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激起了举国一致的强烈反对，各种政治力量在反袁复辟这一点上逐渐达成共识，聚集起来，矛头都指向了袁世凯。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并于1914年7月8日组建中华革命党，秘密组织反袁武装斗争。在袁世凯开始复辟活动后，中华革命党人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在江苏、山东、湖北、湖南、安徽、奉天、江西、福建、甘肃、陕西、四川、广东等诸多省份，联络当地驻军起义，组织暴动或进行暗杀等活动。比较著名的有：1915年11月10日刺杀袁世凯的亲信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发动肇和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并向电话局和警察署进攻；1916年1月6日朱执信等领导广东惠州起义；1916年5月居正率部攻袭济南，占领潍县等10余县。中华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除在山东占领了一些县外，都失败了。中华革命党虽然反袁坚决，但由于方针不对头，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而依靠军事冒险活动，使其没有成为反袁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日本的一些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李根源、熊克武、钮永建、邹鲁、程潜等人组织一个“欧事研究会”。袁世凯称帝后，该团体的注意力转向国内西南地区，与进步党和地方势力联合反袁。其中李烈钧、方声涛、程潜、熊克武等人加入到云南讨袁行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本来积极拥护袁世凯，是袁世凯的帮闲党。直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公开化后，才改弦更张，开始反袁。连一贯反对使用暴力的梁启超也开始反省和觉悟起来。梁启超与学生蔡锷秘密商议策动云贵起反袁计划，并决定两人一文一武开始行动。由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文章，进行舆论宣传；蔡锷则想办法离京回滇，策动武力讨袁。1915年8月31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不赞成实行帝制，公开与袁世凯唱反调，震动全国。梁启超在天津的寓所成了策划讨袁的秘密机关。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是云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云南光复后他被推举为都督。“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到北京，给个闲差，并派人暗中监视起来。11月，蔡锷巧妙地摆脱袁世凯特务的监视，取道日本、香港、越南，回到云南。
“二次革命”失败后，东南各省为袁世凯的势力所控制，但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袁世凯没能全面控制。特别是在滇军中保留下来一批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中下级军官。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滇军军官如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黄毓成、董鸿勋等的强烈不满，他们召开秘密会议，暗中商讨反袁计划。开始犹豫徘徊的云南将军唐继尧在梁启超、蔡锷、李烈钧和广大中下级军官的鼓动下，反对帝制态度逐渐明确。一个武装反袁的中心正在形成。
袁世凯复辟帝制，还使北洋军阀内部发生裂痕。因为袁世凯当上皇帝，就使北洋军阀的其他头面人物失去了登上权力巅峰的可能，他们不仅要向袁世凯称臣，还要向其子称臣。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为袁世凯称帝卖力，而是冷眼旁观，离袁自保，袁的老友、国务卿徐世昌告老“退休”离京；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隐居西山，看袁的好戏如何收场，随时准备出来收拾残局；江苏将军冯国璋坐镇南京，以“害病”为由拒不接受袁要他出任参谋总长之职，而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北洋军阀头面人物的严重分歧，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