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具有共性的一面或者说本质相同的一面，学者们通常称之为“企业同质”。企业同质是企业竞争的基础，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只有认定会有不断增长的市场及盈利才会投资建立企业，经营某种业务以获取利润，并努力不断成长壮大，只要是企业，在这方面就一定相同，没有这种同质，企业之间就不存在竞争。但是，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这是企业的个性一面，或者说是“企业异质”。企业异质是指企业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同，资本数量不同、战略思想不同、经营观念不同、获取的利润不同、企业形象不同，结果当然就更不一样，有些企业财源茂盛；有些企业苟延残喘；有些企业昙花一现；有些企业成为百年老店；有些企业具有竞争力；有些企业缺乏竞争力。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台下有多少观众，台上有多少哈姆雷特”，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必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科当然也就各有各的解释，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做出说明。竞争力问题本身是一个综合问题，那么也就需要从不同的学科做出尽可能多的解释，才有助于我们的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自从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以后，企业就走向世界市场，开始了国际化经营，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就自然表现为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下，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壁垒出现了明显的低化趋势，从而极大地便利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众所周知，各国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有些国家自然资源贫瘠匮乏，即使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的种类多寡也不尽相同，甚至有些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某种资源却极度匮乏。有些国家人口众多，有些国家人口较少，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交互影响，地区间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也有很大差别。有些国家在原始资本时期就通过海外殖民主义掠夺和对内圈地运动等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在后来的工业化过程中，各国的差距迅速拉大，从而造成有些国家资本充裕，有些国家短缺。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这些生产要素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但国境和海关中的存在、货币的不同、经济制度甚至社会制度的不同、各国贸易、投资政策的不同及变化等都对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重大影响，也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跨国经营，进而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要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有规律可循的，因而国际经济学可以解释某些企业为什么比另一些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
（一）关税理论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征收关税古已有之，但早期的关税仅仅是出于财政税收的目的。重商主义时期，西方学者认识到了关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税收，而且可以抵挡外国商品进口，限制贵金属的外流。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关税可以提高外国商品进口成本，提高进口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也就是说，关税具有通过限制外国商品进口进而起到保护民族工业的作用。由于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法国随之，工业化水平最高，因而在古典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理论的指导下两个国家大幅度降低关税。当时的美国刚刚获得独立，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工业非常落后，为保护美国幼稚的民族工业，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Hamilton）向国会提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主张通过高关税来限制英国商品的进口，达到保护美国幼稚的民族工业的目的。当时的德国还没有统一，经济相对落后，曾经很推崇古典经济学说的李斯特（F。List）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该书系统地提出了通过关税手段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征收关税尽管在短期内有可能导致一国福利的净损失，但却有助于国内处于成长期的幼稚产业在免受国外成熟产业竞争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增强幼稚产业与所属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李斯特明确指出，生产力较之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在他们看来，点金术比黄金重要。而贸易保护的有效手段就是提高进口关税，使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不在一个起跑线上，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人为打压外国企业，削弱或抑制进口厂商的竞争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关税何以能够改变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征收关税可以改变进口商品的价格，因为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以后，进口商品的到岸价格就不仅仅是进口商品本身的价格加上运费、保险费等价格，而是在这些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上关税率乘以到岸价格的价格。进口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被人为地提高了，也就自然地把进口商品的市场销售数量压了下来。进口商品的进口税率与进口商品的数量成反比例关系，当进口税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国产商品就会显露出明显的价格优势，从而刺激国内厂商提高产量，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样也就改变了国内厂商和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的力量对比，提高了国内厂商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提高进口税率将导致进口产品在本国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本国厂商的价格竞争力。当然，这种竞争力的提高是以降低本国消费者甚至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为代价的，如果通过提高关税使本国企业竞争力提高的潜在效益大于因此而造成的福利净损失，那么国家当然会选择提高关税的政策和措施，不过这种效果以它国不予采取报复性措施为条件，如果各国立即反应，按相同的幅度提高关税甚至形成关税战的局面，关税的作用就彻底消失了。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各不相同，为体现这种不同的关系，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的关税协定，建立起所谓的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最大的特点是“内外有别”，而这种内外有别会产生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种经济效应，静态效应之一是贸易创造，可以扩大成员国的出口机会和相关产业的市场份额；静态效应之二是贸易转移，可以增加成员国的进口成本，阻碍成员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动态效应对成员国竞争力的影响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其一，关税同盟一夜之间迅速扩大了市场，使许多厂商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因为外部规模经济的形成导致了同盟内整个产业的各种成本下降；其二，铲除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了市场进入的难度，打破了成员国内各种形式的垄断，加剧了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其三，资源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可以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人才的流动，管理经验的交流。显然，关税同盟会对成员国的产业成长和竞争力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关税同盟只不过是一种“次优选择”，真正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必须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完全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之下才能实现。
（二）汇率理论与国际竞争力
良好健康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应该有稳定的汇率，在金本位制下，汇率基本是围绕黄金输送点窄幅波动，应该说基本稳定。在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作为国际交换媒介的各种纸币之间的汇率就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常常出现大起大落。各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等变化，各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贸易状况的改变，甚至军事行为、心理因素等都会影响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动将改变一国产品国际交换的相对价格，从而对参与国际交换的企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代的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重要的标志就是企业能够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被消费者接受，占有国际市场的一席之地。如果一家企业连这点也做不到，就谈不上国际竞争力。产品在国际市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价格相对较低无疑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具有吸引力的，如果企业所在的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或者说官方发行的货币为企业在国际交换中使用疲软或者说贬值，在计值货币金额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外国的货币就下降了，这种外汇倾销比较隐蔽，不会立即遭到明显的对等报复行为，当某国货币贬值时，其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就会随汇率的贬值幅度降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就自然随之提高。
事实上，汇率变动不仅仅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和竞争力，而且还将影响一国产品市场的短期均衡，进而改变该国的产出水平。假设国内物价总水平不变，当发生货币贬值时，用本国货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从而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国内的产出水平也自然扩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货币贬值明显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了其竞争力，改善了国内厂商在本国市场的竞争环境。汇率下降对本国经济发展和产品出口都有积极作用，许多国家奉行缓进的货币贬值政策，以刺激经济，鼓励出口，提高本国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现实中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而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则同样复杂。货币贬值会引起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价格上升，将一定程度上抵消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比如，我国近些年来机电产品出口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可以说是形势喜人，然而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差，电子计算机、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的核心部件基本上靠进口来解决，否则就不能完成生产过程，产品价值就不能实现，而这些核心部件进口价格的上升，当然会使成品的价格上升。而且，货币贬值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或者说汇率变动的积极影响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时间跨度较长，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国际竞争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政策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完全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本国货币贬值的手段提高本国企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惟有对汇率变化游刃有余，运用得当，而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家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表现，没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自然就无法在国际市场这个大舞台上与狼共舞，而对外直接投资无疑又会进一步实现规模经营，通过跨国公司内部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组织结构调整，扩大市场影响，优化企业价值链，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为什么要直接投资到海外？企业又如何进行海外投资？这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美国学者维农（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日本学者小岛清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维农在研究市场营销时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后来又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国际生产领域，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研究了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国际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创新时期，产品生产一般集中在国内；逐渐成熟以后产品需求明显扩大，竞争者相继介入，降低成本的压力加大，企业需要对外投资到其它具有较大购买力的发达国家；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企业技术优势消失，价格竞争加剧，企业更需要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也就是说，他认为企业之所以要到海外投资，就是要维护技术优势，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以维持和强化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小岛清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际分工应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之上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各国劳动生产率相差较大，在依靠对外贸易的力量使生产要素均等化的同时还需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是把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技术投资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延长技术的获利时间和空间，也调整了产业结构。至于如何投资，小岛清认为，不同的投资战略将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与提升，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差异很大，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自然资源导向型和劳动力导向型为主，着眼于资源开发与资源品进口，重点进行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新产品在美国出现，然后大规模生产与出口，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企业转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的多是高端技术。显然，日本的对外投资属于殖民掠夺型，美国的对外投资属于市场占有型。
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工作者认为经济运行中不完全竞争市场更具普遍性，正是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才使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实际意义。美国学者海默（S。H。Hymer）和金德尔伯格（C。P。Kindlehrser）就认为市场不完全性使企业可以获得垄断优势是海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1960年，海默撰文指出，企业可以凭借先进的技术特别是专利技术、独特的管理方法，甚至企业文化、良好的产品质量，特别是驰名世界的品牌，企业组织和规模经济、完善的销售网络等直接到国外投资办厂，通过这些垄断优势获得垄断利润。1969年，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强调了现代市场结构的非完美性，认为技术和知识市场极易出现的垄断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因为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技术不完全性），或者存在着造成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显然，海默和金德尔伯格将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归因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垄断势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尼克尔博克（F。T。knickerbocker）曾对187家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由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来完成，紧接着出现“跟随效应”，即几家同行业的寡头企业纷纷向同一地区投资。他的观点不但印证了海默的论述，而且深入研究了为什么会出现群动的情况，他认为，当某一寡头企业率先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时，同行业其它企业便要面临对该地区出口量减少的风险，而率先投资海外的寡头企业规模扩大后实力增强，就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最终威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英国学者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认为，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目的是“建立由公司内部调拨价格起作用的内部市场，使之像固定的外部市场一样有效地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的著名跨国公司专家约翰·邓宁（J。H。Dunning）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活动一般可有三种选择：对外出口、许可证交易和直接投资。其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三个基本优势。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包括企业的技术和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规模、组织管理能力及金融货币能力等市场垄断力量，是企业能否成为跨国公司的前提条件。内部化优势（internal advantage）认为外部市场是不完全的，中间产品在外部市场转移时必然要形成较高的交易成本，企业到国外直接投资就可以用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节约交易成本。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是指企业占据了相对有利于充分利用投资输入国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置。这三大优势体现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以及从事国际生产的类型。1982年，劳尔和希德哈森（S。Lall＆N。S。Siddharthan）通过分析外国公司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活动发现产品差异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而说明了中小型跨国公司为什么能够在海外市场上进行直接投资并能够获得成功。1984年，美国学者斯宾塞（A。M。Spence）曾分析了特定市场结构和政策环境对跨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他认为在寡头竞争条件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四）制度理论与竞争力
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有人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实际上，制度的缺乏同样制约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这种制度我们可以从国家制度及大政方针的角度来说，也可以从企业自身也就是企业制度的角度来论述。制度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或制约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也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和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做出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很快，但在发展中普遍缺乏资金，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然而浙江温州人自发创造了很多民间融资的方式，使绝大多数企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到其所需的资本，及时把握商机，获取利润，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民间融资方式，按照制度经济学来说，其实就是适合于当地企业发展的制度。尽管人们很难用精确的方法来量化制度的绩效，但制度不论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一国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很大差异，尽管原因很多，但制度上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应该没有争议，因为制度缺乏的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
新制度经济学甚至认为制度的起源、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创新、制度供给等等都与竞争力有关。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表现为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表现为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具有“国民收入统计之父”之称的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时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教授对企业的研究更为深入，27岁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影响极为深远，由科斯及其追随者奥列弗·威廉姆森、道格拉斯·诺思等创立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核心部分是“产权”与“交易费用”。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既包括物质资产，也包括人力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如知识资产和商誉资产）。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又涉及对产权的保护。交易费用是指人与人之间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本，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从狭义上来说，交易费用则是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的费用。人的经济利益不仅要从与自然界打交道中获得，而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实现。要合作就要通过谈判达成契约，谈判和缔约则要付出成本。与不同的人谈判达成不同的合约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不同的合作效果。例如，人们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合作，又可通过企业形式实现合作，各自的交易费用和效果都是不同的。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认为，如果合作效果相同则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形式。在制度经济学中，合约形式被理解为是制度安排，因为合约就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合作时就利益分配问题达成的协议，这是制度安排的本质。同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认为，在交易费用既定的情况下，一种制度安排与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同。也就是说，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产权问题上，德姆塞茨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产权的交换和行使》，阿尔奇安的《产权经济学》，都对产权有着深入的研究。产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要合作就应该先清楚彼此都有什么资源，也就是要界定产权，惟有产权的所有人才有权对资源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显然，产权的界定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产权人的成本和收益。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产权人进行决策的基础。产权不清就因承担不能全部获取使用某一资源所产生收益的风险，产权清楚就能够保证投入与收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加产权人有效运用资源的动力，提高了经济效益。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就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界定产权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产权界定以后，人们就可以进行交换或合作，形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交换与合作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也可以在企业内部来实现。市场与企业是密不可分的，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和核心，只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才是真正的企业，反过来，市场经济必须有自由企业，没有自由企业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市场经济制度又经常被称为自由企业制度。一家企业通过市场来完成交换和合作当然要支付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可以把过去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和合作在企业内部来完成，但是内部规模超过了规模经济就走向了规模不经济，企业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解决通过市场还是通过内部来完成交易和合作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企业制度问题。在科斯《企业的性质》之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合著《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本杰明·克莱因、罗伯特·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合著《纵向一体化、可转移性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詹森和马克林则有《企业理论—经济者行为、代理费用与所有权结构》，菲莫的《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和张五常的《企业的契约性质》在企业制度方面均有较深入的论述。《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认为，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为了能够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地支付报酬，企业就会形成监督成本。为了让监督者充分履行职责，企业就应该让监督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通用设备、掌握通用技术的工人）越强，转移的成本也就越高，缔约后违约的风险也就会越大。因而资产专用性的增强使得违约风险增加、交易费用增大。所以，当专用资产的交易次数增加时，交易双方的合作就适宜于采取企业形式而不适宜于采取市场合约。《纵向一体化、可挤占准租金和竞争性缔约过程》指出，降低缔约前的交易费用和缔约后的机会主义是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所谓纵向一体化，是指前后相继的产业或生产阶段从市场契约的关系转变为企业内部关系的过程。张五常在《企业的契约性质》中指出，企业内部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或者说是一组合约关系。从买卖产品的合约、分包合约、企业内计件工资合约到企业内计时工资合约，都是从产品交易合约到要素交易合约的一系列过渡形态。因为消费者一般是按件购买的，所以产品的交易就类似于消费者向生产者支付计件工资；消费者对产品的特定需求类似于消费者向生产者下达的命令。因而消费者究竟是为购买产品付钱还是为购买劳务付钱很难分清。但是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不同合约形式的效果是不同的。张五常认为，人们选择企业合约形式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产品由多种零部件构成，分别就零部件进行谈判的成本显然要高于就一个完整成品进行谈判的成本，一般消费者对零部件的功能知之甚少而更多地了解产品的性能。因此，交易费用的多寡最终成为采用市场还是采用企业合作的标准。
现代大公司的出现，带来了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代理问题。由于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所有者的代理人（管理者）与所有者的最大化目标之间有着很大差异，这就形成了委托人的监督费用、代理人的保证费用、剩余损失（委托人监督不了的情况下由代理人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三大“代理费用”。尤金·菲莫在《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指出，由于存在着管理者市场和股票市场，管理者的行为受到了约束，代理费用得以降低。管理者市场又分企业内部管理者之间竞争所构成的内部市场和不同企业管理者之间竞争所构成的外部市场。无论内部市场还是外部市场，都是通过对管理者的“声誉”的评价而发挥作用的。代理人过分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就会同时损害自己的“声誉”。股票市场的存在，使得股东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避免代理人滥用职权带来的损失，同时引起股票价格的跌落而评价出代理人的绩效。詹森和马克林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代理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证明，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可以反映代理费用的多寡，从而股票市场是约束代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安排决定了经济效率，由于一种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不同于另一种，那么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所谓制度变迁，就是用一种制度安排去替代另一种制度安排。诺思教授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指出，以往所认为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等，并不是经济发展原因而是发展本身，经济发展的原因要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从而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哈比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组织差异会造成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进行了认真研究。他认为50年代埃及工厂在工艺技术上和美国的工厂相同，而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20%左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埃及的管理资源稀缺，管理方法极其原始。制度缺乏就使企业缺乏竞争力，这种制度不仅包括可以模仿的管理方法，还应该包括企业制度、制度环境、管理理念等。显然，制度对国家的竞争力和对企业竞争力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诺思和托马斯甚至认为对企业竞争力而言，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还要重要。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强调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做出贡献。我国广大农村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不能温饱，改革开放以后，还是那些地，还是那些人，生产工具甚至由于拖拉机的无法使用而倒退，但如今绝大多数家庭早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显然，制度变迁的作用确实十分巨大。对于企业而言，不断要花钱从发达国家（或外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一定要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投资，惟有如此才能卓有成效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尽管前者通常能够立竿见影，而后者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制度变迁对国际竞争力具有哪些影响？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被视为既定的。在制度既定的条件下研究经济，当然相对简单，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经院哲学，因为制度本身在一直发生变化，不但社会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就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巴塞尔等都是清一色的大经济史学家，所以熊彼特说经济学家应该将理论、统计与历史三者集于一体进行经济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把制度视为会被修正的、会被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把制度环境视为制度创新模型的外生变量。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项制度安排，不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也不论是暂时性的还是长久性的，都可以决定经济单位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制度变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而决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非均衡的制度结构，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非均衡是永恒的、绝对的，制度变迁也就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会增加，但制度变迁也有成本问题，历史上不少“好”的制度之所以束之高阁，就是因为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没有潜在利润就不可能有制度变迁，有了潜在利润就取决于成本收益的关系，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正如诺思所说，如果预期的净收益（即指潜在利润）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制度变迁中的成本与收益计算起来比较复杂和困难，有些可计量，有些不可计量，有些现在就可以计量，有些未来才能计量，有些公开，有些隐蔽，有些具有“经济效益”，而有些只有“社会效益”。实际上，许多难以计量的效益一定要计量就完全失去了计量的意义，现实生活中由制度变迁的主体（个人或团体）“估算”效益可能更好。
制度安排与创新为什么能够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仅靠私人财力无法承担，尽管人们倾向于自愿合作的创新安排（股份公司），但在资本市场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也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承担铁路这样的大型工程，于是当时采用了私人和政府的合伙形式。然而，政府的参与，使铁路管理容易遭受政治冲击。到了19世纪50年代，资本市场得到了改善和发展，没有政府参加，也能筹集到庞大的资金。所以，公私合伙关系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完全依赖私人当事人自愿的参与。总之，制度安排层次的决定尽管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还是由受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的制约，制度一旦发生变化就一定会对企业的生产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制度从何而来？制度经济学家当然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制度创新的理念及其方式。有人认为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哈耶克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这是特意的安排永远做不到的，人们充分自由所形成的秩序比建立在命令上的组织或安排更有效率，人们为相互利益而和平共处。也有人认为，规则和制度一定有制定者，一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实际上，不论制度经济学家如何争论，作为一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一定要有意识地学习国外先进的规则和制度，强力推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整合，激发一切潜在的活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企业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培育和提升其竞争力。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重于资源禀赋，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企业才能按照市场去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市场的份额。
（五）区域理论与竞争力
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的学说。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低生产率），因此必须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促进协调发展。显然，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地区之间本来就不平衡，通常不具备平衡发展的条件，欠发达区域如果将少量资金分散投放到所有产业，则区域内优势产业的投资得不到保证以至于不能获得好的效益，其它产业则不可能发展起来。发达区域也会因为拥有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劳动力等方面的不同，而使不同的产业投资产生不同的效率，同样需要优先保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投资。所以，赫希曼等人认为平衡发展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而是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平衡性，由于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制成品）还是后向联系产业（初级产品），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它相关产业的投资，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弗农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那么该区域即为高梯度区域，而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汉森等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等人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该理论十分看重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强调交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后来，区域经济学家们有把这一理论拓展为网络开发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地区形成了增长极即各类中心城镇和增长轴即交通沿线，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促进了地区经济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促进更大区域内经济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即如果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么它凭借已有优势，在以后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种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前者指落后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发展更慢；后者指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有力干预。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和外围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外围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形成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落后地区）相对于中心（发达地区）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迁移将影响要素的流向，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外围的界限会逐步消失，即最终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这一理论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缺一不可，既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不足方面的作用，并大力改善交通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的区域会持续拥有竞争优势，而有的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为什么有的区域并不具备通常人们认为的资源禀赋条件，但却拥有竞争优势？这些情况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关于区域经济优势的获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往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比较深信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力量会引导区域资源应用在比较有生产率的产业上，把区域“比较优势”归因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存在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各区域无法控制的不同环境或气候。李嘉图的追随者海克斯认为，在技术相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土地、劳动力、天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区域之间通过生产要素的差异比较后，选择发展条件最佳的产业，出口比较优势较高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较低的产品，把“比较优势”作为区域经济竞争能力获取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现代竞争环境中，情况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迈克尔·波特指出：现代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不再扮演决定性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之中。由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区域，明天可能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区域所取代。在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不经济的区域却异军突起，那些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区域却失去了竞争力。
一些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势由其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优势产业是庞大的厂商群体选择与竞争活动的结果，区域优势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换句话说，区域具有资源禀赋是获得优势的一个条件，但在市场竞争中不是惟一的条件，因为厂商群体选择是以市场的需求为中心，政府组织对区域的经济发展起着协调和规划的作用，所以区域经济的发展既受到市场“无形的手”的制约，也受到政府组织“有形的手”的制约。
仅仅从微观层次的企业来看，贝赞可等认为一个企业的营利性不仅是产业条件的函数，也是相对竞争者创造价值的函数，企业只有具备允许它创造超过竞争者总价值的能力时，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即创造更多的利润，将更多的收益转移给消费者。迈克尔·波特（1985）也提出企业只有通过差异或成本的定位创造比其它企业更多的价值，才能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利润，比竞争对手创造更多的价值，获取竞争优势。区域寻找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是区域产业价值链的优化构成与运作，政府的融资能力与对外合作的能力，以及区域对内在和外在商业机会的发现和把握，及时了解和满足市场需求条件的变化、进行人才储备和培育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区域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
如果区域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仅仅取得区域竞争优势是不够的，因为区域不能有效地保持其竞争地位，可能会失去竞争优势，会被新的区域所替代，原有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迈克尔·波特（1985）认为行业内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竞争的力量来自于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威胁、买方砍价能力、供方砍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同样，区域经济在竞争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于其它区域经济的竞争和产业的替代，同时也存在着失去其竞争优势的情况。例如，在现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借助于其特有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的成本优势，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资源优势可能会被其它地区所取代，原有的成本优势不再拥有，或其它区域的模仿和进入某些产业，使该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被减弱。
区域经济如何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呢？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取得优势的关键。达韦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对维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全神贯注可能是致命的弱点，战略目标应是突破原有的优势，并创造新的优势。戴维·贝赞可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创新、演变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因此，能够为创新、演变和对环境变化提供能力的能力来源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来看，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得不仅仅是区域比较优势的问题。现代意义上影响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因素已经十分复杂，除了生产要素的资源禀赋外，政府组织战略、市场机会、创新能力、信息知识交流等都成为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来源。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是区域经济可持续竞争能力的基础，但获得这种竞争优势的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区域不能有效地保持和发展这种优势，就可能失去其竞争优势。因此，努力构建和培育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创新、演变和对环境把握。可以说，能够产生可持续的创新、演变和对环境把握的核心竞争能力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所在，它能使组织对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具有路径依赖特性。核心竞争能力不是一时的战术目标和市场优势，而是区域战略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区域在动态的发展中保持其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国际间货物运输的方式在不断发展变化，运输手段越来越进步，运输成本在不断下降，生产要素的流动越来越快，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禀赋的作用不论在经济发展中还是在企业的国际竞争中都在明显下降。相反，诸如观念、技术、人才、品牌、管理和营销技术等软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造成区域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不断融合的大趋势，以至于其界限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区域比较优势将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另一方面，企业竞争优势一旦形成，又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区域比较优势。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的高度统一，决定了企业的区位选择将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