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王导宽宥庾亮、卞敦之罪（臣光曰61）
咸和二年（327），外戚庾亮逼反大将苏峻、祖约。咸和三年，庾亮、温峤、陶侃、郗鉴等人起兵平判。苏峻被部下杀死，祖约率众出奔后赵石勒，苏、祖之乱平定。咸和四年三月，朝廷论功行赏，赏了该赏的人。却也赦免了不该赦免的人，比如庾亮与卞敦。
庾亮是晋成帝的舅舅，庾太后的兄长，受晋明帝之命辅政，却无谋之甚。先是无故逼反苏峻，而当苏峻进逼京师时，他又不顾小皇帝的死活，自顾逃命。钟雅问他，栋析榱崩，谁之责？庾亮却说，现在时间紧迫，没空谈这个。于是“窜身苟免”。卞敦作为大将，在平定王敦之乱时，也有不错的表现。可在苏、祖作乱，却坐镇湘州，拥兵不赴，只象征性地派出数百人应景而矣。又不出军粮资给前线。陶侃要拿他问罪。王导却主张，大乱之后，宜加宽宥。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61篇里说，人臣之罪，没有比庾亮、卞敦两人的做法更甚的了，不杀他们不足以明正典刑。晋室倒好，非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委以重任。晋室之无纲纪，由此可知。而晋室之所以无政，罪在王导。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山东临沂）人。八王之乱后，西晋元气大伤，边族乘机而起，沦陷中原。公元317年，王导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开基东晋。司马睿即是东晋的第一任皇帝——晋元帝。而王导则是东晋的奠基元勋，就是接下来的晋明帝和晋成帝，亦有佐命之功。有功业如此，司马光还要批他“任是责者，岂非导乎”，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原因即出在王导的施政方针上。
江东一切草创之时，内部却接连发生了二起大的变乱，直伤了东晋的筋骨。第一次大乱发生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反于武昌（湖北鄂城），前后历时二年。第二次即是晋成帝咸和二年（327）的苏峻、祖约之乱。
二次大乱皆因大臣的争权夺利而起。王敦是王导的从兄，欲专权不得，所以发动叛乱。晋明帝太宁二年（324）七月，王敦病死，余部被消灭，第一次叛乱平息。
冠军将军苏峻、镇西将军祖约（祖逖的弟弟）、征西大将军陶侃，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立有战功。他们满心以为将死的晋明帝，会将他们列入顾命辅政之列——太宁三年（325），晋明帝病死，五岁的儿子继位，是为晋成帝；遗诏以司马羕、王导、卞壶、郗鉴、庾亮、陆晔、温峤等七人辅政。
但是没有，由是而心生不满。陶侃和祖约甚至怀疑是专权的庾亮从中做了手脚，把他们的名字从顾命名单中删了去。往后的事实证明，陶侃只是心有介蒂而矣，并无实质性的举动，他最终选择站在朝廷一边。但祖约和苏峻反应最为激烈，祖约“有怨望之心”，火气比较大。苏峻则开始招亡纳叛，聚积兵力，有轻朝廷之志。再加上庾亮对形势的一系列严重误判，才最终导致兵戈相向的结果。咸宁三年（328）二月初七日，苏峻竟然攻占建康。
有鉴于当时的形势：外有强敌虎视，内有争权夺利，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底气来消停“争霸赛”。怎么办？说是生死存亡之秋绝不为过。因此，王导才想起接近修养生息的息事宁人，以维系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他的观点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应该说，这个政策在巩固东晋初年的政局稳定上，是有大裨益的。东晋实在经不起再次的折腾。王导就亲自避免了第三次政争。
咸宁四年（329），王导出任丞相，掌握实际的权力。庾亮虽然出镇地方，也对前过表示忏悔，但依然是“司空”，依然拥有强大的军队，依然对朝政进行遥控。庾亮对专权的王导相当不满，写信给郗鉴，希望联兵废掉王导。郗鉴不同意才作罢。
有人劝王导，不可不防庾亮。王导却说：“我和庾亮祸福与共，即使情况真如你所说，庾亮真的入朝了，我就穿着平民衣服，戴着头巾回乡下，又有什么可惧怕的。”
王导对庾亮不是没有意见，相反意见还很大。当时庾亮驻防长江上游，处于首都建康的西面。每当遇到西风吹起尘土，王导便举起扇子遮蔽，慢条斯理地说：“庾亮的尘土玷污人”。但恰是王导的这种以大局为重的息事宁人态度，再一次避免了有可能一触即发的权利斗争，确保了东晋政局的稳定。
而司马光之所以批王导，依然是坚持他的写作原则：基于史实而高于史实。对拥兵自重和决错失误的大臣，杀无赦，才见朝廷纲纪，否则何以统御。但具体到东晋初年的具体情况，王导的策略，虽然有失长远，但不失为救急之良策。
也就是说，司马光的答案，是处理此类事情的最佳方案，而王导则是临机处置。两者都没有错。那么如何看司马光的评论和对王导的作为呢？其实高下自在读者之鉴择了。近儒陈寅恪先生讲：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我投陈寅恪先生一票。在两次大乱中，王导或者说以王导为首的士大夫，表现出来的为人臣子的忠贞本质，给东晋带来了有别于西晋的崭新社会气象。我认为，正是士大夫的这种努力，使东晋在当年极为危乱的局面里，成功偏安，延续时间比西晋多出半个世纪之久。
在王敦作乱的第二阶段，王导即旗帜鲜明地与王敦划清界线。他给王敦的亲哥哥王含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很忠亮的话：“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
朝廷本想对王敦手下的一干人等，悉数禁锢终身，永不录用，不许再出来做官，子孙也不许。这个处罚是很严厉的。但温峤认为，这些人都是协从犯，都是被逼无奈，“宜施之宽贷”。郗鉴不同意：“先王立君臣之教，贵于伏节死义”，王敦佐吏，虽多逼迫，但进不能止其逆谋，退不能脱身远遁，应责以“大义”。换言之，惩处这些人，才能振起“伏节死义”之风气。
虽然晋成帝后来听从了温峤的建议，但从郗鉴的据理力争来看，从王导的忠亮态度来看，东晋之初，有识之士确在进行着一种努力。努力一反西晋之常态，一反清谈误国，一反“五服散”，一反首鼠两端，一反背信弃义，从而振起士林颓糜之风气。也就是说，从三国以至西晋的无法无天，到东晋的重新以节操相尚。士人们是以西晋覆灭、中复沦丧为代价，终于意识到口不离老庄，实在于苍生社稷没多大益处，徒有亡国之痛。我以为，这才是东晋得以延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应该说，士林节气的复舒，先起自民间。祖逖闻鸡起舞，就立了志气。这点连后赵石勒都很佩服，虽是敌手，也没有下三滥地去挖人家祖坟，反倒是重修了祖逖的祖墓。有个叫张茂的人，虽为官前赵（刘渊所建），但死的时候，交待儿子们不要以官服入敛。我这官非出于“王命”，岂敢以之为荣，当以白帢入棺。又遗言子孙当谨记忠孝。
两次内乱，为国死难的大有人在。吴兴太守虞潭起兵讨苏峻，他母亲说：“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还变卖了家产，连首饰也卖了，充作军费。家里能拿得动木棍的下人，一律赶去当兵。卞壶后背的疮伤还未痊愈，苏峻已攻进城来，卞壶亲自上阵，力战而死。二个儿子卞眕、卞盱也随后战死。卞夫人抚尸痛哭说：“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
苏峻纵兵上殿，司徒王导、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共登御床，拥卫晋成帝。右卫将军刘超与侍中锺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有人劝锺雅说，你脾气直，怕是不容于苏峻，何不早为之计。锺雅说：“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遁逃以求免，何以为臣。”结果与刘超一起被苏峻所杀。刘超在晋成帝被挟持至石头城时，依然于乱局之中，教晋成帝《孝经》《论语》。
说来也有趣，即如叛将王敦那边，也有死义者，很可惜他们是误入歧途。太宁二年（324年），王敦以兄长王含为元帅，合沈充、钱凤等率兵五万进攻建康。晋廷以五千户侯悬赏钱凤人头，以三千户侯悬赏沈充人头。晋明帝派人劝降沈充，许以司空之职。沈充道：“丈夫共事，始终当同，宁可中道改易。”及败，沈充逃归吴兴，误入老部下吴儒的家，吴儒把沈充骗进屋内夹墙，笑说：“三千户侯矣。”沈充曰：“封侯不足贪也。你以义存我，我家必厚报汝。若以利杀我，我死，汝族灭矣。”吴儒杀沈充，传首京师。沈充的儿子沈劲也是死罪难逃，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后来沈劲竟灭吴氏。
而从自发的以节操相砥砺，到自觉地成为士林大势，士大夫的提倡和躬自有礼，功不可没。
王导一次自称有病，不来上班，却出门去送郗鉴赴任。卞壸很不客气地弹劾他，“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要将他免官。此事虽不了了之，但“举朝惮之”。当时贵游子弟仍有前朝习气，以王澄、谢鲲等人的“不修威仪，好《老》《易》”为放达，卞壸在朝会上大发雷霆：“悖礼伤教，罪莫大焉。中朝倾覆，实由于此。”要将一干人等治罪。虽主政的王导、庾亮不听，但也拔了他们的刺。
陶侃坐镇荆州，力矫清谈时弊，他的座佑铭是：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于是争分夺秒的做事，未尝稍闲。看到属下谈戏废事，气都不打一处来，将酒器、赌博用的器具，一律没收，投之于江。还用鞭子惩戒，边打边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实用。君子当正其威仪，何有蓬头、跣足，自谓宏达邪。”一次出外视察，看到一恶少手里抓着一把尚未成熟的稻穗，当陶侃听说是从田里随便抓来的，立即将此人狠抽了一顿屁股。“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
就是庾亮，自我检讨也极其深刻，廉耻也还没丧尽。他联络温峤、陶侃起兵之初，就亲自跑到陶侃的住处，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引咎自责”，而其“风止可观”，陶侃不觉释然了。平乱之后，庾亮大会小会作检讨，这可是没人逼他。“见帝，稽颡哽咽”。复又“泥首谢罪”。所谓“泥首”，即以泥涂首，表示自辱服罪。同时表示不再当官了，要带全家“投窜山海”，不配当人，只配当野人。逃跑的舟船都准备好了，被有司“录夺”了去，没逃成。卞敦更是羞愧难当，竟至忧愧而卒。
由此看来，如果后继者能沿着东晋初年开创的这个风气，一脉相延下去，东晋或可以也有宏图。无奈的是，尽管前辈努力如此，清谈的风气依然如阴魂，萦绕不散。建武元年（317），晋武帝听从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的建议，兴立太学，但士大夫习尚老庄，根基过于牢固，儒术终是不振。至谢安东山再起，其人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老庄派头。王坦之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谢安不听。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
史言，王导与稍晚于他的谢安都住在建康青溪与秦淮河之间的乌衣巷，即今南京市文德桥南岸。三国时是东吴禁军驻扎的地方，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故此得名。王谢子弟出入“乌衣巷”，人称“乌衣郎”。唐人刘禹锡梦游金陵——他写作《金陵五题》之《乌衣巷》时，尚未到过南京，友人将自己写作的五首咏金陵古迹诗给他看，他乘兴和了五首。没想到随手偶得，却成经典：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附：臣光曰61：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导乎。（《通鉴》卷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