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玄宗、姚崇迷信符命之说（臣光曰94）
秦始皇无当官的命？这事从何说起呢。但按秦始皇的八字来批，他理应无官运，纵然混个官做，薪水也不高。而按鲁庄公的八字，其人理当贫贱，又短命——实际是贵为王侯，且长寿。汉武帝、北魏孝文帝皆无官运，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
这是唐太常博士吕才奉命刊定“阴阳杂书”之正误，给《禄命》一书作叙时，很不客气地指出它们的谬误。《通鉴》卷196，大段引述了吕才的观点。司马光不信符命、风水、算命、看日子之说，于此见之。
《通鉴》卷211载，唐玄宗、姚崇竟也迷信符命，司马光“臣光曰”第94篇，对他们二人的糊涂，感到哭笑不得。
开元二年（714）八月，有个小官献上武则天所制的《豫州鼎铭》。此铭文是武则天亲手所写，全文三十二字，无非是吹嘘她的周朝大有来头而矣。末两句说：“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唐玄宗的名字叫李隆基，而上面又有“上玄降鉴”的话。这个小官跳将起来，认为唐玄宗做皇帝，是上天直接委派的，体现上天的意思（受命之符）。
于是群臣的贺章雪片般砸来，姚崇也加入了造神运动。他上表庆贺：“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不但史官要记载下此等盛事，且要层层贯彻传达，“颁告中外”。唐玄宗“从之”——他岂有不从之理。
司马光说：太史预测将有日食，却没有发生，这是太史的失职。君臣因此相贺，这是欺天的行为。采撷纯粹偶然的几个字，作为祥瑞征兆，这是小人欲奉承巴结。而宰相也附和其事，则是蒙弊君主的行为。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唐玄宗的圣明和姚崇的贤能，犹不能避免此失，“岂不惜哉”。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日”，在古代是人君的代表，日食，则表示“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著明”，是上天因为人君失政给予的警示。因此，但凡出现日食，人君都得下罪己诏，请求群臣指出过失。而日食不验，则说明吾皇德侔于天，感动了上苍，岂可不贺。
然司马光此论一反常态，直把“日食”当作自然现象，并不干涉人君失德与否。这在现代是常识，但在古时，要反对这样一个很有市场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于此亦可见司马光开明的学术态度。北宋也曾发生过日食不验的事，群臣也贺，司马光就极力反对。
嘉祐六年（1061），北宋当家的是仁宗皇帝。某日，本来有“日食”，且也应验了。但巧得是，被阴云遮了去，又没下雨。古人认为，遇日食而被阴云遮住，又不下雨，则表明灾慝不现，或人君没有不道之事，值得庆贺。实际也这么做了，朝臣交首称庆。
独司马光不信此事，上书《日食遇阴云不雨乞不称贺状》，力批此观点。他说：中原见不到日食，并不等于其他地方见不到，日食遇阴云不雨如果值得称贺，那不等于说“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有什么可庆可贺的。宋仁宗听了进去，并规定：以后再遇此类事情，不必称贺。
司马光编《通鉴》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例：妖异止于怪诞，则直删不妨。他将风水地理之类统当作虚诞看，坚决不信。作《通鉴学》的张须说：“不信虚诞，殆涑水之家法也。”他司马氏就不信这些。
司马光尝作《葬论》一文，力辟风水祝福之说。不但他自己不信，还鼓动皇帝也不要信。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驾崩，给大行皇帝选吉地是朝廷的大事，司马光上了一个《上山陵择地札子》，直说那阴阳之书不可信，胆子忒大。大意说：“臣认为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之前术士坚称八日大敛是个吉日，可是自后皇帝就患病了，至今还没见好，其无验亦已明矣。”
他在《通鉴》中引述吕才叙《葬书》云：“古人入葬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地。今葬书以为子孙之富贵、贫贱、寿夭，都是葬地好坏的结果。于是在先人入葬之际，便要择葬吉地以希望子孙显达；选吉时以希望子孙富贵。伤教败礼，莫斯为甚。”
吕才还指出，白起在长平活埋赵卒，并没听说这四十万赵国士兵都犯“三刑”。刘秀为帝，南阳多贵士，未必他们的八字都是“六合”。他认为，算命的书，有应验的时候，所以人们才信，但更多的是不验。
看来吕才是很不照顾术士们的饭碗。《通鉴》说：“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
附：臣光曰94：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通鉴》卷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