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赵、盖、韩、杨之死（臣光曰32）汉昭帝时期，主要依靠霍光。霍光死后，汉宣帝自己靠自己，起用了几个不错的丞相，比如魏相、丙吉。手下一帮大臣也可堪能吏，终于把武帝留下的烂摊子给拾掇得相当漂亮，史称昭、宣中兴。能够摊上“中兴”这个词是相当不容易的，起码说明了二点：一是之前的摊子够烂，二是现在的摊子够牛。
宣帝的手段，我们在他法办霍氏一事上领教过。宣帝用人也很有一套，特别重视地方大员的任用，因为起自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宣帝尝对手下人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而不生愁、恨之心，就在于政治清明、刑法公平（政平讼理），而能同我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太守（食禄二千石）。因此，凡有任用地方大员，必亲自召问，亲自考核。有功必赏，下诏褒奖，赐黄金，赐侯爵，公卿职位有缺，也从这些能吏中提拔。如果地方长官行政失能，也必要查出具体的原因所在，不单单是免职了事。
与现在的为官几年一届不同，宣帝不同意经常轮换地方大员，理由是，百姓一旦知道太守任职将久，就不敢欺骗他，也会服从他的教化，天下自然安宁无事。要明确的一点是，宣帝的这个主意，倒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他要休养天下生息，行文景的作为，把武帝遗下的漏洞补苴起来，所以不敢乱搅煎在锅里的鱼。加上他的精明，因此也不会有地方大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生起盘根错节的问题。史称汉世良吏，于斯为盛。
宣帝用人不含糊，杀起人也不含糊，该杀就杀，决不手软。然以宣帝的精明，竟也失察杀人，有几个人明显就杀错了。司马光在“臣光曰”第32篇中批他精明一世，糊涂一时，杀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四人，就没把事情搞清楚，就难以服众，说这是宣帝一生行善政的最大污点。
我们且来看这四人的历史表现，然后再做定论。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河北博野县）人，脾气是比较猛的一个人。为颖川太守时，治下大族有《红楼梦》里的贾王史薛之类，以通婚的方式共荣辱，多行不法，俗称朋党。之前几任太守都没奈何他们。赵广汉才不需要门子的什么“护身符”，他们仗着钱多就敢强行不法，赵广汉也敢仗着权大强行收拾他们。
赵广汉不蛮干，也是有策略地收拾他们。他先收买大族中可收买者，故意将办案的一些细节，通过线人透露出去，使大族之间互相猜疑，“共荣圈”遂告瓦解。赵广汉于是猛出重拳，到任才几个月，就诛杀原、诸两姓大族首恶，郡中震慄，风俗顿改。几年后，提升京兆尹。首都之地，天子脚下，关系复杂，最难办的，而据说赵广汉是汉兴以来担任长安市长最称职的一个。《通鉴》说：“广汉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
赵广汉严治颖川郡，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收买线人。这些人多是旧日官宦子弟出身，年青气盛，好表现，就难免捕风抓影，见风生事，也难免得罪人。而赵广汉最终之败，也败在用人不当上。有个手下在长安开了一片店，私下酿酒卖。这事让丞相魏相知道了，派人查封了店面。赵广汉报复，查出据说是一个叫荣畜的人搞鬼，罗织罪名杀之。魏相与赵广汉自此较上劲。魏相开始着手调查此事，而赵广汉也私下里收集魏相杀婢的证据。本想以此要协魏相，不想魏相不吃这一套，“按之愈急”。赵广汉的猛劲上来了，竟然派人冲进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
结果是，丞相无杀婢一事，倒是赵广汉有杀人。长安百姓听说赵广汉被下狱，数万人集体上访，哭的哭，喊的喊，愿以身代之，留赵广汉继续为人民服务。宣帝没听进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汉书》说是地节三年，即公元前67年，赵广汉腰斩于市。长安百姓作歌思之。
如果说赵广汉滥杀无辜得抵命的话，则盖宽饶完全不是死罪，宣帝逼杀他实在没道理。
盖宽饶，字次公，魏郡（河北临漳西南）人。为人正直，换句话说，就是一根筋，胆子跟赵广汉一样大。时为司隶校尉，赋有监察百官的职权，于是劾举朝中权贵无所回避，脸黑得很，公卿贵戚见了他都怕（不敢犯禁）。而盖宽饶的胆子大过了头，竟监察起皇帝。他见宣帝尊用刑法，信用宦官，于是上书，指责宣帝竟以刑余之人为周公、召公，掌枢密，以法律条文为《诗》《书》。又引《易传》里的话，说五帝官天下，三代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言外之意，不当过分任用刑法，不当委宦官以大权。
其实宣帝为政，带有双重性。说他中兴，确也是大功。而后来的宦官干政，宣帝又是挑头者，功过集在一起。宣帝要听盖宽饶的话就好了，或能避免往后的宦官波澜。可是宣帝认为盖宽饶是在诽谤，下诏逮捕他，逼得盖宽饶自杀。
赵广汉治颖川，鼓励告密，遗患是民风狡邪，民多怨仇。韩延寿韩长公，继为颖川太守，矫之以礼让，教百姓修睦释怨，教他们婚丧嫁娶的礼仪。民用其教。几年后迁为东郡太守，也是这一套思路。于是令行禁止，郡内治安良好，犯罪率之低，为天下最。神爵二年（前60），代萧望之为左冯翊（官名，相当于郡守。亦为行政区名，为汉代三辅之一）。而韩延寿竟死在萧望之的忌贤妒能上——韩延寿代表鲠介的士大夫集团。
要我看来，萧望之打击韩延寿的理由，其实不是什么天大的事。身为御史大夫的萧望之派人去挖韩延寿的老底，得知他在东郡时，擅自发放官钱一千余万，于是派人去调查。韩延寿在这事上处理不当，发放官钱，又没有放入自己的口袋，无非赈灾或是公益，还怕说不清楚？而韩延寿却也以其人之道还致其人之身，去收集萧望之在左冯翊时的劣政，据说也放散百余万官钱。结果一核对，萧望之卒无事实。而萧望之已动了杀机，必欲置韩延寿于死地，继续挖出韩延寿动用公款三百多万装配“防弹专车”（治饰车甲）。韩延寿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数千人送行，攀住韩延寿的囚车车轮不放，争相进奉酒肉，无不痛哭流涕者。
第四个人是杨恽，司马迁的外甥，丞相杨敞之子。杨敞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儿子杨恽却一反来个桀骜不驯，最后也死在这脾性上。杨恽有文才，对外祖父司马迁很崇拜，《史记》一书的面世，正得杨恽之力。《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亦有吏才，任中郞将时，大力革除污腐之弊，由是擢升光禄勋。
杨恽以告发霍氏谋反一事起家，封平通侯。由此尝到甜头，在取得宣帝的信任后，依然习惯性的好发人隐私。由是结怨朝臣，其中与一个叫戴长乐的人，关系尤为交恶。当时有人告发戴长乐，他以为是杨恽干的，也上书告发杨恽。宣帝将两人通通免职。
杨恽少年得志，突遭此挫折，很是不平，转而去做生意，广置产业，以财自娱。老朋友孙会宗写信告诫他，大臣被皇帝废退，正确的自存之道当是，全家惶慌，显出可怜之相，不当这样张扬的置产业，交通宾客。杨恽很傲慢地复信说，人生当及时行乐，我不认为荒淫无度是不可以的。杨恽喜欢检举别人，同样也有人喜欢检举他。宣帝看到《报孙宗会书》，很是厌恶，以大逆不道罪腰斩，妻子徙边。连累孙宗会也被免职。
以上四者，确也是能人。赵广汉是法家，盖宽饶、韩延寿儒家的样子，而杨恽公子哥，也就言行不谨，没什么滔天罪过，却都不得好结果。司马光说：“《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什么是“议贤、议能”？就是说，对有奇才异能的人，进行特别的审议，以减免其刑罚。赵广汉、韩延寿可谓能，盖宽饶、杨恽可谓贤，宣帝对这样的贤能之臣，应该有所假借，何况罪不至死。杨雄认为韩延寿反击萧望之，是自取其咎。司马光不这样看，使韩延寿冒犯上级，正是萧望之逼迫的结果。宣帝于此失察之甚，也寡情之甚。
司马光是论援引《周官·司寇》之“议贤、议能”，亦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皇帝，搞“一言堂”也不行。
附：臣光曰32：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愬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通鉴》卷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