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德宗免除赵光奇家徭赋（臣光曰103）
贞元三年（787）十二月，唐德宗外出游猎，偶入民人赵光奇家，顺便作了一番民情访问。因为今年的年景不错，粮食丰收，唐德宗很有信心地问：老乡，生活如意吧。
没想到赵光奇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如意”。唐德宗很是惊愕：今岁颇稔，何为不乐？
赵光奇也很胆大，巴巴地诉苦，直言朝廷说话不作数（词令不信），没有公信力。理由如下：一，之前说两税之外，杂徭全免。可实际情况是，税外的求取过于正税。二，所谓和籴，实际就是强取，百姓见不到一个子儿。三，开初说和籴的粟麦，交给当地政府就行了，现在却要百姓自个送到京西行营去，动辄数百里之遥，车摧马毙，倾家荡产也不能支应。四，诏书每每说要优恤百姓，实则是一纸空文。“愁苦如此，何乐之有”。
唐德宗当下拍板，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税。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103篇里，感叹唐德宗是蠢人一个。国家出台惠政百姓却无法享受到，民有冤情却无法上达天听，这两种情况自古就是国家动乱的根源。唐德宗幸而遇见赵光奇敢言，了解到民间疾苦，本应有所触动，严查那些违背诏书、残虐百姓、横增暴敛、贪盗公财的官吏，以及经常歌功颂德的亲近大臣，杀之以平民愤。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去浮言，废除虚文，严肃号令，讲求诚信，考察真伪，分辨忠奸，怜惜困穷，申理冤情，如此则太平之业可致矣。唐德宗倒好，释此不为，只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税。试问普天之下深受失政之害的老百姓怎么办，“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司马光此论亦是“基于史实而高于史实”，做皇帝做领导人，理当如此。但依史实来看，却是在为难唐德宗了。
贞元三年（787），是唐德宗当上皇帝的第八个年头。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唐德宗经历了太多的事，总之是碰壁碰壁再碰壁。唐德宗也由继位之初的雄心壮志，变得心灰意冷、随波逐流起来。有唐国势也因此江河日下。
唐德宗是唐代宗的长子，大历十四年（779年）即位，年方三十五岁，正是大有可为之秋。他也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在财政和军事上的几项措施，对唐后期的影响即深且巨：
一是实行两税制。唐初，赋税之法称租庸调。租庸调以人丁为本，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但自唐玄宗末期以来，户籍制度逐渐败坏，户口、田亩数字已严重失实。及至安史之乱，朝廷四处用兵，所在急征暴赋，税敛无度，失去准常。赋税机构不断增加，却又互不统属，各自随意征科，巧立名目。大户人家有办法逃避课役，小户贫农则越发苦不堪言。于是相率弃家逃跑，成为浮户。乡居土著百人之中不剩四五，租庸调面临破产。
唐德宗继位第二年，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的费用以及地方上供朝廷的赋税，以所得之数向百姓征收。户口不再分土著还是客户，而是一律以现居之地定立簿籍。男子也不再分为丁男、中男，而是依贫富来分别交税的多少。不种田而行商者，也要按财产的三十分之一纳税。所有赋税按秋、夏两季收取，因此称“两税法”。原来的租庸杂徭一律省去，如有另行推派（税外物），即为违法。
但正如李光奇所抱怨的那样，地方苛吏往往借机违法征收税外物。朝廷因为连年征战，国库严重亏空，也把税外物当作正常，且将诸道税外财赋输送户部确定为一种制度。贞元四年（788），唐德宗尽管良心发现，诏免税外物，但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是徒具空文。因为尔后又有“宫市”，五坊小儿见了中意的东西就明抢，《卖碳翁》的凄惨随处可见。
李光奇所说的和籴，本是朝廷为了避免谷贱伤农而出台的利好政策，相当于现在的保护价。年成好时，政府出面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前提是农民自愿，政府亦以合理的价格收购。所谓“官出钱，人出谷，两和相商，然后交易”，所以称“和籴”。但由于唐后期政府用度紧张，和籴不和了，逐渐成为强迫性的措施，只强取不给钱。州县还明文规定推派数量，定立程限，严加征摧，此又成了百姓一大负担。
二是确立绥靖政策。其祖唐肃宗遗下的绥靖政策，此时效果显著：藩镇尾大不掉，节度使不经中央任命而直接世袭。其父唐代宗默守成规，苟安度日，不想去碰这个滥摊子。唐德宗继位之初，年轻气盛，想念起皇家气派，于是准备给藩镇动动手术。
机会终于来了。建中二年（781），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去，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世袭。唐德宗一口回绝，坚决要自己任命新的节度使。因为利益攸关，李惟岳与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四家联合起来，叫板朝廷。
唐德宗这一点倒是聪明，想到以藩制藩，淮西李度使李希烈、范阳节度使朱滔等因此奉命进剿。不久，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不堪一击，被打败。挑事的李惟岳发生内讧，本人被部将王武俊杀死。梁崇义与妻子跳井自杀，传首京师。四路叛军，最后只有田悦还在喘气，但局面已得到控制。
形势已非常明朗了，唐德宗只要再使一把劲，没准还真能成就中兴大业。但唐德宗此时暴露出来的致命性格弱点，使唾手可得的前景，功败垂成。唐德宗不该抠门的时候抠门了，不仅抠官，且抠财。韩信评项羽所以人心涣散，大家都不跟着他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吝于爵赏，“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唐德宗也是这个毛病，逼得原本忠于朝廷的藩镇继起作乱，史称“四王二帝之乱”。
朱滔、王武俊因封赏不合己意，心怀怨恨， 魏博节度使田悦乘机派人以燕、赵、魏相依相存之势相游说，于是形成三镇连兵反唐的局面。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乘机起哄，自立为楚帝。
唐德宗手忙脚乱，只得继续借诸道兵来制衡乱藩。建中四年（783），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镇（甘肃泾川县北）五千兵马，途经长安时，本想吃好喝好一顿，顺便得点赏钱安家。可是不当抠门的时候，唐德宗突然又昏头了，捂着钱袋子不给。不但不给，吃的伙食还很差，连米都是糙米，还渗入沙子。
士兵们火了，老子上前线卖命，不要说工资，连饭都吃不饱，反了。于是有“泾原兵变”。他们拥立之前被软禁在京城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兄长）为帝，国号大秦。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陕西乾县）。直到兴元元年（784）五月，唐将李晟在吐蕃的协助下，攻克长安，唐德宗才得以重回故都。
然而唐德宗竟再一次玩起抠门，答应吐蕃出兵的条件，事后反悔，这又埋下了吐蕃出兵攻掠泾陇，唐朝联合回纥以制吐蕃的后患。
泾原之变平定后，长期讨逆伐叛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功高震主而见疑于唐德宗。自危之下铤而走险，加入叛乱行列，唐德宗再一次出奔汉中。
面对狼烟四起，束手无策的唐德宗不得已，于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痛下罪己诏，公开向全国人民表示检讨，承认诸藩相继叛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抚御乖方，“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既然罪在朕躬，所有叛乱分子也就不是叛乱分子了，全部赦免，复其官职，既往不究。
据说，唐德宗认罪态度过于诚恳，居然令“士卒皆感泣”。然而依事实看，《罪己大赦诏》其实就是德唐宗的认输诏。至此，唐德宗终于明白，要动节度使们的奶酪，何其难也。于是毅然放弃所有的梦想，学他父亲，苟安起来，过他的深宫富贵算了。唐朝对藩镇的绥靖政策正式确立，朝廷正式放弃收归节度使任免权的努力。
之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纷纷撤去王号，上表谢罪，表示归顺。“二帝”之朱泚兵败逃亡，兴元元年（784）六月，被其部将杀死。李希烈亦于贞元二年（786）四月，被其部将毒死。
局面复归平静，但只是苟安的平静而矣。唐德宗一念之差，竟至如此，抠门害人不浅。而号称智囊的陆贽、李泌，竟也无奇计来匡扶大厦于既倒，真是时也运也。“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德宗是自毁前程。
附：臣光曰103：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通鉴》卷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