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
数九寒冬，要去哈尔滨。哈尔滨今年冷，常有零下三十多度，可以把眼睫毛冻成小冰棍。冻成了小冰棍的眼睛一眨巴，就会发出一种玲珑剔透的响；有了一只挂在身体上的风铃，灵魂便很活泼了。冷也是一种童话，我想。人是应该冻透一次的，我想。热透一次，冷透一次，爱透一次，恨透一次，苦透一次，甜透一次，梦透一次，醒透一次，笑透一次，哭透一次，于是乎，人生也就不那么平庸了。
这次去哈尔滨，我决定坐火车。大家都非常惊讶，说：你独自一人坐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怎么受得了！我说：怎么就受不了？大家说：飞机又快又舒服呀！我只是笑了笑。时间和舒适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有许多的时候，人不要时间和舒适，要别的东西。别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够笑笑。我还是坚持坐了火车，独自一个人。在寒冬季节，新年的前夕，没有多少人去那零下三十度的地方。火车里果然没有多少人。我独自一人一间软卧包厢。三十个小时里，我有许多的时间久久坐在窗前，久久看着无边的土地和天空，没有电话，没有熟人，没有俗事，没有家务，没有急件，没有电脑，没有出版社，没有电视机，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我静静地坐着，慵懒地坐着，不成体统地坐着，心无旁骛地展开着我的梦幻与思念。对于梦幻与思念，三十个小时真是不算漫长。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郎瑜琳，吉林珲春人，毕业于哈军工，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当年，他从东北到武汉，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哐当哐当的铁路线，曾经摇晃过我的朋友郎瑜琳。认识郎瑜琳是在八十年代初。那一年的春天是我这半辈子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春天。那个春天我绯闻缠身，官司压头，被媒体舆论打得遍体鳞伤。那个时候我太年轻，远远不懂得什么叫做不在乎，更远远做不到不在乎。傻乎乎的姑娘很堂吉诃德地与整个社会搏斗，有人便给她介绍了郎瑜琳。人家说：“你一定得去见见郎瑜琳！这个人非常神！东北汉子，能写会说，性格侠义，神通广大，如果他愿意帮助你，你就一定能够洗冤昭雪。”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某一天，我走进了郎瑜琳的办公室。东北汉子郎瑜琳没有我想象的高大，一张满族人的瘦条脸，皱着眉头抽烟。他正在筹办一份体育报纸，醉心于报纸的文艺副刊，他认为他编辑的副刊至少要体现武汉市的最高文学水平。记得当郎瑜琳听我讲述了我的悲惨境遇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够给我的副刊写一篇散文吗？”真是活见鬼！当时我觉得冷水浇头，绝望之极，原来我遇上了一个文学痴迷者。我气愤地回答他说：“不能！”郎瑜琳却对我的态度很是不以为然。他轻蔑地说：“遇上这么点儿事情就不能写作了？这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事啊。俗世的破事哪能抵消文学的伟大呢？”我面临着牢狱之灾，郎瑜琳居然说这是俗不可耐的小事，我还能够指望这个人帮我什么！我只得沮丧地告辞。然而，郎瑜琳挽留了我。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严肃的谈吐，“池莉同志，如果你能够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还坚持正常写作的话，那就证明你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那样的话我一定会拍案而起，竭尽全力，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为你打赢这场官司！你想想，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就是因为我爱才呀！通过你的文学作品，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是有才气有天赋的，是我的同类。我要帮助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在将来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作家！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我也只好严肃而坦率地告诉郎瑜琳说：“老郎，那就算了吧！尽管我的确热爱文学，我也会坚持写作，但是我不热爱文学史。”郎瑜琳冷冷地瞅了我半晌，似乎在琢磨我的话。最后，他说：“无名之辈，还很傲气呵！”那一天，郎瑜琳还是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向我隆重推出了他的妻子。原来，神通广大的是他的妻子，一位好人缘的高干病房主治医生，她几乎认识本市所有的高级干部。
后来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官司一打就是两年。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郎瑜琳夫妇帮助我打赢了那场该死的官司。且不说那场官司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郎瑜琳夫妇结成了最好的朋友。在我最孤立无助的时候，他们的家成了我的家。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喜欢上了我。当他们的妈妈出差的时候，孩子们就由我来照料；因为郎瑜琳是属于文学的，他无法属于家庭俗务。郎瑜琳始终沉浸在文学之中，孜孜不倦地写作，一心一意想当作家。有郎瑜琳在家里的夜晚，他必须谈文学，而我和他的妻子必须做他忠实的听众。同时，我个人还是他批评和抱怨的对象。郎瑜琳对我姜太公钓鱼的写作态度，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对于我成名成家的期盼，绝对比我自己还要着急。谈得晚了，郎瑜琳必须喝酒，下酒菜除了东北泡菜，依旧还是文学。我和他的妻子，时常也主动喝上几口酒，我们心领神会地让自己头脑发晕，以便忍受郎瑜琳的文学说教。尽管我几乎每天下班以后都要回到他们的家里，郎瑜琳还是会给我写信，因为他实在不满意我孤僻乖张的写作姿态。郎瑜琳的信写得非常好。那真格的是字迹俊秀，满纸珠玑，思想深刻，才智横溢。他的妻子之所以嫁给他正因为他们当初是用信件谈的恋爱。我喜欢郎瑜琳的信，可是我对他的信永远停留在艺术欣赏的程度，丝毫不会受到他的蛊惑。我的热爱是骄傲和纯粹的，我宁可一辈子不出书，一辈子无声无息也不会到处经营和张罗——所谓的奋斗。那时候，写作之路还是比较狭窄的，出版小说也比较不容易，出版界拉广告拉赞助吃吃喝喝的风气盛行。老郎东北人，书生本色，当兵出身，性情耿直，其实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他对于我的批评其实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批评，对于我的劝说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劝说。郎瑜琳又苦又恼，又气又恨，渐渐地遁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后来，郎瑜琳索性不上班了，只嗜烟酒和写作，大白天也躺在沙发上两眼望天，天天都等待着他的小说发表和出版。我们以为他生病了，强行地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倒是没检查出来任何器质性的病变。有一天，郎瑜琳开始对我说这样一类的话：“池莉啊，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这样傲骨铮铮，将来反而可以赢得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文学天地。我肯定是不行的了，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真的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当时的我，还有老郎的妻子，我们对郎瑜琳的话完全不以为然。他这么一说，我们俩就嘻嘻发笑。谁知道不久之后，噩耗突降，正当壮年的郎瑜琳猝死家中。那是九十年代初，一个酷热的夏季，大清早，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劈面就说：“老郎死了！”
郎瑜琳埋葬在他的家乡吉林珲春。多少次，我把中国地图铺开，沿着铁轨，从武汉走向珲春，去探望我的朋友郎瑜琳：一个为文学之爱耗尽了生命之火的人。我要告诉他，我一直在写作，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他的致意。我要告诉他，我的成名不成名其实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我们那份对于文学的热爱在我的写作中从来没有间断。我要告诉他，我活着，因此朋友他就活着！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许多话放在心里说不出来，还有许多话，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说，面对面的机会突然就失去了。原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好友之间，竟会突然失去面对面的机会的！所以现在，我宁愿坐上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把朋友郎瑜琳的来路走上一遍。我要让空旷的火车满载我对朋友的谢意，呼啸着接近埋葬朋友的土地。我要借此机会，屏蔽红尘，让三十个小时充满最纯真的怀念、幻想和祈祷，我要祝福郎瑜琳，祝福我的爱人和好友。而这种情怀，是繁忙拥挤庸碌俗气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的，我只能选择我一个人的火车和三十个小时的静默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