报告对印度防务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度认为，与苏联保持关系可以为印度提供一个依靠，用于遏制中美两国的干预行为；无论如何，印度不能让巴基斯坦的势力得以复苏，也不允许“巴一中一美轴心”进一步增强；苏联可谓是印度的天然盟友，这种关系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外交上、军事上来说，都值得更认真地加以考虑。
然而，印度与苏联的这种准结盟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印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使印度丢掉了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旗帜，而且使其在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大国中的影响力迅速降低。由于印度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束埔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偏袒苏联，印度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立场大相径庭，在联合国的处境日益孤立与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