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余露是个问题儿童。问题儿童时常惹得坏脾气的母亲不高兴，隔段时间，她就不可避免地挨母亲一顿揍。
母亲常用一把整理床铺的小笤帚收拾她，一端是黑色鬃刷，另一端是两寸余宽的木质手柄，打在身上是结结实实的钝痛。许多父母打孩子只打屁股，屁股肉多，打不坏。余露母亲却不是，逮住哪儿打哪儿。怒气袭来时，她便失去理智，一把扯过女儿，一手举起笤帚，对着余露的手臂、大腿、臀部、腰身、肩背、脖颈、胸脯……乱打一气。隔天看，笤帚打过之处，留下一片片触目惊心的淤青。
余露脾气倔，母亲骂她是茅坑里的石头，臭而硬。臭而硬的余露挨打时，很少哭。“你哭不哭？你是铁打的吗？你哭不哭？”母亲气急败坏，等待女儿哭着求饶。余露抱着头，身体躬成虾米状。每挨一下打，嘴里就闷声发出一声响，却坚决不肯求饶。到了最后，往往是母亲打累了，气喘吁吁停下来。余露仍旧牙关紧咬，干涩的眼眶一滴泪也没有。母女俩的对峙，看似母亲占了上风，实际上，最先败下阵的总是母亲。
每次挨过打，余露都会享受几天特殊待遇。比如忽然多出一件心仪的玩具，有时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有时是一只圆滚滚的皮球；或一串沉甸甸的香蕉，一只香喷喷的鸡腿。夜里，母亲对她的温存也会久一些，睡觉时，掀开她的伤口，轻轻摸一下，问：“疼不疼？”余露摇摇头：“不疼。”母亲疑心余露痛觉有问题，怎么会不疼呢？怎么就不哭呢？她甚至特地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孩子，可能天生皮实吧。从医学角度讲，血红素偏高的人，痛觉较麻木。可是，余露血红素恰恰偏低。母亲半是不解，半是懊恼。这个失去丈夫的寡妇，性情乖张。她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一旦发作，就像换了一个人。
到了后来，当余露想要某件东西而不得时，就会算计着挨母亲一顿揍。她故意做错事，吃饭磨磨蹭蹭，一双筷子在碗里划拉来，划拉去，面条坨成一团还没有吃完。这还不算，喝水的时候，失手打碎一只印花玻璃杯。母亲气得推搡她几下，咬牙切齿咒骂几句，还是没有动手。余露着了急，一脚踢倒墙角的暖水瓶，热水淌了一地，亮晶晶的瓶胆成了碎片。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母亲一顿饱揍，身体习惯性地蜷成一团，身体的疼痛与心理的满足就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温暖而暴虐。它们席卷而来，袭击她，吞没她。她早早就体会到了什么是“痛并快乐”。翌日，渴望已久的一双红皮鞋搁在了她的床前。那一刻，她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挨打算什么？何况挨打的只是身体。身体算什么？身体根本不是自己的。余露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她认为身体不是自己的。她厌恶身体，口腔里的异味、鼻孔钻出的鼻涕、指甲缝里的脏物、眼屎、头皮屑、汗渍……更加不能原谅它的下半身，想想吧，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竟然躲藏在里面，每天都要排泄出一坨。她观察过自己的大便，捏着鼻子，凑近看。越看越觉得糟心，越看越觉得难受。她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丑陋的东西了。人为什么要吃饭呢？不吃饭是不是就不会排泄？她果真身体力行实施起来。不吃饭，只喝水。母亲不知原因，以为她病了，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厌食，开了两盒山楂丸，山楂丸就像搓成团的黑泥。母亲逼她服下，味道酸苦。她的“厌食”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妥协了，吃下一大碗飘着蛋花和火腿丁的面片汤。再去厕所解完大便，她闭着眼睛摁下马桶冲水阀，决绝而坚定地不再看它们一眼——这如影随形，令她无比嫌厌，又无法摆脱的东西。
余露对身体的恶感一直持续到十二岁，初潮来临。当温热的血液从她体内流出，她对这具曾经无比憎厌的身体生出了怜悯与喜爱。她无意中听人讲，孩子身上流淌着父母的血。女儿流着父亲的血，儿子流着母亲的血。这话令她心里发烫，想想吧，那个从世上消失的、优雅的、会作画的父亲的血液在她的体内奔涌。父亲的生命在她身上延续，父亲成了她生命的另一种图腾。她有什么理由嫌恶自己的身体呢？
初潮是红色花瓣的液体，余露自恋地想。比她年长的邻家女孩用捣碎的凤仙花染指甲，那么红，那么红，经血一样的红。令她心动，令她的心也跟着疼痛。她提醒自己，身体就是美丽的花瓣，所以才流出殷红的血。女孩子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她从自厌变成了自恋，经常对着镜子左顾右盼。皮肤光滑，牙齿洁白，眼睛乌黑明亮。她的身体并不是她以为的那么糟糕，相反，称得上美丽。洗过澡之后，全身上下混合着洗发水与香皂的清香。她嗅嗅鼻子，满怀欣喜。
母亲再发脾气时，余露学会了躲闪。母亲举起笤帚向她袭来的瞬间，她像只敏捷的兔子一样冲进卫生间，反锁房门，任凭母亲在外面詈骂不休。愤怒的母亲偃旗息鼓了，她才小心翼翼从卫生间钻出来。
有一次，当母女俩又发生冲突，余露故伎重施时，她惊慌地发现，卫生间的门锁坏了。母亲成功地逮住了她，手里的笤帚准确地落在她的身上。这把笤帚似乎对余露的身体产生了久违的饥渴，雨点一样密集地扑向她。她像一只无处逃身的耗子，听天由命，狼狈不堪。母亲打累了，丢掉笤帚，转身进了厨房。
余露从卫生间出来，沉默地看了一眼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母亲。母亲余怒未消，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格外刺耳。这次起因缘于一张请假条，班主任交给余露母亲一张假条，上面写着：老师你好，我女儿身体不适，请假半天，请予准假。落款是余露家长。这张伪造的假条激怒了母亲，回家后，不问青红皂白，对余露一番暴打。打完了，母亲才想起问余露，旷课干什么去了？
是啊，旷课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旷课？倘若说实话，母亲断不会相信。其实她什么也没干，她只是忽然不想去学校，没有任何说得出口的确凿理由。她在学校附近的山坡溜达了一下午，站在山坡眺望学校。上课了，操场上空无一人。她百无聊赖，坐在石头上发呆。放学铃声响了，看着同学们涌出拥挤的校门，她也背起书包，朝回家方向走。
如果她这么说的话，母亲肯定不会相信，搞不好，还会第二次对她施暴。她干脆撒谎说自己去录像厅了。学校附近有一家录像厅，经常有学生旷课去那儿看录像。母亲果然信了她的话，咬牙切齿威胁她：“你个挨千刀的，以后再敢去看录像，绝不饶你。”
余露仔细检查卫生间门锁，它已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再也保护不了自己了。再发生类似事件，她只能束手就擒。她不甘心，决定给母亲一个教训。母亲的坏脾气就像莫名其妙的风，即使没有旷课之类的事由，也是说来就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发作。怎样给母亲一个教训呢？她脑子飞快盘算着，眼睛朝窗户望去。跳窗？行不通，风险大，万一真掉下去呢？她可不想死，她还没有活够呢。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风、冬天的落日……世上多少美妙的事。而且，她早早获悉自己生而为人的使命——代替父亲活着，延续父亲的血脉。她活着，父亲就不死。她死了，父亲就真正死了。这奇特、古怪的逻辑，她无师自通。
跳窗行不通，那就当着母亲的面撞墙？像影视剧里寻死觅活的妇人？她龇着嘴笑了，仿佛已经一头撞到墙上，窘态百出。单单这个念头，就让她觉得蠢透了。
母亲还在厨房忙碌，器物的碰撞趋于缓和，这说明母亲内心平静下来了。母亲性格暴戾，但她的怒气就像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余露可不这样，她不动声色，静水深流，喜怒不形于色。她笃定父亲是和她一样的人。父亲如果活着，如果父亲活着；父亲假如活着，假如父亲活着……余露吸了吸鼻子，几乎恼羞成怒地甩掉脑子里的假设。——父亲死了，她没有父亲。世上没有假设，一切假设都是虚妄。
余露平静地用梳子把乱蓬蓬的头发扎起来，不忘绑上一枚缀着珠饰的头花。她把自己的储钱罐砸了，一只肥胖的石膏猪。没费多大劲儿，往窗台上一磕，就碎了，跳出一堆零钞。有纸币，有钢镚，聚集起来，数目也不少呐。随后，她把这些钱装在一只袋子里，沉甸甸的，让她生出阔绰的豪气。她想好教训母亲的办法了——离家出走。她对这个法子不太满意，被用滥了，没创意。可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更好的，只好将就用它了。
厨房的排气扇“呼呼”旋转，炒菜的香味传出来。临出门时，余露嗅到尖椒炒肉的辛辣，鲜香。刹那间，饥肠辘辘。她有些犹豫了，可是，这次妥协了，一定还有下一次，她不能坐以待毙，她要保护它。它是她的身体，它是属于她的，她有保护它的义务。从前，她对它不闻不问，令它饱受屈辱和伤害，以后不这样了。她爱惜地抚摸脖颈，充满自恋地对自己说，我不会任由她欺负你，我要给她一个教训。
离家出走的余露只身去了火车站，她当然不会真的坐火车离开，她只是和母亲玩个游戏，斗智斗勇，她有十足把握能赢。她轻蔑地想，你是斗不过我的。候车室灯火通明，人来人往，还有一排一排供乘客休息的座椅。她买了两个夹馅面包，一瓶果汁。有趟列车开始检票，座椅顿时空出许多，她找了空位坐下。她算计着，揣测着，母亲发现她失踪了，到处找她，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吧。怎么打发这漫长的五六个小时呢？她效仿某些乘客，蜷起身子横躺在长椅上。顺手拾了张别人丢弃的报纸，盖在脸上。有个陌生妇女坐到她身边，亲切地问她：“小姑娘，你去哪儿？”
她掀开报纸扫了一眼妇人的脸，警觉地说：“我在等人。”
“等谁？”
“我爸爸。”她的回答响亮干脆。
“我爸爸”这三个字像一片烤得喷香的肉片在她的舌尖翻滚一圈，脱口而出。她舔了舔嘴唇，似乎回味它的余香袅袅。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如果是真的。该死，她又掉进车轱辘般的假设里了。她羞恼地重新把报纸盖在脸上。陌生女人无趣地离开。报纸下，余露脸上布满忧伤。她闭着眼睛猜想这个女人是寻找猎物的人贩子，她假想自己被卖到深山老林，全身捆绑，动弹不得，受尽屈辱。若干年后，死里逃生，寻回城市。白发苍苍的母亲与她相拥而泣。她被自己假想中的情景打动了，泪水濡湿了报纸。
她完全不像第一次离家出走，警惕得如同闯江湖的老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