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杜预主张服心丧（臣光曰59）
泰始十年（274），太子司马衷的生母元皇后去世，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阳陵。晋武帝及群臣服三日之丧，三日期满，“除丧即吉”。
博士陈逵建议，太子无有国事，宜服三年之丧。尚书杜预反对，引经据典加以反驳，真是雄辨家的口才。也难怪，杜预儒者出身，精通《左传》，自谓有“《左传》癖”，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
杜预说：既葬除服，接着服心丧三年，这是周公说的，《左传》也有相关的记载；礼不能只讲形式，而应是诚于中，“存诸内而已”；太子出则抚军，守则监国，事情多着呢，怎会说无事；服心丧三年也就可以了，不必过多的拘于形式。晋武帝从之。
关于三年国丧，我们已在《晋武帝守丧》一文中略略言及。本文的“臣光曰”第59篇，司马光之主张亦与前文同。他指责杜预以经、传来附会人情，显然是巧辩，“不若陈逵之言质略而敦实也”。司马光认为，一定的形式是必要的，正如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披麻戴孝，是哀戚之情的一种表达形式。连这必要的形式都不要了，何以能劝起世人的仁孝之心？
要依我来看，司马光的话没有错，杜预的话也在理。这好象是在和稀泥？且别骂，且听我说。纵观魏晋时期，时人的风气是太过于注重形式，清谈清得连实际事情都不做，都在竹林下喝茶，农桑能在茶水里长成？杜预或是有感于此，才建议说外在的形式少一点，实际的东西多一点。泰始元年（265），晋初置谏官，傅玄便建议司马炎多提拔明经行修之士，以振起世风，也是这个意思。
竹林七贤之王戎，都说他们蔑弃礼法，可是王戎母死的时候，他尽管喝酒吃肉，却是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连起身都要靠拐杖才能站起来。可见内心之凄苦，时人称为“死孝”。王戎只是死撑着“放达”的面子来作贱自己，表面“废礼”，实则“性至孝”。由此来看，司马光所说的“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并非虚言。
即如杜预，他看到黄河孟津渡口，地势险要，来往渡船时常翻船，于是建议修一座黄何桥。大臣们反对，杜预不理，终于建了起来。晋武帝前去视察，很是高兴，因为确实便利了两岸交通，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当初大臣反对的理由，说来也可笑，据说是古代的圣贤都不造桥，所以我们也不必造。腐儒之甚。所以杜预才说，过多的形式可以免去。他是针对当时的实际而言。
而以眼下当身来看，不佞以为，却又与杜预的时代有极相似处。多年前，有一则旧闻，某地为显示养羊基地的繁荣，不惜租来羊群，放在山谷里，草叶上全洒上盐水，羊乐得舔盐水，当官的乐得人工出一幅“遍地羊群下夕阳”的壮观场面，于是而“羊”相百出。邻家有丧，“洋乐队”、“中鼓吹”齐上阵，亲朋好友来奔丧，包了红包来还人情，大摆酒席，吃一餐了事。图的是“孝子们”的门面，哀戚之情或在心底吧，余不得而知。
王夫之说：“内外交相杂，交相养者也。既饰其外，必求其内，所以求君子之尽其诚；欲动其内，必饬其外，所以导天下而生其心也。”讲求一定的形式，是要劝起风尚，比如皇帝的亲耕。但最高之境界，当如王夫之所说，既不过多的追求形式，也不让表面文章掩盖了实质的虚伪。而光有形式，等于垃圾。杜预之时，是饰外太滥了，所以“必求其内”。
附：臣光曰59：规矩主于方圆，然庸工无规矩则方圆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于哀戚，然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诗，正为是矣。杜预饰经、传以附人情，辩则辩矣，臣谓不若陈逵之言质略而敦实也。（《通鉴》卷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