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赦免罪人（臣光曰74）
孝文帝元宏，北魏第七位皇帝，5岁继位，在位29年。元宏在位期间，最著名的手笔就是推行汉化改革，禁说鲜卑语，改说汉语，首都也从平城迁到洛阳。连老祖宗的姓也改了，改“拓跋”为“元”，史称“孝文帝中兴”。
孝文帝爱好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因此才华甚是了得，马背上也能出口成诗，不改一字。自孝文帝太和十年（486）以后，所有诏令、敕文都由他亲自来写。孝文帝仰慕有才华的儒士，与文人们交往，总是待以布衣雅素之礼。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诸人，皆因博学得到重用。他们也协助孝文帝制定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形成浓郁的汉化风气。
然而孝文帝儒雅的脾气里，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好行小惠。而“好行小惠”基本上与短视、做秀、无关大雅等等这些词关系亲密。
孝文帝一次出行，路遇残疾人（跛眇者），停下车驾，亲切慰问一番，然后“给衣食终身”。
大司马安定王元休将斩三个为盗的军士，恰被慰问部队的孝文帝遇到，命赦之。元休不肯，认为不把他们杀了，“何以禁奸”。孝文帝同意元休的观点，但他要行“非常之泽”。所谓“非常之泽”就是，这三人本来该死，但有幸遇到了朕，“虽违军法，可特赦之”。事后又称赞元休“执法严”。
司马光“臣光曰”第74篇说：国家之于人主来说，应当把它看作身体的一部分，远近同等对待，视边境就如自家庭院。推举贤才，担任各级官职；修明政治，为百姓谋求福利，则疆宇之内的百姓也就安居乐业了。因此，先王“黈纩塞耳，前旒蔽明”，目的就是要避免只顾眼下，把惠政泽及四方。那些残疾有病的人，理应得到抚养，但应该让有关部门将这种恩泽惠及国内有同样境遇的人。孝文帝却只是存问道中所遇，不管大多数，这种所谓的仁爱不也太微小了么。更何况，赦免罪人，破坏法纪，这更不是君王所应该做的事。可惜啊，孝文帝堪称北魏之贤明君主，却也有这样的不足。
依此论来看，司马光不是不主张制度性建设，相反他也是力主章程化的。只是在儒家文而化之与机械性制度之间，司马光认为有必要分清主次而矣。即以用人来说，朝廷首先得举荐得人，行政得当，然后才能将好政策泽及四远，普惠万民。世有乱人而无乱法，制度章程再好，人来乱之，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关于孤寡残障之人的存养问题，司马光不同意孝文帝的随遇施泽。这不是治本之举。只有形成制度化，自上而下建立起能泽及万民的政策，“推聪明于四远”，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一二个人沾濡圣化，不是仁政，此正如一枝独秀不是春。只有百花齐放，惠政均沾，才是满园春色。
胡三省也不认可孝文帝的做法，要碰到了就“给衣食”，那没碰到的那些人怎么办，就不要关照了吗？“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者皆有以养之，岂必待身亲见而后养之也。”这个道理古今一也。下乡去掀掀农家的桌罩，看看有肉否，生活过得去否。顺便递上一包红包，慰问慰问。这和司马光所说的“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差不了多少。不管是不是在做秀，都有做秀的趋向，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最令司马光感到可惜的是，也有贤君之名的孝文帝，竟带头破坏起纲纪来。纲纪不立，刑赏不明，司马光曾说，连尧舜再生都没得办法。
人命当然关天，可孝文帝挽救的这三条人命，其结果只能是换来司法程序的紊乱。因为各级都有官长，各官长也都有“因缘遇朕”的时候。要也都枉法坦护，那谁还信任司法的公正性，或者说司法的公平与权威谁来维系？
换言之，天下何止三条人命。赦免了这三条人命，却极有可能草菅了千万条人命，因为领导人躬自坏礼，下必甚焉。《左传》载：“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裴松之的曾孙裴子野曾有一句话：“在上为善，若云行雨施，万物受其赐；及其恶也，若天裂地震，万物所惊骇。”即此之谓也。
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撰写“臣光曰”，本意是给皇帝看。但司马光没有教皇帝如何权谋，却是极力劝谏领导人，理应束身自修，一言一行须得费思量。所谓“塞其本源，末流自止”者。
附：臣光曰74：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tǒu）纩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废耳目之近用，推聪明于四远也。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桡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体也。惜也，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通鉴》卷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