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此后，国内外学者对基础设施概念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点，但对基础设施性质与范围的定义没有统一的规范，都是学者根据自己对基础设施的理解和论述的需要自行确定的。一般地说，狭义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经济性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通信、电力、供排水等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等。广义的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包括教育、法律、卫生以及行政管理部门等，但一般不包括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本书基于狭义的经济性基础设施概念展开研究，基础设施的含义被限定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在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起基础作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包括道路、铁路、机场、港口、桥梁、通信、水利工程、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等。同时建议把包括教育、卫生保健、法律、政府等人文基础设施称之为公共部门。
广义观
基础设施包括两部分：一类是核心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交通和电力，其作用是增加物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力；另一类是人文基础设施，包括卫生保健、教育等。这类基础设施的作用是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这一对基础设施的宽泛定义自此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广泛接受世界银行（1994）《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社会管理资本与狭义观
将社会基础设施定义为永久性的成套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所有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共同需要的服务。报告认为，基础设施种类繁多，其中经济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部分：（1）公共设施：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备和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管道煤气等；（2）公共工程：公路、大坝和排灌渠道等水利设施；（3）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市内交通、港口和航道、机场等魏礼群，《真正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先行的战略地位》。
狭义观
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基础产品和服务的，是一切经济和社会的载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交通运输、通信、水利和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等公用设施以及能源冯兰瑞，《论基础结构市场化及股份制改造》。
广义和狭义观
将基础设施称为基础结构，并将其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基础结构是指交通运输、通信体系、能源等基础设施，广义的基础结构还包括提供无形产品的部门，如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
二、一般法人与特殊法人
一般法人是公司法规定的法人治理方式，一般法人在治理结构、业务程序、财务等上完全受公司法或民法的规范。而特殊法人是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一般法人的治理方式，特殊法人在治理结构、业务程序、财务等上不受或不完全受公司法或民法规范，而是根据针对该法人的单独立法或规定规范。这种单独立法既可以是“一对一”立法，如日本对103个公企业特殊法人分别制定103个特殊法进行规范；也可以是就某一类例如对网络型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线、路网公司进行专门立法，以明确其权利义务、与国家的关系，分清它们与一般法人和不同类型的特殊法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功能和地位。特殊法人可以是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但它们主要受单独立法规范，单独立法未规范的事项才受公司法规范。单独立法所调整的是可收费物品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提供主体——那些从事公益性很强且被置于国家强力保护和监督之下的既不适于国家直接插手也不适合直接交给私营企业去运营的经营法人之间及其同政府、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单独立法介于公法向私法转变以及私法向公法转变的中间法状态，是公法私法化以及私法公法化的具体体现。
三、公企业与国有企业
所谓公企业是指为了达成政府或公众目标，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或补贴），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的、由政府经营或干预的、受单独立法模式调整与制约的特殊法人，是权力结构与权利结构之间博弈的一种均衡及其在微观组织上的一种体现，是公共性与企业性的统一体。国有企业在我国又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称为“国营企业”，并载入《共同纲领》、《宪法》及许多法规文件。进入80年代后，在改革中人们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是一种资产所有权归属全民，由政府代理人民经营，其最终目的在于创造全民的共同福祉。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角度看，企业的所有权可区分为国有、公有、民有、私有四种，企业的经营权也可区分为国营、民营、私营三种。国有和公有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单一国家机构集中持股，后者是多个公有部门共同持股。所有权的形式将会影响经营权的采行方式。在集中控股的前提下，所有权者将会强烈主导经营权的行使；而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较易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委托专业经营的现象。传统的“国营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且未实现政企、政资、政监分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现代的“国有企业”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且实现了政企、政资、政监分离，产生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与专业经营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但是，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受《全民所有制企业条例》和《公司法》等商事法调整的企业，而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受单独立法调整与规范的特殊法人，是“公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还不是特殊法人——公企业。
四、民营化与私有化
民营化的理论基础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奠定的。西方的民营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民营化是指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化，包括对小企业直接拍卖，大部分放到交易所出售，本企业的雇员和经营人员可以优惠价购买；对大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进而上市让公众购买一部分股票，分散其产权。广义的民营化既包括所有权的转化改革，又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和打破国家对市场的垄断，充分地引入竞争。民有与私有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多个民间法人或自然人共同持股，而后者则是单一民间团体或个人集中持股。在集中持股的前提下，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而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较易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委托与代理关系。正因为如此，民营化不同于私有化。民营化是指经营方式的改变，由传统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委托专业经营团队进行企业化管理；私有化则是指所有权转移民间，且不排除由私人集中控股。
五、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
公私合作制也称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于2004年4月发布了《公私伙伴关系与共同体公共合同与特许法律绿皮书》（Green Paper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Community Law on Public Contracts and Concessions）。在该文件中对“公私合作”给予了定义。萨瓦斯将这一概念归为三个层次：首先，它是指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物品、服务的任何安排；其次，它指一些复杂的、多方参与并被民营化了的基础设施项目；再次，它指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城市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我比较赞同这一观点。不管怎么说，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公共机构与商业社会之间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革新、管理与维护或服务的提供而进行合作的形式，是通过正式协议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包括特许经营、设立合资企业、合同承包、管理者收购、管理合同、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或者对私人开发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不同形式下私人部门的参与程度与承担的风险程度各不相同，它们各自发挥其优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六、边缘性企业
边缘性企业是一种既不按市场化运作、也不按一体化运作，而是介于市场化运作与一体化运作之间的一种特殊企业。其实质是“内部人控制”的“外化”，即以提高母体“内部人”的局部福利为目的，由母体在母体之外依法设立，其核心经营资源完全或部分地脱胎于母体，其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基本上配给母体“内部人”。这种企业的形成是渐进式改革、企业治理上的“内部人控制”、利益相关者的政策与业务支持等支持性因子和局部福利的负外部性、超“临界点”的改革打压、企业自身的非独立性等限制性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衍化动因主要有公共提供制度改革的缺陷、产权公有化的程度高、对母体的集团式控制和对剩余索取权的过分追求等。由于它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造成了明显的破坏，因而必须予以治理。它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衍生于特定的母体。母体即这类企业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组织，它能够为这类企业的发展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二是企业产权高度集中于母体的内部人。建立此类企业的意图，是母体的经营者为“内部人控制”编织合法的外衣。其产权归属于母体的内部人及其利益相关者，不过经营者始终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派遣者。三是经营者不具备完全的剩余控制权。企业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剩余索取权都安排给了母体的“内部人利益集团”，经营者并不具备完全的剩余控制权。四是优势业务同母体紧密相连。企业的主体资本（或核心资产）、核心经营人员、关键技术与主要优势业务等脱胎并衍生于母体，并形成权益资本、专用性资产、人力资本和优势业务四个方面的紧密关联，因而企业发展的关键是要得到母体内部特殊或优惠政策的支持和利益相关者的业务支撑，所以企业与母体间的关联交易与寻租现象非常显著。五是资源配置远离帕累托状态。其业务活动并非完全按照经济性原则来开展，业务开展也并非单纯地以利润或价值创造为准绳，但却可以在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易中产生丰厚可观的利益回报。这类企业经常得到权力支持、关系资源等利好因素，充分享受不公平竞争所带来的“经济租金”。六是治理模式的边缘性。边缘性企业既不完全按市场化的治理方式运作，也不完全按一体化的治理方式运作；但似乎是既有市场化运作的一面，又有一体化运作的一面；基本介于市场化运作模式与一体化运作模式之间，处于两者的“边缘地带”。另外，一般企业或标准式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制度、管理制度三者之间均高度一致和吻合，但边缘性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模式经常不一致。由于它是母体单位经营者利益的体现，其产权经常以集体所有或者私人所有的形态出现；而公司治理又呈现出极强的母体治理特色，只是在内部管理上有企业自身的痕迹。
七、规制或管制
管制的英文指向是单一的，但中文解释却纷繁多样。在中文解释当中，人们对于管制、规制、监管、管理的内涵或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如陈富良认为，管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统制和命令经济形式，而规制更接近英文原来的词义，它所强调的是政府通过实施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为了体现规制与管制的这一区别，在论及计划经济体制时，使用政府管制；在论及市场经济体制时，使用政府规制。而余晖博士等却持相反态度，认为规制、监管、管理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不同，无论是反垄断机构、直接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还是企业的自我结盟自我管制方式（Self Regulation），都是内部或外部监管或管制（Internal Regulation or External Regulation）的不同形式。李红昌博士则认为，管制或规制应当放在大背景条件下加以考察，企业自我管理是一种规制，市场交易是一种规制，企业联盟是一种规制，政府管制是一种规制，威廉姆森、袁安照等也有相类似的思想，本书重点考察的是政府对公企业的管制问题。笔者认为，管制、规制或监管是一种契约治理结构，是权力束交易的过程和结果。这些管制机构包括直接监管机构、反垄断机构、价格决策机构、行业自律组织、企业联盟等不同形式的外部管制（External Regulation）或自我管制形式（Self Regulation）。管制可用一个频谱系来描述，若以0代表自我管制，1代表100%的法律管制，则大部分网络型基础产业的管制形式是散落在[0，1]这个契约谱系上离散的点集合。随着缔约环境的不断变化，经济交易所需要匹配的管制形式也会做出相应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