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魏国的做大不同－－很大程度上，三晋是被狄人逼出来的。齐国本可以过上安生的日子，只要他不惹事，别人也绝难给他惹事。小事可能会有，边境线的小规模摩擦着实难免，但大麻烦决计没有，这也得益于齐国的地理优势。
并不象三晋糟糕的地理条件，处于四战之地，齐国远在中国的东端，背后是漫长的海岸线，而当年所谓的海盗一说还远在火星。只要守住西大门，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而齐国西面的形势是这样的：北部，黄河和济河形成二道天然的屏障；齐长城链接起南部的泰山和东部的琅琊山，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南方防线。只留正西面一个缺口与中原交通，典型的四塞之国，易守难攻。
更为重要的是，齐国天然富得流油，就象现在的海湾国家卖石油一样，仅依海煮盐这一块，就吃穿不愁。
政治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个人一旦有了经济基础，自然也想勇攀上层建筑，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这不显得咱更有能力更有面子么。
齐国也一样，光在齐国境内充老大，尘土飞扬，兴风作浪，显然不够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出点声音，乃至嗓门极粗，叉着腰，吆五喝六，这样那样的当世界警察，岂不爽极。
而要做到这一点，帮手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起码抬轿的人手得足。
于是，齐桓公在齐都临淄的东门－－稷门不远处，面朝大海，建了一座学宫，专门收留来自世界各地、在学业上有一技之长的流浪汉。给房给车给钱给地位，甚至允许这些人游手好闲，不做实际的行政工作。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一旦政府遇到棘手问题，需要他们出手帮忙的时候，必须毫不含糊的提出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就是他们仅有的任务，事实上，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很显然，齐桓公要把稷下学宫打造成他的政策谘询机构和智囊团。
齐桓公的这一手深远战略考虑，全面填补了西河集团之后孔雀没处飞的历史空白，自此各地五花八门的孔雀不断东飞，齐桓公亦以东海一般阔大的胸襟不断接纳，为齐国后来的称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稷下学宫在齐桓公时期，一切尚处于草创阶段，直到齐威王时期，稷下多士的威力才真正大放光芒，齐国真正坐上二大爷的交椅也是这个时期。但齐国锋芒毕露的思想倾向，还是让以三晋为代表的中原诸国深感不安。
在他们的行动口号和行动目标的感召下，新一轮打压行动在所不能免。
在这之前，三晋还有几件大事要办，当然，这是他们闲得无聊，手痒的结果。
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三晋废了晋国的最后一任国君－－晋靖公，把他贬为平民，彻底瓜分晋国最后一块象征性的国土－－新田（山西曲沃），立国737年的晋国自此消失。
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韩国不声不响地又折腾出大动静，一举端掉郑国。郑国立国432年而亡。韩国遂将首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到原郑国的首都新郑（河南新郑）。
忙完这些活，他们终于想起了偷偷摸摸招兵买马的齐国。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燕国、魏国和鲁国，在北、中、南形成三路进击之势。
北路燕国出兵林狐（具体地名不详），击败齐国军队。
南路鲁国攻陷齐国之阳关（山东泰安）。
中路魏国的势头最猛，人家毕竟是老大嘛，前锋直打到博陵（山东博平）。
三路大军的攻击成效虽不是很大，但声势极大，战略威胁力着实吓人。他们在警告齐国：再敢乱动，信不信灭了你。
齐桓公对此的反应是，手脚麻利地跑到洛阳，找周烈王诉苦：瞧瞧，“美英”合伙欺侮人。
周烈王气不打一处来：你被人欺侮算什么，老子那才真叫被人看扁了呢，说话当屁，批示作草纸，活着实在窝囊。
但齐桓公和周烈王到底是明白了，都没把这话说出口。你想，明摆着无能为力的事，说出来又有何用呢。
于是齐桓公和周烈王心照不宣地换了一个玩法。
齐桓公假装此行是给周烈王撑抬来了－－尊王。周烈王则假装很高兴，表扬齐桓公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虽然齐桓公得到的只是口头表扬，连个荣誉证书都没有，但人家周烈王是礼仪专家，他的话相当于央视鉴宝栏目里的鉴宝专家的话：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成不了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真的成不了假的。
一口唾沫一个钉，权威性那是不容质疑的。
也就是说，礼仪专家周烈王经过鉴定，确认一向被看作膺品的齐国人：不是野蛮人。
这就是齐桓公此行的意外收获。
然而令人惊讶地是，不仅齐桓公想到了这一层，向来被号称文明之邦的中原诸国看扁了的秦献公，也想到了这一层。所不同的是，齐桓公空手而归，秦献公则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奖状。
附：三路攻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