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崔祐甫答唐德宗用人之问（臣光曰102）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死了。唐德宗守丧期间（居谅阴），按制度，只能拱默守丧而不听政。唐德宗就将政事全部交给宰相崔祐甫来处理，对他言听计从。
唐朝自唐肃宗至德元载（756）以后，天下用兵，诸将争功论赏，于是胡乱批发官爵，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以来，时局稍平。但元载、王缙秉政，左手收钱，右手卖官。士人只要出得起钱，大体都能买个官做，也是一个滥。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对四方求请，一概不理。但矫之太过，不加甄别，愚人不用，贤人也不用。
崔佑甫代常衮为相，欲延揽天下有名望的人士，于是推荐引拔，日不得闲。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但所用之人，差参不齐。《通鉴》说“终不得其适”，始终未得合适的人选。
唐代宗听到一些议论，问崔佑甫：“有人说你多进用亲故，这是怎么回事？”崔佑甫回答说：“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唐代宗以为然。
司马光“臣光曰”第102篇，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宰相的职责。
每年腊月的廿三廿四，家家都祭灶。“灶公灶婆”像上常有一联曰：“调和鼎鼐三公府，燮理阴阳宰相家”。鼎：古代烹调食物的器具，三足两耳；鼐：大鼎。“调和鼎鼐”是说于鼎鼐中调味。燮：调和；理：治理。《尚书·周官》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古人便用“调和鼎鼐”与“燮理阴阳”，来指代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国事之职责。
汉文帝一次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子？”又问：“一年钱粮收入多少？”周勃统说不知道，内心相当惶恐，以至汗流浃背。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
陈平说：“这些事由有关部门负责。”文帝有点恼了：“有关部门指哪些部门？”陈平回答：“陛下欲知断案之事，问廷尉；欲知钱粮之事，问治粟内史。” 文帝反说：“有司各司其职，那你宰相做什么？”
陈平说：“丞相的职责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不误农时，督促百姓勤于耕作；对外镇抚四方夷狄和诸侯；对内要使百姓归附，让公卿大夫安心职任。”文帝认为讲的好。
而宰相权责之最大者，莫过于用人。
元人张养浩论用贤，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那如何知道人之贤否呢？张养浩提出三条甄别方法：了解其人的口碑，考察其人的行为，默察其人的操守。有此三者大体就知道了。
他举例说。要造一座房子，没有工人，建筑师再灵巧，房子也盖不起来。同样，治理国家而不囊括贤良，宰相纵是大圣大贤，一身而兼众任，也没法子开展工作。“夫粹白之狐，举世所无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于众而已矣。”宰相的职责，即是在众多的狐皮中一点点选取白毛，然后集而成“粹白之裘”。那么智者也就效谋，勇者也就效力了。
司马光此论便是这个意思，亦批评了崔佑甫的用人观。他说，用人应该没有亲疏新旧的分别，只看他是否有德有才，这话没错。但天下的贤良，不是宰相一人所能识尽的，如果一定要平素熟识才用，那未免太狭碍了（所遗亦多矣）。
司马光提出自己的选人方法，有点象现在的公推直选，民主评议之类。他建议“举之以众，取之以公”，把选举权下放，只要发现人才，人人都有举荐的权利。然后朝廷只做两件事：对被举荐对象，实际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有功则进之，无功则退之；对负责举荐的人，荐人得当，有赏，举荐非人，罚之。这样，宰相只要秉公办事，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谁还敢乱举荐，又焉有遗贤旷官之病？
《周易》讲，“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显得清闲得不得了。而之所以能如此，我以为当如张养浩所说，皇帝用宰相得当，宰相用属臣得当，则“己有不能，举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举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举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则彼之所能，皆我有矣。”这才是大道至简的方法，操约以驭繁，居静以制动，“以无心而应天下心”。不但政令畅通，所用之人也能得到最好的锻炼。
与此相反，权利无限放大，责任却无限忽略。食肉者尽皆师心自用，尽皆非自己人不用，用错人也不必承担责任。上下还讳莫如深，习以为常。这才叫崩溃。
附：臣光曰102：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通鉴》卷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