粲然的阳光和湿润的土地
将一种异域而来的植物
孕育为经济大树
我们享受着树上的果实
同时也在耕耘创造着另一类文化
也正是这类文化的兴起和传播
承载了“云烟之乡”名闻遐迩
论及玉溪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烟”了。由于烟，玉溪闻名全省、闻名全国，闻名全世界。烟草的发展，使玉溪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以烤烟和卷烟支柱产业的兴起，在几十年内将玉溪的经济地位提升到全省前列，成为云南对国家贡献最大、向现代化目标进军速度最快的地方。甚至在玉溪的“十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巩固发展亚洲最大的卷烟及其产业基地，建设……继昆明之后又一个高等教育和科研基地。通往东南亚国际通道的重要枢纽，中心城区基本建成园林城市”。要实现这个目标，当然要发展烟草产业，壮大经济实力。否则离开了烟经济的支撑，事情办起来也许就不那么顺手了。比如投资五六亿元兴建的全国第一条地方铁路，投资十余亿元兴建的号称“西南第一路”的昆玉高速公路，以及中心城区庞大的巨额投资，以市区为中心辐射各县的高速公路，人民群众的小康生活、精神文明建设等等，无一不借助了烟草创造的利税给予的支撑。玉溪因此有了大作为，创造了云南高原的奇迹，中国的奇迹。玉溪的知名度，伴随着烟草发展的步伐，在海内外弘扬。许多玉溪人到了外省，说来自玉溪，人家对玉溪似乎还有些陌生，但一说到“红塔山”这个国优品牌的卷烟，就完全明白了。这就是玉溪烟草的文化影响。这种以商品为媒介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渠道的影响。如果有人问：亚洲的烟草中心在哪里？我们可以回答：在中国！中国的烟草中心在哪里？我们回答：在云南！云南的烟草中心在哪里？我们回答：在玉溪！这个事实不容置疑，我们先看看玉溪的烤烟，2000年的种植面积达到55亩，烤烟产量达到156万担；再看看卷烟产业，红塔集团的玉溪卷烟厂生产200多万箱，实现利税200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利税大户。如此辉煌自然使玉溪经济如日中天，产生了大步跨越的效应。这是高原水乡玉溪孕育了红塔山，是红塔山促进了玉溪的现代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来讲，把玉溪定位为“云烟之乡”，应是对玉溪经济状况的最好总结和概括。《云南经济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两首诗，一首名为《红塔山》，诗云：“誉满神州红塔山，玉溪烟香放彩霞。优质名牌获金奖，宾客青睐信卓佳。”另一首名为《阿诗玛》，诗云：“阿诗玛烟特色浓，滇海出水金芙蓉。清香四溢芳名扬，天下何处不相逢。”这虽是烟客对香烟的赞誉，但也道出对“云烟之乡”玉溪的敬慕。对卷烟产品有如此雅兴赋诗溢美的，恐怕很少见。不过，这又属于烟草文化的范畴了，还是后面再作理论吧！
烟草本是一种植物，起源于拉丁美洲。《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诠释的：“［烟草］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花冠漏斗形，筒部粉红色或白色，裂开红色，结蒴果，卵圆形。叶子是制造烟丝、雪茄等的主要原料。”
那么，拉丁美洲人是如何发现这种植物并吸食的呢？据说在原始社会前期，拉丁美洲人以采集树果和狩猎为生，某日因雷电交加，引发了一场山林大火，烧毁了植被。但有一种植物被燃烧时，却散发出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拉丁美洲人一嗅到这种清香就来了精神。如此提神醒脑的感觉使一名拉丁美洲人忘之不得。于是，这名拉丁美洲人找到了这种散发清香的植物，开始吸食，并流传开来。“古代美洲人吸烟不是一件日常小事，而是部落进行宗教活动的大事。”这是摩尔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写下的文字，说明吸烟是一件神秘的事，充满着宗教色彩，是不可随意而吸的。时间转眼到了15世纪，把冒险当作事业来做的哥伦布漂过浩瀚无边的海洋，一脚踏上美洲大陆。他看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土著印第安人口中都叼着一根管子，另一端装着烟叶，他们慢慢吸着，随着时明时暗的火光闪动，烟被吸进口中，然后又慢慢吐出来。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哥伦布不得其解。但出于好奇，他的水手们便学着印第安人的样子，开始尝试吸食这种烟叶。结果，他们上瘾了，于是带上这种植物，游历世界。在16世纪60年代，法国驻古巴大使尼古特从古巴政府献给法国女王的贡品中得到了烟的种子，这名善于耕耘的大使在庭院里开垦了一块地，试种烤烟，并获得了成功。不巧，此时他头痛难忍，万般无奈之下就学着当地人那样吸食烟叶，头痛病竟奇迹般地好了。这种意外发现使得大使先生十分高兴，没想到这植物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后来有趣的是法国太后也患上了头痛病，备受煎熬，医技高超的宫中大夫一个个束手无策。尼古特得知后，马上将烟叶献上，并说出其功效。太后听后大喜，就按尼古特说的方法，将烟叶吸食了。果然，随着那一缕一缕青烟的消散，头也居然不痛了。女王见太后的病好了，就给尼古特加封晋爵。这种植物由此声名鹊起，被称为“太后草”，得以广为流传。为纪念尼古特，人们将烟草命名为“尼古丁”。但是有趣的是在许多年之后，“尼古丁”的名称有了变异，不指烟草了，而是指香烟中的烟碱了。烟碱这种成分，低了香烟不够味，高了还会引起心脏病。由于烟草有利可图，列强开始掠夺。这种植物就由南美洲传到北美洲，然后跨海过洋，被大不列颠、法兰西、荷兰、俄国乃至整个欧罗巴笑纳，最后才转程到了亚细亚。烟草，以其独特的功效，吸引了人类。
据记载，烟草传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且是通过几条路线传入的。明朝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也许是最早记载烟草传入中国的书了。书中是这样说的：“烟草自古以来未听说过，万历年间始闻。开始在福建两广一带，相继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均有种植。”福建及两广气候湿热，适宜这种植物生长。因而在明万历三年间，列强以菲律宾作为种植烟草的基地，开始登陆中国。当然，台湾有着亚热带—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是首选目标。烟草从菲律宾登陆台湾后，再往沿海渗透。福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西北有山脉隆起，阻挡北来寒潮；东南又有海风调节，气候温暖湿润。广东气候和福建相同，高温多雨。可以说，这是烟草传入中国的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在明朝天启年间，烟草由南洋登陆广东，但也有的记载说是从越南进入。但不管怎么说，怎么记载，烟草于明代进入中国，应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北方也对烟草敞开了怀抱，笑迎接纳。在明万历—天启年间，烟草由日本进入朝鲜，再跨过鸭绿江，到了辽东半岛，这算是第三条路线吧。此时，明朝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巩固自己的政权，正动用国库银两，招募万千苦役，修建长城，但对于关外发生的事情却不甚明了。其实，满族统治者这时已经在沈阳建都，形成与明朝相对的格局。清太宗眼瞅着烟草在辽东的土地上蓬勃地生长起来，且成为商品交易，十分恼火，下旨禁止种植烟草和贩卖烟草。但是，因为烟草有丰厚的利润，还是禁而不止，虽然阳光下的交易消除了，但暗地里的买卖却很活跃。投机商们为了获利，绞尽脑汁，使出各种招数，以掩官方耳目，或者将烟叶藏于茶叶和大米中，或者将烟叶用油布捆扎好放入酱缸里，顺利通过关卡，运入辽东，满足日益增多的烟客吸食的需要。明朝统治的南方却不同，很少吸食烟草的南方人种植了大量的烟草，并形成规模，还摸索出了一套种植经验，黄花烟、红花烟到处皆是。南方，就成了北方烟客的供给地了。第四条线路，是由陆上入境的。公元1750年，清王朝统治者从山海关入驻中原，坐了天下。此时，一条新的烟草之路又被开辟出来了。尽管那时候中国十分封闭，但是俄国人却找到了缝隙，穿过草原和沙漠，在新疆的伊犁种植起烟草，并将产品偷运到中原贩卖。如此四通八达的烟草之路，为烟草发展提供了许多方便，也使中国的烟民数量急剧上升。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瑞查德·皮托教授到中国访问，曾经说出一组可怕的数字，让中国人震惊。他是这样说的：目前中国男性平均每人每天吸烟数量已达到1945年英国的水平，而中国人口是英国的20倍。根据英国发生的事实，可以这样讲，进入2050年，中国每年将有200万人死于吸烟。就是说，如今20岁以下的年轻人将有500万人死于吸烟引起的癌症、心脏病以及其他疾病。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烟草从被人类吸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了。因此，才有了戒烟运动，但每次戒烟运动又都提高了烟草的品质，比如第一次戒烟运动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掀起之后，使烟草业向单一吸食卷烟发展；第二次戒烟运动，又导致了过滤嘴香烟的诞生；第三次戒烟运动，目标是降低有害物质，生产安全有效香烟。而每次戒烟运动，都使卷烟工艺更加先进，使卷烟产品更加精致，卷烟工业更加发达。比如每年的戒烟日，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吸烟的危害性，教育吸食烟草者爱惜身体，不要吸烟云云；也不准许卷烟产品做广告，说吸烟的好处，诱使吸烟者增多；在卷烟包装上，还要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尽管如此，吸烟队伍仍然在不断壮大，卷烟产品在高科技手段的作用下更加精美，生产水平在不断上规模、上档次。应该说，一边是由吸烟带来的危害令人担忧，一边却是丰厚的利润刺激着经济的发展，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或者说是悖论。或许正是这样矛盾的结果，使卷烟产业仍然生机盎然，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永不凋谢的玫瑰，常开不败。
关于中国人抽烟的历史，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烟赋》的散文。他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抽烟，大概始于明朝，是从外国传入的。……吸烟成风，盖在清代。现存的几种烟草谱，都是清人的著作。……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雅（鸦片）不是烟草所制，潮州烟其实也是旱烟之一种，中国人以前抽的烟只有旱烟、水烟两大类。旱烟，南方多切成丝，北方则是揉碎了，摁在烟锅里抽的。”汪老还说：“旱烟袋，讲究白铜锅、乌木杆、翡翠嘴。烟袋有极长的。南方老太太用的烟袋，花银嘴五寸，乌木杆长至八尺，抽烟时得由人点火，自己是够不着的。有极短的，可以插在靴掖里，称为‘京八寸’……抽水烟是最卫生的，烟从水里滤过，有害物质减少了。但抽水烟很麻烦，每天涮水烟袋就很费事……”瞧瞧，汪老本是烟客，为烟作文，不仅对中国人吸烟的历史了如指掌，而且还用平实、优美、简洁的文字渲染和再现了烟文化。这篇《烟赋》，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精彩的烟文章了。
烟草业进入云南，并形成较高的工业化程度，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1840年，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使大清帝国俯首称臣。中国封闭的国门由此遭到了外来势力的攻击，被彻彻底底打开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在转眼之间，遭受了极大冲击。中国，如同不设防的国度，任列强随心所欲肆掠。到了1881年，英国人发明了卷烟机，加速了卷烟商品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国家因为有先进的工业基础，发展卷烟工业也雄心勃勃。由于卷烟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卷烟产品有利可图，列强不仅瓜分中国领土，而且还争霸中国市场。有一份资料反映，每年仅云南购买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香烟金额就高达几十万两白银。在当时还十分贫困、人口又相对稀少的云南，这个数字是让云南工商界很吃惊的了。昆明的店铺里，随处可见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红公牌”、“灯牌”、“刀牌”等品牌的香烟。这些香烟包装精美，质量上乘，吸引了不少云南烟客。
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眼看着烟草业的钱被外国人赚走，很痛心，就开始发展云南的烟草经济。这期间，植物学家蔡希陶翻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云南，开始他自己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蔡希陶面对着如此恶劣的环境，义无反顾地创建植物家园，尽管以后经历抗日战争等炮火硝烟，食品短缺，他仍能带领助手们自力更生种粮食和蔬菜，维持生计。而此时，云南人耕种的田地里，已经种植了烟草，但由于烟草品种欠佳，烟叶的质量不能保证，收益并不理想。蔡希陶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改良烟草品种，以此创收，因此增加了研究经费。他在美国弗吉尼亚的同学为他寄来了“大金元”的烟草种子。他严格按要求种下了，“大金元”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发芽、成长。烟草成长的自然条件是苛刻的，海拔要在1400米至2500米之间，日照率达到35％至40％，5月至9月的平均温度为摄氏20度以上。当然，这种自然条件，具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高原是不难找到的。蔡希陶终于经过努力，收获了品质优良的“大金元”烟叶，使云南烟叶生产上了档次，为烟草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期间，一名叫蔡荣九的民族资本家变卖家产，创立了“荣兴烟草公司”。这也许是云南历史上第一家烟草公司，它的成立，是在向洋烟叫板，也使列强垄断烟草市场的格局被打破。但是，荣兴烟草公司作为一颗流星，只在高原的夜空闪亮了一下，就失去光泽了。因为没有先进的机器和工艺，没有优质充足的原料，如此仅凭勇气是不够的。然而，云南人进入烟草市场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16年，一个名叫王世西的大理人，又创办了“中国苍洱仁智烟草公司”，遗憾的是他的结局与蔡荣九完全相同。1916年至1919年之间，昆明的资本家相继开办了“又盛隆”烟厂，“福盛源”烟厂，“德昌福”烟厂，但都是昙花一现。1922年，曾经留学日本，受过资本主义良好教育，而又当了昆明水利局局长的庾晋候先生，将全部家产抵押于富滇银行，贷款十余万元，从上海购进卷烟设备，创建了一个改良的卷烟厂，同时从上海、宁波等工业城市聘请了卷烟技师。
这个烟厂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亚细亚烟厂”。云南的烟叶质量普遍较差，亚细亚烟厂的原料大都从河南许昌、山东青州等地采办而来，有的也从上海的商行中买来。这个烟厂每天的产量为8箱，出产“重九”、“合群”、“射田”、“如意”、“公园”、“金堂”、“大观”等10余个品牌。而此时，来自英美的香烟充斥着云南市场，尤其是1925年后，英美资本家经营的“颐中烟草公司”凭着雄厚的资本和优惠的条件，抢占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亚细亚烟厂因此不仅要对付外来的竞争，还要应付本地官僚来找麻烦。1928年，云南地方政权的财政厅因欠教员经费过多，使中小学教员生活难以维持，人心不稳。省府因此对烟草产业政策更弦易辙，不仅将烟税纳入教育经费项目，还取消了“亚细亚烟草公司”的全部产品免税待遇，致使产品无利可图，贷款又无力偿还。“亚细亚烟草公司”因此在昆明苦苦支撑了7年，终于也耗尽了元气。云南民族资本家在烟草市场的屡屡失利，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太贫穷、太落后，政府太软弱，无力与列强抗争。在这样的环境里，云南烟草要有所作为，获得市场份额，是不可能的。难怪汪曾祺先生在《烟赋》中这么描述：“我到昆明后抽过很多种杂牌的烟。有一种烟叫仙岛牌，不记得是什么地方产的了，烟味极好，是英国烤烟型，价钱也不贵。后来就再不见了，可能是日本兵占领了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没有来源了。有一种烟叫白姑娘，硬盒扁枝，烟味很冲。有一种湖南来的烟，抽起来有牙粉味。最便宜的烟是鹦鹉牌，十支装，呛得不得了，不知是什么树叶或草做的，肯定不是烟叶！从陈纳德的飞虎队及美国空军到昆明后，昆明市面上到处是美国烟，多是从美国军用物资仓库中流出来的……一时抽美国烟的人很多，因为并不太贵。”读这段亲历者的文字，我们就明白中国烟草业、云南烟草业与美国烟草的差距了。用如今市场经济的话来说，市场是检验商品的试金石，本土烟物不美价不廉，消费者自是不接受了。
云南烟草业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本省的农业专家和实业家联手，经过广泛论证和研究，认为云南的土壤及气候一定能播种出好烟叶，倡导引种“大金元”。1940年成立了“改善烟草推广处”，第二年成立了“烟草改进所”。一个曾经在法国留学，名叫徐天骝的农艺师负责推广“大金元”的工作，并且很快在安宁及蒙自一带办起试验场，开始试种。这项工作还得到了驻扎于昆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他协助云南省政府用飞机把“大金元”种子从印度空运过来。云南高原，紫外线强烈，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经太阳一晒，面部要脱一层皮。而正是强烈的紫外线炙照烟叶时，产生了光合作用，使烟叶中的糖、碱、氮等物质加速沉淀积累，提升了烟叶的品质。且从土壤上来说，云南的土壤多为红壤，呈酸性，PH值为5.5至6.5，适宜于“大金元”生长。从各地挑选出来的千余名庄稼好手经过徐天骝等人的严格培训，成了拥有种植烟草技术的能手。他们试种的“大金元”成功了，长势良好，烟叶质地也达到了标准。“大金元”开花结果，长出饱满的种子。云南人自此培育出了“大金元”种子，并深得烟农厚爱。昆明、江川等地的烟农挑着一担担大米到徐天骝的“烟草改进所”兑换种子。而后，玉溪、江川等地开始试种，并取得成功，此后开始大面积栽种。到1948年，“烟草改进所”的实验基地，收获烟叶48万担。蔡希陶作为最初引入“大金元”的先行者，在看到徐天骝大面积试种成功后，这样说：“美国人盗走了我们的杜鹃花，而我们引进了他们的‘大金元’。”如果前一段卷烟工业的历史使人沮丧，那么这一段烤烟栽培的历史就让人振奋了。有了上好的烟草原料作保证，生产卷烟的厂家又重振雄风，出了“重九”和“七七”品牌的卷烟。“重九”算是高档烟，长盛不衰，至今仍有市场。只是“七七”烟后来被淘汰了。这个时期的两家卷烟生产工厂，每年有1480箱的生产规模，年复烤量达到3万磅。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在云南工业发展缓慢的时代，已经很让云南人骄傲了。
云南的制烟业得到很快发展，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时期，云南烟声誉很好，得到全国的公认。而卷烟生产厂家，1950年初达到67家，其中机制卷烟国营1家，私营22家，集中于昆明市郊的手工卷烟厂20家，其余24家分布于玉溪、建水、蒙自、开远、下关等地。整个制烟业有工人2000余名。机制卷烟业拥有卷烟机82台，大小切丝机34台，月产卷烟达到4600余箱，月用烟叶1175565公斤，生产“云烟”、“重九”等200余种不同牌号的香烟。谁知，这种小规模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无序的自由竞争和盲目生产，导致产大于销。产、供、销这条龙舞不起来，企业资金无法周转，许多卷烟厂家又陷入窘境。最后，能维持运转的厂家仅剩下16家。随着时代的要求，云南卷烟业进行了调整，并呈现出生机。尤其是近20年来，云南烟草业如日中天，不仅为国家创造巨额税收，也给云南地方财政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同时也为各族群众奔小康奠定了基础。因此，有人戏称云南经济为“烟经济”。而正是这种“烟经济”的支撑，使云南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富甲一方的典型。如果没有“烟经济”，我们还真不敢想象属于边地的云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玉溪种植烟草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明代万历年间，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了。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玉溪已有晾晒烟上市交易，民间种植烟草、吸食旱烟人居多；光绪年间，通海县的烟农还制作了一种用麻绳木榨刨推烟丝的工具，制作烟丝出售。民国时期，发展速度加快。1914年2月，云南都督唐继尧责成云南实来公司在通海县及新兴（今红塔区）试种美国烤烟“大金元”；1919年，玉溪、江川、通海、澄江、华宁等县晾晒烟种植面积增加，烟叶产量不断上升，烟丝除满足本地烟客吸食外，还人挑马驮，销往昆明及周边地区，并得到外地烟客的认可。地处哀牢山腹地的新平县，因茶马古道由此通过，每年的过境烟丝高达100余万千克。茶马古道是由云南内地通往缅甸等国的马帮通道，那时十分热闹，来来往往的马帮运输着烟草、食盐等物品，翻山越岭千余公里，进行贸易交易。我们如今想一想那时玉溪的经济结构和状况，玉溪物产要真正成为一宗商品，并且能够到外地进行贸易，恐怕只有烟丝了。玉溪的烟丝制作，也是外来的工艺，是人工用推刨工具推出来的，极细。据说这项技术原出于甘肃的兰州和福建的福州，东南和西北，两地相距很遥远，制法却是相似。而这些地方的烟丝，是为了吸食旱烟用。这项技术传入玉溪，也许只有百余年历史。玉溪制作的烟丝，为了达到精细、柔软、金黄、味醇的要求，在制作过程中要往烟叶上喷洒少许菜油，滋润烟叶。如此制作起来烟叶才不发脆，烟丝才不会断裂。这种烟丝是吸食水烟用的。云南地处高原，风干物燥，吸水烟不容易上火，自是很明智的选择。玉溪也不例外，一根竹制的水烟筒，是有碗口那么粗，里面装上清水，烟丝点燃了一吸，被水过滤了，减少了有害物质对人的危害。因此，那烟筒中之水，吸了烟之后倒出来瞧，已经被污染得变成了黄绿色，还散发着一阵刺鼻的怪味。水中的有害物质，不知有多少了。这种吸烟法的发现和发明，的确是对云南烟客的一种贡献，对玉溪烟客的一种贡献。以至这种方法在如今用高科技制作出来的精美卷烟成为消费主流和时尚的时候，在玉溪的乡村仍然十分流行，即使在一些机关的办公室里，也堂而皇之地摆着水烟筒和金黄的烟丝，一是为了让干部中的烟客吸食用，一是为了款待前来办事的烟客。
当然，这是后话。玉溪烟草业的发展到了1931年，发生了转折，引进了美国的“大金元”进行试种。这一做法是经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批准，以政府训令的形式通令全省，在34个县试种的。玉溪也在其中。由种植烟草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对于统治云南，并支撑着一支庞大的地方军开销的云南王龙云来说，实在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得不实行和下达种植计划。而在这一时期，由于美烟试种的成功，云南的确得到了好处，玉溪也受了益。至少，这给只会传统地种植晾晒烟的玉溪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思想受到了震撼。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由此产生矛盾，并在矛盾中相互渗透和发展。经过十余年的较量之后，美烟以其独特的优势被云南人接纳，被玉溪人接纳，而本地的晾晒烟却逐步被冷落，失去了市场和烟客。这对矛盾就变得向有利于美烟生产的方向发展。云南开始大张旗鼓推广美烟。云南烟草改进所增设分支机构，将触角伸到玉溪，设立了玉溪分所，以开展更为有效的推广工作。这个分所是玉溪烟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专门和权威机构，职工总数为43人，其中技术员有25人。我们曾经看到一张云南烟草改进所玉溪分所的全家福。这幅照片已经很陈旧，是拍摄于1945年9月6日的。照片上部从右到左写着一行字，内容为“云南烟草改进所玉溪分所庆祝抗战胜利全体职员摄影纪念”。以照片上判断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四十岁上下，有的在三十岁左右。他们大部分身着整洁的中山装，有两人着西装，两人着长衫，都显得十分英俊干练，一副饱学之士模样。我们虽然不熟知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但我们从心底里敬重他们，因为他们为玉溪烟草业的发展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也正是这些前辈的艰苦劳作，玉溪当年烤烟生产的种植面积迅速飙升到近8000亩，收购烟叶达到20多万千克。这个数字使云南烟草界人士深受鼓舞，看到了设立分支机构为发展烟草业带来的希望，又于次年在澄江等地设立分所，种植烤烟6000余亩，收购烟叶近50万千克。值得一提的是，玉溪的烟农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美烟种植技术，成为行家里手，还纷纷到外地帮助农户种烤烟。一个叫田占顺的烟农，带上“大金元”烟种，到楚雄州双柏县帮一农户种植烤烟，成为这个县烤烟种植的“开山鼻祖”。还有一个叫张文成的烟农，用自己生产的“大金元”种子在牟定县种植了17亩烤烟，开创了这个县烤烟种植的先河。如此小的种植规模，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作为玉溪人，毫不保留地将学到的技术带到外地，并使之服务于当地群众，本身就是对云南烟草发展的一种贡献了，我们还苛求什么呢？至于在玉溪大面积地推广种植烟草，则是在1947年。当时为烟草业发展的需要，云南烟草改进所机构作了改革，将分所制改为分区制，以更有利于烤烟种植技术的推广。玉溪分所更名为玉溪推广区，包括了玉溪、江川、峨山、澄江、晋宁五县，第二年又新增通海、河西、曲溪等县。玉溪推广区由此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推广区内配合烟农生产，使滇中形成以种植烤烟为主的经济格局。当年，种植的近6万亩烤烟喜获丰收，总产量约150万千克，成为玉溪有史以来烤烟产量最高的一年。应当说，在这一时期内，玉溪的烟草业取得了成功，为今后成为经济支柱产业奠定了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玉溪此时仅仅是一个原料生产基地而已，还没有建设与之相配套的卷烟工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展示玉溪辉煌。也许，这是那时的遗憾。当然，像玉溪这样自古以来工业基础始终轻薄的地方，没有机器设备，没有科学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有远见的实业家凭着雄厚的资本积累和人才储备去力挽狂澜，因此要苛求有很大的作为，也未免脱离环境离开实际，是在用今人的观念去看待以前的事物了。故而，也有违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了。
玉溪烤烟真正名满天下，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了。而下达指令性计划，有指标成规模地种植，始自1951年。那时云南省政府安排给玉溪的烤烟种植计划量大得吓人，为6.2万亩。这大约是在农作物种植中，除粮食之外，名列第二的了。这一年，相关政策也出台了，确定了粮烟收购的批价。玉溪烤烟生产步入有序轨道，并连年丰收。作为玉溪人，不应该忘记1953年。这一年实在有些特别，它使玉溪这样一个地处边疆的小地方，一下子在中原大放异彩。这一年，国务院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第一次烤烟会议，并评析鉴定烟叶质量档次。玉溪选送江川烟叶参加评比，总分居然高达108分，中了“状元”，不仅为玉溪争了光，也为云南烟叶赢得了荣誉。为什么得了108分呢？据说云南路途遥远，上郑州可不是容易的事，评委们见日期已到，以为参评单位的烟叶都送齐了，就进行评奖，将河南许昌烟叶打了100分，评为第一名。可是等江川烟叶送达，评委们一看愣住了，这江川烟叶要比许昌烟叶好得多，就打了108分，评为第一名。玉溪，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云烟之乡”了。如此优质的烟叶，自然受到实力雄厚的卷烟企业的青睐，诸如“大中华”、“熊猫”等外省市生产的高档卷烟，都用云南烟叶作主要配方原料，以提高卷烟品位。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同样是在江川县左卫乡，烟农陆凤皋却研究起了烤烟技术，将原烤房三面散热的爬地龙式内炉，改为了四面散热的垫高花脚龙式内炉，用煤烤替代了以柴为燃料。如此改造烤房内炉，使散热更加均衡，有利于提高烟叶质量。以煤作燃料，不仅能够扼制愈演愈烈的乱砍滥伐之风，有效保护生态平衡，而且还能够升高内炉温度。这种垫高花脚龙式内炉的出炉和推广，的确使玉溪受了益。与此同时，各种试验已在展开，比如专门成立了煤气烤烟试验小组，首次利用煤气烘烤烟叶。比如引进辽宁省利用电能通过电阻丝转化为热能的烘烤技术，进行电热烘烤技术试验。尽管这些试验脱离实际，没有取得成功，但作为一种技术革新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也就在这一时期，玉溪卷烟工业终于发展起来，1956年5月前后，投资了近300万元，在红塔山兴建了玉溪烟叶复烤厂。1958年，云南省政府看到了玉溪烟草业发展的潜力，英明决策，又投资180万元，兴建玉溪卷烟厂。这个厂建成后，于1959年5月4日投产，当年就试生产出“人民公社好”、“丰收”等品牌的卷烟407箱。紧接着，又推出“红塔山”、“红光”等品牌的香烟。这些品牌的机制卷烟虽然在质量上还有不少问题，但毕竟是玉溪卷烟工业起步的产物，可喜可贺。也因为这只“丑小鸭”的面世，卷烟工业腾飞的曙光开始照彻玉溪的土地。这个时刻，使玉溪烟农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喜悦之中。只生产烟叶的“云烟之乡”，响起了隆隆的机器声。坐落于红塔山下的玉溪卷烟厂，溢出了浓浓的烟香，陶醉了这块土地。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生了很多事，影响了经济发展进程。玉溪的烟草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不似50年代那么快速前行了。当然，在这个阶段中，有的年份似乎还比较正常，而有的年份走了下坡路。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在玉溪烤烟连年减收之后，惊动了国务院。国务院就于1963年8月，向云南省的重点产烟县江川、玉溪、通海派出工作组，协助当地搞好烤烟生产及收购，并对烤烟品质下降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国务院如此重视这几个县的烤烟生产，说明玉溪烤烟生产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这期间，玉溪的烤烟专家们显得异常活跃，频频到外地传经授艺，先是国家农业部选派烤烟专家组到欧洲的阿尔巴尼亚指导种植烤烟，玉溪农科所的副所长姜应发作为专家组组长，率组前往。异国传艺，这是玉溪的骄傲，玉溪的光荣。再是为支援曲靖、楚雄等地的烤烟生产，玉溪组织百余人的技术人员队伍，分赴各地进行指导。云南省烟草试验站及玉溪农科所等科研部门，积极调查研究玉溪的烤烟生产情况，在全国首次提出了优质适产“中棵烟”的概念。70年代后，科研活动仍然有声有色，玉溪烟草试验站的技术人员，在获得用塑料薄膜拱架培育烤烟苗的技术获得成功后，在各县进行推广。卷烟工业发展也呈现一派喜人景象，玉溪厂家相互支持，配合协作，试制成功了“新中国”牌卷烟机、滤嘴成型机等卷烟设备，以提高生产能力。正是设备的改进，管理也到位，玉溪卷烟厂1977年的卷烟产量增加到26万箱，产值达到14252万元。玉溪烟草业，又生机重现。
到了80年代，中华大地春风劲吹，花红草绿，处处满眼春光。玉溪烟草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发展“两烟”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被当作玉溪经济建设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一时间“以质取胜、求生存、求发展”、“一靠科学、二靠政策”等很实在的观点，出现在各种会议上，并被玉溪人接受。玉溪的主要领导们为提高烟叶质量，主持召开科学种烟经验交流会，听取技术人员和烟农的经验介绍。这种专门为烤烟召开的座谈会，并不多见。政府重视，烟草产业的发展就有了依托。经烟草科研部门在玉溪高仓试种的650亩主料烟，开创了玉溪生产主料烟的先例。这种做法，因能够提高烟叶质量而推广。1986年，玉溪在近9000户烟农中推广种植主料烟10万亩，结果亩产量及上中等烟叶比例都有增加，为卷烟生产提供优质烟叶打下了基础。由于玉溪在烤烟生产上的创举和卓有成效，获得了较高荣誉。1985年，通海县被评为全国烟叶生产先进县；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烤烟生产会议上，玉溪被评为先进地区，通海县连获殊荣。一些科研项目也锦上添花，获得全国及省里的星火奖项。玉溪烤烟，丰收景象惹人喜。
当然，最让人刮目看玉溪的，还是玉溪卷烟厂的崛起带来的巨大效应。十年树木，玉溪卷烟厂这棵擎天之树，终于在经历了风霜雷电的考验之后，成长为滇高原乃至全国卷烟行业中的大树。在卓有成效的创举中，首先是引进先进设备。如果要创先争优，没有先进的设备作为基础，只能是一句空话。玉溪卷烟厂的决策者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将着眼点放在了更新机器设备上，因为原来的机器设备大多是建厂时期的产物，老化落后，生产效率低。这就很难适应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科学先行，企业兴旺。更换机器设备成了当务之急，提上了重要日程。1983年5月，60余万美元的意大利卷烟进口设备的合同，在意大利签字了；10月，又订购了日本专卖公社三条机械制造所的8台卷烟机。1984年1月，首次引进德国豪尼公司过滤嘴棒成型机。1985年5月，同意大利签订9套软包膜机和1套硬壳横包机，成交金额达800万美元；同时与英国莫林斯公司签订8套卷烟机组协议，成交额370万美元；9月，引进德国豪尼公司制丝设备75台。1987年11月，引进德国豪尼公司年产40万箱第一条现代化制丝生产线正式设立。如此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制烟技术，淘汰落后设备，这在全国卷烟企业算是一种大胆而超前的举措。当一些老卷烟企业还为因机器老化，运行不畅，为产品质量发愁的时候，在祖国西南的滇高原，在玉溪著名的红塔山下，玉溪卷烟厂先进的进口自动化设备，已经发出欢快的喧响，将“云烟之乡”生产的优质烟叶，制成了一包包精美的高档卷烟，行销大江南北，占领了广阔的市场。市场经济的竞争，实际就是生产力的竞争。谁抢先拥有了先进的生产力，谁就是最大的赢家，可以在市场中“闲庭信步”，可以在强手如林中“笑傲江湖”。玉溪卷烟企业，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以“打烂坛坛罐罐”式的做法，以超前的意识和胆略，在失败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功，使瞬间纵逝的机会永留红塔山。其次是以提高产品质量为突破口，提高科技含量，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一位伟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在外国人听起来并不新鲜，实际上凡是经济高度发达、国力十分强盛的国家，无一不是充分重视科学技术、运用科学技术的结果。但在中国，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政治游戏，由于长期的无视科学技术，使整个民族的观念变得陈旧单一，变得本土和朴实，甚至对科学技术有了恐惧感。那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不是曾经遭受了诸多的厄运吗？如此一来，本是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技术，倒让中国人生畏了。在这个时候，伟人振臂一呼，举国震动，科学的春天就来了。玉溪的卷烟企业，正是在这个春天里，将科学技术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使卷烟这个产业香飘神州大地，香飘四海。1988年1月，连续8年保持部优产品的“红塔山”牌香烟，经国家质量审定委员会批准，荣获了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10月，混合型“新兴”牌卷烟被评为部优产品；这一年12月是丰收的时刻，也是最令玉溪人难忘的日子，从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传来消息，玉溪卷烟厂生产的13个牌号的卷烟都获了奖，尤其是“红塔山”、“阿诗玛”、“恭贺新禧”等5个牌号的香烟，中了金奖。这使得玉溪人大喜过望。也就是在这一年，一种新开发的，名叫“紫云”的低焦油甲级混合型卷烟，漂洋过海，在日本烟草市场登陆，第二年就出口到了韩国。这使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过去的历史上记录的是洋烟抢占中国市场的经历，而今玉溪的烟草终可抢滩外国烟市，与洋烟展开较量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玉溪卷烟生产突破百万箱大关，达到了107万箱，上缴国家利税达到11亿。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以后的十几年内，玉溪卷烟企业像点燃了的火箭，向着更高目标奋进，昭示中国民族工业将在玉溪的红塔山下铸造举世的辉煌。到了1997年，经过一系列重要的改革，玉溪卷烟企业生产蒸蒸日上，平步青云，实现利税168亿余元。而到了2000年，销售卷烟达到200多万箱，实现利税近200亿元。可以说，奇迹时时都在发生，且成为多种媒体追踪的焦点，国内外领导人和友人首选观光和考察的目标。请注意看看我们摘录的下述文字：198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全国100家最大工业企业及9大行业50家最大企业的评介结果，玉溪卷烟厂名列全国轻工医药行业第一名，最佳经济效益100家企业中的第一位，100家最大企业的第24名；9月19日，新华社公布全国前10名利税大户，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五；10月16日，《人民日报》及《经济日报》公布经济效益居于各个行业首位的企业名单，玉溪卷烟厂经济效益居全国烟草行业之首。1991年6月22日，《工商时报》报道1990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税利额名次，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三。1992年9月19日，《云南日报》公告全省首届著名商标消费者评选活动结果，“红塔山”、“阿诗玛”、“红梅”名列第一、二、三位。2001年，“红塔山”、“玉溪”、“恭贺新禧”、“红梅”、“阿诗玛”5个牌号的卷烟，获得中国名烟称号。“红塔山”则是连续15年成为全国名烟。
我们这样漫话玉溪烟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要陈述“云烟之乡”形成的过程，使我们了解烟草业对玉溪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给玉溪带来的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