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雨田和他的国画人物
在更多的时间里，孙雨田要注意着自己的手与别人的目光。
无论勾斫点染、精刻沈着、意蕴隽长……毛笔的所有洒脱迟涩与平常瑰奇都要通过一只手，灵巧的敏感触觉才迅捷地传达出来。墨渍与笔迹在温软的宣纸上凹凸地撞击并显示出这一切。
手的所有功效虽然受制于大脑的支配，但是，作为实践者的角色却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与功底的高浅连接在一起。
孙雨田有着足够的傲意向人们诉说着这一切。
然而，在这看似底气十足地沉稳中，孙雨田也不免略带慌张地扫视着周围的目光，他从其中已经读到了许多，这里面有疑惑、激赏、赞扬、轻蔑……这一切也就意味着孙雨田在创作的观念导向中，要不断地瞻首回顾，环察以往。将此看做是自己的疑虑与探求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时风转换中不断地嗅出新的文化气息，以期明了地衔接在自己的审美趋向中。
孙雨田与他这一代已经被称做中年的画家，所面临的幸运与厄运几乎是对等参半的。
时代的规定把他摆放在一个多向实践，多处轰动的效应场中。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毫无主体可言的技术操作，在给他不断带来荣耀的光环闪烁时，亦同时埋下苍白的伏笔。文革中那种大批判与大赞颂的双向极端，无须具有任何性格与思想。这一切于后来的画家而言，大多数演示了如此可能；一俟时风骤变，画家在改变自己与尚未能谋求新意的过程中，同时失掉了已经获得的一切。
然而，孙雨田同大多数获得成功的画家一样聪敏，更多地体现在明确的审时度势，由此而使自己的审美嬗变成为可能。
凭借着客居于蒲松龄故地的便利，他极其容易地感受到这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神秘气息，主题性的创作一旦维系于一种文化感觉的体验伤，它便不再是图式化的索解。孙雨田就是这样，以对“聊斋志异”的悉心领会与深入验证，寻找到在民族文化氛围中查探个人创造性格的契附点与便捷途径。
在孙雨田的《聊斋人物系列》中，我们可以窥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风的完善结合与体现，《西湖主》、《小翠》、《荷花三娘子》、《梦狼》、《罗刹女》、《海市》、《席方平》等故事都成为孙雨田展开自己瑰丽想象的最佳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形式已游离于内容，将文学的浪漫委托于视觉的迷离。这儿即有造型上的变异，气氛的铺陈，色彩的高度冷暖把握，同时更显示出一种氛围，这就是由于对“聊斋”文化心理世界深刻洞穿之后的再造。它既完善了“聊斋”的视察系统，同时也发挥了艺术作为神秘感知的“狐气”。在此层面上，孙雨田享有了无可争议的“聊斋”“专利”。
除了作为“情节”性操纵的创作思路，孙雨田同时还是一位国画写意人物的实践者，尽管“聊斋”也是以人物为主要变现对象，但这儿有如此歧义在内。
①“聊斋”的文学性注定了他独立表达的限度。
②“聊斋”系列人物中，孙雨田实践的是多种表现方式，如工笔、重彩、兼工带写等等。
在孙雨田作为一个写意人物画家的论述中，包含着我们首先对历史的回顾，或许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其作品的特性能有清醒的省察。
中国画系统中的“人物门”，盛极于魏晋至唐，这固然有着绘画功能的时代规定，同时亦隐喻着“人”作为世界主体的哲学动意。然而随文化进程的重心转移，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开始把焦点放在了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之上。因此，很快由唐代、两宋至元明清的漫长时空中，山水、花鸟先后风骚。而人物画保留下来的写意传统范式，仅可以零落地找到石恪、梁楷、黄慎等人。然而，不仅他们个人作品创作不完备，而且其发展轨迹亦极不系统。况且理论上亦存在着无法清理的跳跃式的偶然性。
中国写意人物画由此留下这样难以堵塞的缝隙。造型的科学要求与表现的笔墨情趣之间的距离是巨大的。因此，以徐悲鸿、蒋兆和为首的中国国画改良者们，便将素描加水墨的模式完成了，它隐含着这样的初衷：素描的写实与水墨的渲染书写相互比照，完成的是古老画种的现实利用，而且很快由于社会动荡中的民族情绪与后来的政治气候，这种模式发挥了它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亦馈赠了它在艺坛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本世纪初期直到七十年代，这种模式一直占尽风骚，从艺术本身的规律来讲，它对社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于一个艺术类种，却有着天然的缺陷，没有意识到作为写意人物画的“意味”基点。
历史对于中年画家来讲，留下了为之喜忧参半的遗产。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纷纭而至的艺术观念与缭乱样式铺展，中年一代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画家来讲，一旦社会性要求成为宽松的气氛，那么，画种的宿命感与画家的规定便由此而提升起来。
孙雨田依然关注社会对艺术家的要求，不过，他把这个场面拓展得更加宏阔。阅历的积累。人世间的苍茫，思考的深层契入，使孙雨田开始注重于生与死这个困扰人类的永恒命题……孙雨田向我讲述他在火葬厂体验生活时所受到的震撼：人在霎那间灰飞烟灭。固有的一切荣辱已丑化为无形的惘然。然而，这种思考并没有把孙雨田的思想导向灰暗的宿命之中，作为一位富于社会责任感的画家，他很快将自然的无偿转化为对“火葬工”的明确讴歌。为此，他画了巨幅鸿制——《送别灵魂的人》画面上充满人世沧桑的老者与俏丽的少女都在平静的注视着画面的观者。他们似乎在对死者作最后的弥撒。虚实相生的笔墨效果与氤氲之气，渲染出一派浓重的宗教意味，从而由一般社会性题材转化为人生思考的指点……
在孙雨田的国画写意人物系列中，代表性作品如《姜太公》、《张飞》、《达摩》、《唐诗画意系列》则以酣畅至极的情绪化性格与笔墨宣泄的变化，构成了他对“写意”的切实践约；“意”诉诸于艺术家的个人胸襟气度，同时又消融了他对文化的理解。如此两方面构筑出艺术家的丰富蕴量。“写”的方式则并非一味颟顸，一泄无遗，关键在于它的度数。即把握的分寸感。在此方面，孙雨田以其形象的性格化与笔墨的趣味性得以完整的统一。
接受了中国写意人物画这样一个类种，画家的所有实践都意味着一种自我规定。要小心翼翼地在造型与笔墨，人物画情节要求与国画独立气氛造就这双重矛盾中分解出一块绿地。对此，孙雨田无疑有着沉重的幸运，然而，如何将个人的情绪更为广阔地消解于时代发表的动向中，这就不仅是我们个人对孙雨田的期望。同时已寓含了时代对他这一代画家的要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