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于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因为“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导致了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七千人大会推动下，全国政协宗教组组长达浦生、副组长赵朴初和全国政协其他工作组一样，频频主持召开座谈会，为全党全国调整政策，总结教训，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献计献策。当年，在复旦大学毕业生、新来全国政协工作的汪东林眼里，50岁的赵先生像是40多岁，皮肤白皙、脸色红润、慈眉善目。
这天，喜饶嘉措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他要发言了。喜饶嘉措大师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身体健朗，身穿紫红色藏袍，胡须雪白。由于不通汉语，他用藏语发言时，由工作人员翻译成汉语。
大师发言时很激动，他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五百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军队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的决策失误频频，有些作（做）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论是左派，还是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作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大跃进”的冒进错误，批评了上级领导缺乏自我批评。他严词激烈，发言时，会场鸦雀无声。
大师发言结束时，已是中午12点了。主持人赵朴初微笑地征求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初在总结时，没有点到喜饶嘉措的言词激烈的讲话。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人们仍心有余悸，对于“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主持人往往在总结时，对刚才的发言予以评价，或说发言很好，或说是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等等。
散会后，赵朴初向初次做会议记录的汪东林走了过来，和蔼可亲地同他握手，交代了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写份简报等。他关照汪东林，要将小组会的记录整理好，和其他人对对笔记，力求全面、准确，然后先送他过目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
第二天，在细看记录稿时，赵朴初拿起毛笔修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汪东林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
与梁濑溟的佛都因缘
1962年4月，全国政协将东栓马桩（“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叫南小栓）的一所四合院分配给赵朴初住。
这所四合院的主人，原是民革常委贺耀祖先生。贺耀祖曾任北伐军第二独立师师长、国民政府不管部部长，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1961年7月16日去世。贺耀祖去世后，其爱人倪斐君把这房子交给国家使用。考虑赵朴初住的西四大拐棒胡同17号是个小三合院，比较拥挤，全国政协将此房略加修缮后，分配给了赵朴初。
“栓马桩”的名字很特别，一位熟人以为赵朴初属马，开玩笑地说：“这回你真的给栓在马桩上了。”
赵朴初生于1907年，他笑着说：“你错了，我不属马，属羊。”
对方又笑道：“羊也一样被拴啊！”
赵朴初说：“马不受羁绊，偶尔拉车，也有迟误；羊角扶摇，却是拴不住的。”
谈话后，赵朴初写了小诗，戏言：“会当叱石起，砸烂小桩桩。”据《神仙传》记载，黄初平牧羊时，哥哥来看他，只见白石，不见羊。黄初平叱之一声，白石皆变成羊。可见，古代关于羊的神话，与拴无关。
有趣的是，赵朴初的夫人陈邦织1918年出生，属马。
从北京六部口附近熙攘的长安街向左拐，不远处有一条小巷子。这是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所在。四合院坐北朝南，布局规整，有走廊、锅炉房、汽车间和三个院子，比大拐棒胡同的房子大多了。大门是红色，进门是小一点的东院；中间是一个大院，北房为正屋，门前有两棵丁香树。南屋为偏房，屋前有三棵枣树；西边院子最小。
搬到东栓马桩时，天气已转暖。院子里飘着淡淡的丁香花香，金银花和红五星状的茑萝花等爬满了篱笆墙，给赵朴初带来了新的诗意。
4月的一天，赵朴初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会议席上，听柯灵同志传达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后，与同人游园，并作《百花令 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同人游园》，词云：
桃花泼着满林血，梨花照着一庭月。辛夷花张着万盏灯，丁香花洒着半天雪。海棠花，凤冠压得腰肢折，紫荆花，赤霞烧得珊瑚裂。牡丹花在候着缺，逗引着红茎绿叶。更有不知名的花儿，满地锦茵重叠。没多时转绿回黄，猛来了无边春色。春色。问东风—例吹来，怎有这百般差别？百般差别。却又是一般喜悦。
这首《百花令·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同人游园》，将春天的百花盛开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倾注于笔端，表现了赵朴初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同人游园时的喜悦心情。
赵朴初的喜悦，来自全国经济形势即将好转。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新的春天来了。中国人民迎来了又一个美好的时期！
1963年起，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每周安排两三次学习。赵朴初因事多，争取每周出席一次。一般是于树德、王芸生或程思远主持。梁漱溟一般不缺席，尽管他的政协委员保留了，因为毛主席公开，说他“比西施还美”，实际上梁漱溟成了反面教员。
二十多人中，公开和梁漱溟有交往的很少。但在这为数不多的人中，赵朴初算一个，这中间，也有佛教因缘。早在1916年，梁漱溟写了《究元决疑论》，批判熊十力对佛教的非议。赵朴初早年追随的太虚大师与梁漱溟居士也有交往。
一天散会后，梁漱溟对小组秘书汪东林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你替我还给他。”说着，他将两本线装刻本递给汪东林。
汪东林接了书，连忙答应说：“好，我回头送给他。”
梁漱溟说：“不着急。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
汪东林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
“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漱溟笑着说。
汪东林回答：“我恐怕看不懂。”
梁漱溟笑了，点点头走了。
回办公室后，汪东林给赵朴老打电话，赵朴初答：“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方便再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