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商鞅也是一个很世故的人，但世故得脱胎换骨，一尘不染，这才叫水平，用文艺理论上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商鞅洞察人性，对人世有深刻的了解，但不世故，并没有被所谓的世俗捆住手脚，也不愤世嫉俗－－愤世嫉俗往往会产生清高的颓废。而是想方设法去疏导这种人性，不管这种疏导在后世看来是好的也罢，坏的也罢，总之商鞅作出了努力，往好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商鞅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商鞅对两种人的归纳相当精辟，一针见血，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两种人，古今无别。
有一种人面对一项重大的改革，开始时他们是不会热心的，但等到卓越的成效显现出来时，他们就欢天喜地，心安理得地享受改革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这种人是大多数，可以理解的大多数。
所幸的是，这个世界上也存在另一种人：思维敏锐，见地深刻，敢做敢当，拒绝随波逐流，绝不畏首畏脚。
这种人是少数。
我们知道，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个不二法则：少数服从多数。
这有点象第二十二条军规了，相当滑稽，也相当不可调和。那好吧，就让商鞅以他的方式来解决。
变法推行一年之后，“人也多，嘴也多”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支持率严重下挫，群众情绪很不稳定。更令人难堪的是，情绪很不稳定的群众三五成群的集结起来，胆子很大，直接冲到首府栎阳（陕西临潼县）来上访，指责新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更为严重是，竟连太子嬴驷也出面阻挠新法的推行，以身试法。
商鞅知道，考验改革成败的关键时刻，到了。
摆在商鞅面前的只有二条路：一是前进，义无反顾；二是后退，有所假借，也就是看人下菜。
如果商鞅选择了后者，可以肯定，商鞅完全可以避免后来的悲惨结局。但作为交换条件，他的改革大业休想做得彻底。你想，说一套做一套，谁会服？不服一旦漫延，这局面谁能收拾？即使勉强维持下去，那也只是表面文章，大家打哈哈，能有实质性成效？这是商鞅所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商鞅选择了强硬。
商鞅对秦孝公说：“新法所以推行不下去，权贵阶层居中阻挠是关键。如果您真想富国强兵，就必须拿太子开刀。当然，太子是国家未来的继承人，不可以受到处罚，但太子的老师难辞其咎。”
结果是，公孙贾被处以黥刑－－额头刺字。
商鞅这态度一亮出来，举国震惊，上访的也不再上访了，好吃懒做的也变勤快了，中央政令得到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仅十年之间，秦国就出现了一幕令人惊喜的景象：
官员奉公守法，恪尽职守，无人胆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城镇村落秩序井然，耕种有时；连盗贼都自动从山林里消失，变成良民，就是路中央白白躺着十块钱，也没人敢捡；民人勇于从军作战，却不敢喝酒滋事，打架斗殴。
一派清平的社会景象。
我们经常说战国之世非常糟，糟到什么程度呢？一个词：礼崩乐坏。
其实“礼”就是周朝的宪法，它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乐”大体上是周朝的教育制度，起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凝聚人心的作用。而“礼崩乐坏”则坏了，社会无序，思想混乱，民心涣散。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如此。
而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那一套，成效相当惊人，不但社会秩序得以重建，连极难收拾的民心也团成一团，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秦国上下俨然就是一座大兵营，好战的情绪就如当年秦简公给百姓发大砍刀一样，弥漫乡间地头。
这就是法家思想看得见的巨大功用，所以我才说，法家思想是当时那些想救世的精英士人的最佳选择。
当初那些攻击新法不便的人，调转舆论导向，起劲地唱起赞歌来。商鞅也不客气，给这些人贴上一个新标签：乱法小民。全部赶到荒远边境去做苦力。
秦国自此展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