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是一种民族文化，即地球东半球上中华民族华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从艺术形式上讲，是一种声腔剧种，是中国戏曲声腔系统中以“秦声”为声腔的剧种。由于它孕育于秦地，所传承的自然是秦文化的风神品格，而成为“西秦文化”的一种载体。秦腔的结构特点，是一种游弋不定的非平衡性的耗散结构，能吸纳各种艺术为自己所用，所以它能够永葆青春，长期发展不衰。
秦腔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蕴含着华夏民族的诸多素质与传统。“自古帝王都”的长安文化，给予它得天独厚的异彩，而不择细流与不让土壤，就自然成就了它汇纳百川的襟怀与独特的风神品格。这种“长安文化”基本上包括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从广义上说，是文化层面的炎黄子孙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狭义上说，则是中国历史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同自身产生的时代相适应，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如果单从意识形态方面去解读和审视，这种长安文化又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予后者以巨大影响和反作用。
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家庭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方式，给悠久、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以极大的制约，使之经历了一种以“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和神农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经历了稳健的发展过程后，逐渐沉积为一种华夏传统文明。这种早熟的古代社会文明，以氏族、种姓和家长制为核心，以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经济基础，借助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又经历了周、秦、汉、唐时期，吸纳了儒、道、释三家的营养，特别是道家的精、气、神，到了汉、唐，就形成了颇具风范的“汉唐雄风”，终于成为中国古代华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自然哲学同人文科学的“浑然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与社会科学、政治、法律、民俗、道德等相结合，成为偏重于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也这样或那样地，几乎不动声色地融合于长安文化。从“秦风”到“秦声”，再到“秦腔”的由表及里的渗透，也总是随着时代的风起云涌而混杂交融，叫人难以具体分辨出这里面哪些是思想，哪些是技艺；哪些应该做整体的思考，哪些应该做“个例”的具体分析。
秦风→秦声→秦腔的风神品格，要从“乐以发和”的思想方面来解读，可以用中国最古老的“乐”辞《秦风》中的两个辞加以概括，就是“驷？车辚”；艺术上的追求，也可以用《秦风？蒹葭》的主题思想表明，这就是“秋水伊人”这句恍惚其辞、难以色相的话。这是西秦人在表达自己尽管困惑却仍然热烈进取的、一往直前的崇尚精神与审美情趣，也是对他们执著追求理想境界与“至人”品格的一种倾诉和赞叹，或者说是一种“自况”。后来，经过韩娥的“曼声哀哭”“曼声长歌”，到汉代司马迁外孙杨恽的“酒后耳热，仰天抚缶”，“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而“歌呼呜呜”，再到罗敷女的巧弹筝以自明。秦声吸纳一切为我所用的艺术形式，演绎多种故事情节，成为“汉唐雄风”的载体。至此，秦风、秦声，几乎可以以“国剧”自居了！
鲁迅在1924年西安讲学后所写的《看镜有感》中说：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又说：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0-301页）
在唐代这个开放的时代里，由于艺术家在世界观上的自觉性迅速提高，各门类文学艺术间的融合也不断趋向自觉，由“乐”而奔泻直下的戏曲艺术也有了新的发展，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和技艺五者水乳交融的结合，就表现得更为自然和自如，秦腔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时“汉唐雄风”和长安文化的载体和承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