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地区诗文荟萃，历史上众多名贤以诗词、文稿记载什刹海的变迁，以文艺形式热情歌颂、描述三海情景，留下许多不朽名篇，至今仍为大家传颂。
而今，更多关心什刹海命运的专家、学者、仁人志士，就什刹海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认识什刹海文化内涵以及如何保护、发展什刹海等重大课题陆续发表了他们的建议，这些真知灼见读来情真意切、掷地有声，不因时过境迁而逊色，不因人去楼空而茫然消失。“家”不论大小，取其在理；“说”不在多少，文在有益。丰厚的精神财富，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珍惜。
《什刹海九记》编辑部汇集了部分专家学者“说海”的意见与建议，汇成“百家说海”一记。温故知新、古为今用，寄希望启示后来者。
侯仁之（1911—2013年）：《什刹海碑记》、《什刹海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古往今来》
首都北京为举世瞩目之历史文化名城，建城迄今已历三千余年。元初新建大都，选址在什刹海畔，紧傍东岸确定全城规划设计之中轴线。其后历经改造，即今位于首都中心之北京旧城。
北京旧城为我国封建社会都城建设之杰出典型，全城布局严整，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人民首都，城市建设业绩辉煌。在旧城改造中，既重视保护古都风貌，又力求有所创新。改造天安门前封建时代宫廷广场为社会主义新时代之人民广场，即其一例。与此同时，什刹海及其周围地区，亦日益受到重视。什刹海旧称积水潭，原是一南北狭长之天然湖泊。在北京旧城营建中，湖泊南部圈入皇城以内，遂因古制改名太液池。太液池上先有琼华岛，后经开浚，又建瀛台，始有北海、中海、南海之称，是为皇家御苑，庶民百姓不得涉足。积水潭隔在皇城之外，元代曾是漕运终点，一时舳舻蔽水，盛况空前。其后运道中阻，而人民群众喜其水上风光，乐于游憩其间。湖滨梵宇林立，旧有佛寺曰十刹海，寓意佛法如海。今寺宇虽废，而十刹海作为湖泊名称，却已屡见记载。或谐音写作什刹海，而口碑相传又已相沿成习。只是这一区富有人民性之市井宝地，在旧时代却难于进行规划建设。近年来，我首都军民发挥主人翁精神，为浚治什刹海已付出巨大劳动，而西城区人民政府更在中央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基本原则指导下，与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协作，共同制定总体规划，目的在于发展什刹海及其周围地区为历史文化风景区。其重点工程如汇通祠景区之重建，业已全部竣工，荷花市场之恢复与望海楼之兴修，已在设计筹建中。按汇通祠旧址正当昔日德胜门水关引水入城咽喉，淙淙清流，潆洄寺屿，下注什刹海，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且为人民群众游憩胜地。近年兴筑环城地铁，水关与城墙并废，原有寺屿，荡然无存。今经重新规划，既有所继承，又善于创新，并因祠宇增设郭守敬纪念馆。饮水思源，不忘先贤筚路蓝缕之功；继往开来，尚须群策群力。成规在前，远景可期。人心向往，乐观厥成，是为记。
——1990年10月
汇通祠重建之后，游人日众，为便于水上游览，遂有提高扩建银锭桥之议。几经商讨，乃按规划实施，既保持石桥原有风貌，又便于游船行驶与车辆来往，银锭观山新景在望，欣然命笔附记之。
——1991年5月
编者话：《什刹海碑记》原是侯仁之先生为什刹海所撰碑文，该碑现矗立于什刹海前海广场，后修改为《什刹海记》一文。该文与先生的《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写于1990年5月）、《什刹海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古往今来》（写于1992年）三篇文章一直被什刹海研究会作为指导《什刹海志》编纂工作的总论。但为尊重主编侯仁之先生意见改为总述，收入《什刹海志》。这三篇文章也是什刹海研究会参与编制景区总规、完善总规的重要指导文件之一，在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注重古为今用，注重创新，注重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西城区政府顾问的侯仁之先生大力支持西城区人民政府整治、规划、建设什刹海，在重修银锭桥、修缮后门桥、重建汇通祠等诸多重大项目的研究与建议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大力支持重建汇通祠、建立郭守敬纪念馆，被吴良镛先生称为热心的“好事者”。“好事者”们的统筹谋划与建议，为保护什刹海地区的文物古迹开创了新思路。由吴良镛、朱自煊、郑光中共同规划设计，在原址重建的汇通祠，增设郭守敬纪念馆。既有继承又结合实际，善于创新，饮水思源、不忘前贤之功，古为今用，继往开来，规划前景可期，为什刹海赢得荣誉，得到国内、国际规划、建筑界和各界人士的好评。
邀请侯仁之先生写第三篇文章之时正值景区“总规”获批准、开始实施之年，恰逢以《什刹海志》为主的什刹海丛书编委会成立。与会同志认为修志与规划建设同时并举，相得益彰，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且又值“丛书”第一集《京华胜地什刹海》组编之际，什刹海研究会学术顾问、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康奉先生认为写一具有纪念性文章刊登在《京华胜地什刹海》既有纪念意义，又有利于提高该书的质量和知名度。然而不巧的是，侯先生应邀出访美国、加拿大诸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幸遇丛书编委会张志先生随后也前往加拿大、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于是，什刹海研究会委托张志先生代为汇报，请侯先生在百忙中撰写一纪念性文章，同时带上一封信函和在丛书编委会成立会上拍摄的五张照片。侯先生听完转述，欣然表示一定写，尽快完成寄回北京。果然，不久他便于访美途中的1992年10月4日写就《什刹海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古往今来》一文（手写稿），并附写作说明，发回北京。
为使研究什刹海的实践者和游人了解该文写作背景与蕴含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现将侯先生寄给康奉、赵重清的信函及《什刹海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古往今来》的手稿一并发表，供学习体悟侯老对什刹海与北京城形成、演变和保护与发展的精邃论述的精神以及其拳拳之心和深厚感情，并以此激励后来者以侯老为榜样，深入研究什刹海，继续挖掘、弘扬什刹海文化，展示什刹海文化体系，推进北京城的研究，为弘扬世界名城北京精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大都市做出与时俱进的新贡献。
吴良镛：《重修汇通祠记》
元大都建城之初，聚西北诸泉水，流行入都而汇于积水潭。明初改筑京城，在德胜门西置水关，下置石螭，迎水倒喷，并堆土为岛，水从两旁入潭，上置镇水观音庵。乾隆时改建名汇通祠。此处远映西山，南临清波，象征水自山出，归入瀚海，水声淙淙，若海潮音，仅此一端，亦可窥都城规划者之匠心。近至五六十年代，修筑铁路，全岛夷平。十余年后，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修复议，得市区政府与专家之积极支持，建筑格局参照旧貌，用为都城规划者郭守敬纪念馆。地面地下建楼房，外覆土石，以广利用，仍置石螭，重兴流水，并寻得旧碑，立亭护之。历数年工将成，蔚为大观，颇得赞赏。北京古都文物因建设发展拆毁不少，无须一一修复，但择其要者，因旧创新，古为今用，虽属新构，略窥文脉。都市发展日新，此城市历史发展之标志得以永存，辟为景点，以利游憩，亦胜事也，此亦汇通祠修复意义所在，是为记。
——1988年12月
编者话：《重修汇通祠记》是什刹海整治指挥部于1988年委托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撰写的。吴良镛先生除撰写《重修汇通祠记》外，还对汇通祠历史作了考证，内容均收入在《京华胜地什刹海》一书。吴良镛先生在考证中谈到，“若不是有几个‘好事者’的热心，没有什刹海整治指挥部等有关当局的支持……则这个风景点也就默默地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了，这种‘好事’是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是对首都城市文化热爱的一种体现，我们要提倡发扬这种精神。”汇通祠的重建“因旧创新、古为今用，虽属新构，略窥文脉”，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妥善地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弘扬什刹海文化和引领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此盛事在国内外得到称赞，吴良镛先生的《重修汇通祠记》将和汇通祠建筑一起成为首都人民和旅游者长久的纪念。
单士元（1907—1998年）：《对什刹海的感情》
儿时生于什刹海，不识什刹海名称之渊源，传说在大片湖泊周围有古刹十，因而得名。余不敏，未能深考。多年来只沿故老传言名之。早年在什刹海畔德胜桥，有“什刹海禅林”古庙一座，其碑为明代万历年间建。据此，什刹海之名称在明代已有矣。
今日此地仍具有旧都风貌，即城市山林之意境。漫步其间，无闹市嚣杂之扰，可远望西山，近看湖水。河边绿柳成行，俯视游鱼可数。古刹邻其旁，时闻老僧钟磬木鱼之声，别有境界。进入长短胡同与大小四合院，又得观风问俗之乐。倦游矣，小坐湖畔有怡然自得之趣。北京劳动者在建设首都工作之暇，来此一游，可与远山旅游劳逸结合之效相侔。原西城赵重清区长等有鉴于此，倡议整治什刹海并成立什刹海研究会，广罗学者从事其中，编辑史志及有关专书，盛举可钦。
在什刹海广化寺得见一碑，为清咸丰二年（1852年）记重修庙宇之事。碑文是清代督抚巨宦徐继畲所撰写。先生山西五台人，号松龛。生于清乾隆六十年，逝于同治朝。历经五朝皇帝。他是一位眼观世界、思想开明的政治家。在道光朝鸦片战争之后，国势陵夷，先生著有《瀛环志略》一书，介绍西洋各国情况促使当日朝野认识世界。惜当日朝野上下自视天朝，故步自封，毫无震动，却启示东邻日本译成日文，导引日本民智开发，影响日本明治维新之举。继畲先生晚年调京任太仆寺少卿，兼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不容于当时的顽固派，不久离去。同治十二年逝世。
重修广化寺是先生在京从政之时。去岁三晋名流为徐继畲先生举行纪念会。在纪念文册中刊有影印碑刻原文。碑文首曰：“都城西北隅有巨浸曰什刹海，以环海有丛林十故名，广化寺者十刹之一。明时有念佛会，万历中曾重修。福清叶相国为之记。入国朝数修数废，久益倾圮。道光壬午，敦请大德自如和尚驻锡于此……”读此碑文及禅林碑所记，昔日所闻故老传说什刹海之名信而有征矣。松龛先生是清一代放眼世界的前辈先生，为什刹海留下历史的掌故，弥足珍贵。
前日又往寺中。再次摩挲徐松龛先生刻石，用记因缘，寺中尚有数碑，未暇遍读，将在春暖之际访寻其间。窃思北京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旧都，千年史迹时有发见。近年在新中国建设中发现尤多。对什刹海史迹通考上下古今，则有待当代博雅君子。
——1992年12月
编者话：单士元，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顾问，什刹海研究会名誉会长。单老《对什刹海的感情》发表在《京华胜地什刹海》，文章不长，倾注了他对什刹海的深厚感情。鼓楼、湖水、绿柳、荷花、游鱼、古刹、长短胡同、大小四合院，这些都是单老自儿时的记忆，真可谓“一景一物总关情”。作为学者，他借在广化寺所见碑刻谈到碑文撰写者徐继畲，谈到碑文所涉及什刹海名称的重要资料。他指出，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旧都，千年古迹时有发现。什刹海研究方兴未艾，尚有很多未能解开的谜。单老寄语道：对什刹海史迹通考上下古今，则有待当代博雅君子。
邓拓（1912—1966年）：《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么，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元代的诗人傅若金，曾以《海子》为题，写诗吟咏什刹海，其中也有“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的诗句，与《元史》所载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的情形完全一致。这就表明，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
到了明代，据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可惜此时郭守敬开的这一段运河却已毁坏了。
据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称：嘉靖丁亥御史吴仲靖修通汇祠，三月告成。然而，积水潭上一度出现的海港风光完全消失了。现在我们在研究北京城市建设的时候，如果把这一面历史重新翻阅一过，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1961年
编者话：邓拓同志长期在北京工作，他博学多才、勤于探索。《北京的古海港》一文最初见于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30年后，于1993年出版的《京华胜地什刹海》重载。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他非常关心北京的古老遗迹，对北京的历史事件、人物、城池等都做过认真的调查、仔细的验证。“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邓拓同志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世代代都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什刹海和古海港。斯人已去，留下的文章却流芳千古。现摘要刊出供研究保护什刹海者学习借鉴。
张开济（1912—2006年）：《论加强什刹海的人民性》
城市风貌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风貌，一个是人文风貌。人文风貌实际就是精神文明。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就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另外一个项目。我写过一篇文章《城市现代化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我写这篇文章是由于受到一个启发。有一次德国有个市长到中国来看了，他说一个城市的面貌主要不是看它的建筑，而是看它的人，看他的市民。
我是从来都对什刹海十分重视，因为什刹海在北京的城市文明建设方面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我认为北京作为一座文化名城至少可以一分为三：第一个是皇权的北京，那就是故宫、颐和园等为皇帝享受的地方；第二个是神权的北京，那就是那大量庙宇、道观等等；第三个是人民的北京，那就是大片的四合院住宅和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什刹海和天桥等地。因此，什刹海代表了人民的北京、历史的北京和真正的北京。因为前面谈过，你看一个城市主要是看他的人民。因此，假如不到什刹海，光看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名胜古迹，那么你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北京。而什刹海吸引人的不仅是风景和建筑，而且还有这里住着的广大居民及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俗风情。什刹海的人民性就体现在这里。
谈到什刹海的治理工作，我看景点建筑搞得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主要力量要用在大片的四合院，特别是许多胡同。这些应该怎么整理怎么保护，应该认真细致地加以研究。我看了后来新建的一些四合院，感到不太满意。西海北沿是香港建筑师搞的，我看也不太好。这样的高标准四合院，我看少量建一些还可以，大量建造就不妥了。因为有个服务对象问题。我认为如果将来这里住的都是侨胞、大款、高干等，什刹海最基本的特点就没有了，它的人民性就减弱了。眼光一定要放远点，不要光想着这些人带来更多的投资。但不要忘记你主要的本钱还是原来的特点，你是广大人民的北京啊！
就什刹海来说，我认为不但要尽量保留原来的四合院，而且要尽可能保留一部分原来的住户。因为原来的住户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过去天桥的住户是偏于低层的，过去北京城还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而什刹海这里既不是最富，也不是最贵，而是代表了广大中产阶级，而且这里面的确住过许多知名人士。
现在我每次来到什刹海，就不免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现有四合院。这不但是什刹海有这个问题，而且北京市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大批四合院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院子都被一些临时加建厨房所占用了，进去好像迷魂阵一样。现在对这些四合院，要么被拆除了，居民都搬走了，要么原封不动，居民也永世不动，我觉得这样不是个办法。对这些不拆的四合院，应该适当地减少其住户，拆去其临时厨房，增加其内部设备，维修和提高它的内部使用功能。使之能满足现代住房的基本条件。就是说，在住宅建设方面也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盖新宿舍，另一方面改善旧的四合院。上海前几年也开始重视了。大片的里弄房子的里面都加了现代化的设备，本来一幢楼住十户人家，改善后就少住几家，居住条件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上海蓬莱路一片里弄房子的改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像什刹海地区的旧房子，更应该这样做。朱自煊教授提到的要在老四合院里边加上必要的卫生设备，而不是把这些四合院完全拆掉重建。我完全同意朱教授的意见。
现在北京市的许多新建筑，大量采用的油漆彩画和琉璃瓦，我非常反对。我认为什刹海的建筑里琉璃瓦跟油漆彩画也应尽量少用。现在北京街面上许多铺面都搞得垂花门或牌楼的样子，使用了大量的琉璃瓦和大量的油漆彩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京城的基本色调就是灰色，大片的四合院是灰色的，灰砖灰瓦。但是它并不单调，因为院子里有树木，灰色和绿色相间，非常雅淡，非常协调，同时使那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显得更为突出。现在到处都是琉璃瓦，皇宫建筑就失去了一大特色。现在花了钱，反而使得古建筑黯然失色，实在愚不可及。
——1997年
编者话：张开济，著名建筑大师。历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土建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协常委兼城建组组长、北京市科协常委等职。
此文是张开济先生于1997年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发言的摘要，全文收录于《什刹海研究》（一）。张开济先生对加强什刹海的人民性的论述对什刹海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现摘要刊出，寄希望于有志研究什刹海者研究借鉴，深化人民性的研究，继续促进什刹海的人民性建设持续发展。
谢辰生：《坚持科学发展观 保护民族之瑰宝》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在存在的问题相当的严峻。现在全国有101个历史文化名城，说句老实话，现在够格的不多了。
我看，从领导到群众主要的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我们什么都跟国际接轨，唯独就在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上没跟国际接轨。国际上在这方面的认识比我们一些人的认识高得多。记得在50年代看到《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段报道：德国的一位著名规划家到北京看到我们的胡同和四合院，拍案叫绝地说：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后来参观了我们的总体规划展览，感到非常惊讶，他说：“为什么要拆城墙？城墙怎么能拆呀！要拆城墙就和要我们填平莱茵河一样的不可思议！”这是外国人对北京城，对胡同和四合院的看法。
今天徐先生把我们北京城的历史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都做了明确的回答。但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不明确的。一位有名的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爱德蒙德·培根（Edmand N。Bacom）在几十年前对北京城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人家是这么认识我们北京的，我们自己对北京就没那么认识，认识不到这个程度。他所说的单体作品是什么呢，就是徐先生说的：“根据一个完整规划设计出来的北京城”。另外，一位丹麦的规划专家罗斯穆森（Steen Filer Rasrnussen），也是在几十年前，看到一些我们介绍北京城的宣传品，都是讲什么天坛、八达岭、故宫，而没有谈到北京城本身的价值。他说：“整个北京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他认为，这个重要意义和价值是需要我们很深入地逐步地去体会的。从这些例子来看，人家是国际上的专家，对我们北京是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可我们怎么看北京，就与人家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
去年（2003年），在一次讨论“人文奥运”的座谈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北京‘迎奥运’，究竟打什么牌”。我认为不宜把北京“迎奥运”的目标仅仅定位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而应当更注意发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优势。因为像纽约、阿姆斯特丹那样的现代化大都市，在世界上已经不少了。即使我们能赶上，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而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却是独一无二的。打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牌，才能扬长避短，显示出北京的优势。我们提出的“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实际上，老北京的绿化是很好的。当年外国人说，北京城是一个绿色的城（Green City）。站在景山上往下看，一片绿。我们的四合院里全都是有树的，我们的绿化不是铺草坪，而是种树，这是很好的绿化，我们的绿化都在胡同里、四合院里了，简直好得很，这样的生态环境恰恰是符合“绿色奥运”的要求的。“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当然同等重要，但对北京说，“人文奥运”更为重要。高科技是在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看来很先进，很快就会成为过时的。而北京作为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价值是永恒的。它的价值是目前建造具有科技含量很高的高楼大厦所永远无法比拟的。因此，保护好这个“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应当是“人文奥运”的重要内容。北京在中国是唯一的，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它是我们国之瑰宝，民族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偏偏没有认识它，重视它。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保护几个四合院，绝不是那么回事。好的四合院当然要保护，有的就不一定非得保护。更不是要保护破破烂烂的大杂院，反对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这完全是误解或讹传。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全面的、整体的。作为硬件是整体的，整个城都应当保下来。但是现在已经很难了。不过吴良镛先生曾说：我们要永不言晚。这个很对，一言晚就消极了。我们应积极尽最大努力，争取能保多少就保多少。
几百年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城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印记，许多胡同和四合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所说的硬件，是有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是载体，它蕴含着历史信息、文化的积淀，特别是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也是无形文化遗产，都需要保护。所以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既要保护有形的，又要保护无形的。把有形的、无形的、精神的、物质的结合起来保护，把这个城市搞活。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把它们固有的、客观的各种价值展示出来，使人们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处处感到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这对外国人来说，比一些豪华的商业大厦，乃至现代化的文化设施更具吸引力。因为后者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了。国外有的也许更豪华，更现代化。而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城风貌，则是外国人所从未看到过的。北京城当年要是能完整地保护下来，肯定会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旅游城市。现在如果再不加强保护，不仅是文化上的巨大损失，从经济上讲也是不合算的。
保护北京城，保护文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今天要对两个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是要对“保护”这个概念正名。人类发展到今天……一些未来学家才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要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否则，就会使人类出现危机。因此，“保护”绝不是落后的概念，恰巧相反，是最新的概念，是积极的概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方针。不仅仅是文物要保护，地球也要保护。现在人们常说要观念更新，不更新就跟不上日益发展的客观形势。我看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首先就要对“保护”这个概念有新的认识，用新的概念代替旧的概念。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可持续发展这一新发展观的提出，使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环境革命。有人说，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面临的第三次文明式的革命。事实上，在新的世纪里，一定要把环境保护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上，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了。保护环境，当然是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因为人文环境往往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成果。
只有建立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盖高楼大厦是发展，是政绩；保护历史文化也是发展，是政绩。不过高楼大厦如果被毁掉，还可以再建，甚至会建得更好。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一旦被毁，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如果建高楼大厦是以破坏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就不但不是政绩，而且还是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这是违背了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也就不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而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所以怎么看政绩，怎么看发展，党中央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不起的重大突破。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乃至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二是怎样认识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问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失去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民族还能存在吗？文物是国家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文化怎么样办？我们认为文化一定要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特性在社会全面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认识和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2004年
编者话：谢辰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什刹海丛书”编委会编委、什刹海研究会顾问。谢辰生先生被人们誉为“中国文物保护神”，曾自称“文物保护的痴迷者”。这篇文章是谢辰生先生在“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全文收入《什刹海研究》（三）。
谢老指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打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牌，才能扬长避短，显出北京的优势”，谢老发言全篇重点论述了保护北京城、保护文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指出有些人总是把“保护”和“保守”画等号，这是不对的。继而谢老突出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保护”这个概念正名，阐述了在发展和政绩观方面的新观点；其二，论述了怎样认识保护民族文化特性问题，说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特性在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保护民族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和意义。”这些话可以称得上是指导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至理名言。既是实践经验的精辟总结，又是科学理论的高度升华。只可惜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此深刻认识，愿今后会有更多的人与谢老同此共识。
徐苹芳（1930—2011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什刹海的整体保护》
整体保护什刹海和整体保护北京旧城是一回事。因为什刹海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没有什刹海，北京城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讲。
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先要有个正确的概念。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原来的北京旧城，就是“凸”字形的内城、外城，当然它北边还有元大都的一部分。南边是明代嘉靖以后的外城，北边元大都土城已经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就北京的规划讲，我们指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凸”字形的内、外城，就是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城。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地位，特别要认识到，它在世界城市文化史上的地位。
忽必烈找刘秉忠设计元大都城市规划，水系设计则找郭守敬。大都用水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廷用水，即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应该优先保证，当时没有南海，南海是明朝挖的。另外还有漕运用水，即积水潭（今什刹海，就是前海、后海和西海），把南方的物资通过南北大运河运到通州，然后再运到大都来。所以是两条水系，各不相混。
郭守敬一点一滴地把水都引过来，解决漕运水。漕运水就是从西直门的北边入城，即今天西直门火车站北面。从瓮山泊出来，经过长河，一直过高梁桥下来，就叫海子或积水潭了。这个时候的海子是一体的，根本不分前海、后海、什刹海，是一个湖泊。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对海子入城以后的范围都做过考古钻探，比现在的湖面要大。从地安门桥东南流至北河沿，就是通惠河。
这条河修成之后，忽必烈去看，那时积水潭的船非常多。所以元大都就形成了以积水潭漕运为中心的商业繁华区，就是在今旧鼓楼大街的附近。一直往北走，到旧鼓楼大街豁口那个地方是元代的钟楼，元代的鼓楼就在现在旧鼓楼大街的南口。
今天我们看到的什刹海地区就是这么形成的。要真正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不要再分什么多少片保护区了，整个北京旧城（二环以内）实行整体保护。现在的胡同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就现在剩下的这些，我们仔细地分辨的话，还能够看出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和它的街道布局来。二环之内整个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不分二十几片了。
除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之外，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粹所在。什刹海千万不要再改造、再动了。什刹海这个地方，元代是商业区，但是到明清以后，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北京城市里游览休闲的地区，一片风景区。这很不容易。在北方的城市里，城市中心有这么一片水，与其南面的三海连起来，没有第二个城市。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一片净土，千万不要为了赚一点小钱，在这个地方搞什么卡拉OK，弄得乱七八糟。还一片净土，给老百姓一个高尚休闲的地方。我很支持什刹海研究会这些年来做的工作，我今天讲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认识。我觉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问题应当慎重考虑，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对子孙负责，要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负责。
——2004年2月
编者话：徐苹芳，著名考古学家，《什刹海志》评审组组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生前一直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考古学科规划小组组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徐苹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一生治学严谨，观点鲜明。本文是从中外城市形成特点对比的研究中，得出集元、明、清三代都城精华结晶的北京城，从建城之初就强调规划的整体性，而需要整体保护的对象就是“二环路以内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同时也强调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和什刹海的整体保护。全文收入《什刹海研究》（三），今摘要刊出。徐先生的论点，对当今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整体保护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康奉：《初探什刹海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我们探讨“什刹海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强调按照中央的精神，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来说，什刹海（水域和附近地区）最宝贵的是什么？一个字，就是“水”。要没这个，别的就都谈不上了。我们北京城有了这盆水，才有了这么一个傍湖近水的大好环境，才有了什刹海经济的大发展，也才有了什刹海文化的大发展。可以说，水是我们北京的命脉，当然更是什刹海地区的命脉。回顾历史的发展和经验，我们要特别重视并切实保护好什刹海的水以及由它滋生出的美好的珍贵的一切。前些年修《什刹海志》时，赵洛先生就说过首先要抓好“志水”，强调抓好这一关键，才能把此志修好。讲得很在理，我们确实应当抓住“水”这个最关键的环节来带动其他，不仅要从风景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同时还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人文的角度，重视什刹海、爱护什刹海、建设什刹海。
什刹海文化可以概括说是：古老悠久，灿烂辉煌，丰富深厚，多彩多姿。也许有人会误会这么说是否评价过高，是否以假大空的陈词滥调来进行炒作呢？客观地讲一句，非也！我认为以上的概括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评价，是有充分依据的。以下分三点谈谈个人对这一问题的体会。
第一，什刹海文化具有悠久持续发展的历史性。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讲究“说古”。正是因为它有很深厚的历史背景，才有很深厚的文化遗产，才有很丰富的人文方面的内涵可供人们挖掘、探索、研究、继承、发扬。如白马关帝庙，据有关文献记载，是在隋朝的基础上后人重建的，从其始建时算，约有1400年了。火德真君庙是唐初贞观六年（632年）建的，已经1372年了。佑圣寺是唐懿宗咸通年间建的，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都说明什刹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确实是非常悠久的。根据《马可·波罗行记》（意大利人拉木学较晚问世的版本）注解中讲到元皇宫内太液池的后面时，说道：“更北之一别湖”以荷花闻名。从其所说的位置来看，这一“别湖”当指今之什刹海无疑。还有在14世纪四五十年代，高丽士人李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曾几次到元大都，在此留学并考中进士。他也曾到过什刹海，留有《忆燕都》诗。即使仅从“旅游文化”的角度，也足以说明什刹海文化确实是非常悠久的。什刹海文化长远而辉煌的历史需要我们承先启后，决不可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中断了。
第二，什刹海文化具有极其可贵的平民性。经常在什刹海地区居住或活动的不仅仅有众多的所谓市井小民，也有许多有民本思想、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或说“士人”。特别是其中一些中下层士人。这是一些有志报国利民，但在那个时代却坎坷不得志甚至受到严重打击迫害的知识分子。就是在那个时代仍有不少上述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惧艰难和危险，敢于与封建恶势力斗，很多地方为平民百姓说话，在很不利的环境下尽力做些好事。在这方面他们与老百姓的心思、情感是相通相近的，他们的一些作品因此也具有进步性而不可忽视。他们在什刹海地区的文化活动，有些只是在士大夫群体中进行的，平民百姓限于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和文化水平，一般并不参与其间。这些活动是一些所谓的文人雅集。其中有些是诗书画社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如明代袁中郎等人在护国寺常常举行葡萄社诗会，清代法式善在其松树街寓所聚集济济多士共办“诗龛”，从事诗词、书画、篆刻以至琴艺交流等等；有些则是在一些特定节日的群体文化活动：“花朝”（所谓“百花生日”）雅集、水边修禊、“观莲节”（所谓“荷花生日”）等相聚什刹海赏荷。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常聚会湖区酒楼食肆，无力大摆筵席，只能炒几个普普通通的菜，喝个小酒，填词赋诗，作曲唱曲，嫉世伤时，发发牢骚，或散步水滨，或泛舟游湖，聊抒愁怀。这些活动规模不大，但来者频连，积少成多，在逐渐营造起湖边迤逦的文化氛围。
这些士人在什刹海地区的文化活动，并非只是上述这些虽有社会影响但却是属于他们较小范围参与的事，同时也有不少是不在他们圈子中，而是跟老百姓一起进行的，是与民同乐的，这是一些雅俗共赏的活动。比如说，正月十五地安门大街等处的闹元宵、逛花灯；春天在什刹海滨进行清明踏青活动；四五月之交万人空巷聚观宛平县“城隍出巡”；自元至明在夏日群众聚观宫监在湖中洗贡象和洗御马；每年连续数月、丰富多彩的著名的荷花市场消夏活动；六月二十二日群集火神庙，听道士们为庆贺“火神生日”而举行的器乐演奏；七月十五上元节在广化寺等寺观和湖上举行盂兰盛会；九月初九重阳节群赴高庙或湖区一些楼阁登高；严冬在湖上的冰灯和冰嬉、冰床活动；以及贯穿全年的护国寺、北药王庙的定期庙会活动，等等。在这些场合，不分士庶，常常有一些士大夫跟众多的平民百姓在一起活动，往往多至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参加，摩肩接踵，热闹一时。以上说明，什刹海文化确有很大的平民性，或者说具有浓郁多彩的民俗性。希望这个极为可贵的平民性、民俗性经过大家的努力而不要泯灭了，活动内容与形式分情况，可有继承、有创新。
第三，什刹海文化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几百年来，总的说在什刹海地区居住和活动的各民族基本上是和睦相处的，各民族的文化是相互融会的。如晚明时即有的著名香腊老店闻异轩（俗称金驴儿记，在今地安门外大街），清代就一直没搬走。著名餐馆柳泉居（在今新街口南大街）明代隆庆年间就有了，清代也没听说它搬到外城去了，还是照样在这里营业。明朝时这里有很多能工巧匠在一些作坊中干活，为宫廷服务，如金丝套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织染所的所在地。以上这些作坊和工匠有些也为社会服务。到了清朝，同时有的机构有变动（如织染所被撤销），但由于宫廷和社会的需要，一些行当的作坊与众多的工匠不可能都迁走。所以清朝的什刹海地区满、蒙、回、汉各族事实上还是杂居共处于此的，日常生活、劳动、文化、娱乐也是同在本地区内进行的。对汉族在本地区居住的限制在清代中叶以后就更宽了，后来几乎可以说没什么限制了。
宗教在本地区也是并存而且和睦相处的。本地区有不少佛寺、道观，也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和清真寺，不同宗教的众多信徒分别进行各自的宗教活动，互不相扰。儒学不同于宗教，但夙为广大士人所崇奉，有时亦称之为“名教”（后又有称之为“孔教”者，那是近代的事了），明初祭祀孔子的宛平县文庙即设在什刹前海之东，后来才并入顺天府学迁址，但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不可不提。
从文学艺术方面来说，诗词、书画、戏曲有些不同流派或同时在这一地区并存共荣，或不同时而在这一地区前后辉映。如明朝有些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并不相同的流派，包括茶陵诗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先后都曾在这一地区活动。清初自成一家的满族大词人纳兰成德和阳羡词派大家陈维崧（汉族），以及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汉族）三人虽有满汉之别，但同时在词坛上鼎足而立，互相切磋交流。他们的词学主张和词的风格各异，却成为好友，常在一起在后海北沿纳兰宅内西园（今宋庆龄故居内）渌水亭等处一起雅集，掀起“清词中兴”的热潮。从书法来说，清代的四大书法家（乾嘉时期的成亲王永瑆等满蒙汉四人），风格各异，他们也都住在本地区或在此活动。这种多样性或说是兼容性是什刹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极有利于百花齐放，有利于文化的蓬勃发展。
由于这一地区饶有吸引力，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士（这两种人有时又是相兼的，如明之李东阳、清之张之洞）住在这里。其寓邸经常是“谈笑有鸿儒”，形成了对社会、对文化以至对政治一个个很有影响的活动中心。我们现在提倡政治文明，古代的“政治文明”的正、反面都可以供我们研究和借鉴。元以来几代“政治文明”与什刹海地区也有相当多的密切关系。这一说法决非夸张。比如说：金、元、明、清四朝曾有19个“宰相”（指居于相位而有着不同头衔的大官）居住在本地区，包括金之金兀术、元之脱脱（即托克托）、明之李东阳、清之明珠、张廷玉等；还有4个是亲王而兼任军机大臣亦居相位的（清成亲王永瑆等）也居住在本地区；此外，有8个“宰相”虽无文献记载在本地区居住过，但却可以肯定他们曾在本地区活动过，如纪昀（晓岚）。以上三者合计有30个“宰相”之多，他们的府第其时当都是“冠盖云集”，他们在此地区的活动自然也备受瞩目，有很大的声势和影响。据记载，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曾有3个国务总理在本地区有活动，有关事迹也值得注意探讨。
从著名的文化人来说，元、明、清有7位状元在本地区居住或活动过，包括元之宋本、明之吴宽、清之麻勒吉、于敏中等。到了近代，北京有5个驰誉中外的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在此地区居住或在这一带进行文化活动，作诗著文，吟唱昆曲，游湖抒怀。从他们的文学主张和风格来分析，其中桐城派、文选派大师和五四后白话文学的先驱各抒己见，各行其道，各具特色。
与上述种种活动并行的民间文化活动在本地区也很活跃。远则元大都时湖边茶楼酒肆的元曲演出，近则在本地区一些集市、庙会、茶馆等处的各种曲艺、杂技活动（俗称“十样杂耍”，可见其兼容并包），都很受群众欢迎。晚清以后，京剧继昆曲、梆子而在本地区活跃起来，它的不同流派也常在本地区演出。
什刹海地区上述各民族、各宗教团体相处的好传统和文化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风气，以及这种兼容并包、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淀，我们岂能因不重视而丢掉？岂能任其逐渐消失？相反，我们需继承和发扬。
总之，什刹海文化的历史性决不可中断，平民性（民俗性）决不可泯没，多样性（兼容性）决不可任其消失。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使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前提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有些人（比如说某些党政干部）错误理解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而把“发展”仅仅理解为GDP的增加，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以此作为其政绩表现的唯一标准。对其他有关的重要方面则不予重视，甚至造成严重破坏也在所不惜。现在中央提倡的是科学的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百分之百地拥护。其中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不但不可缺位，而且应将其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一定要予以通盘考虑，从保护入手求发展。如只讲“发展”而把“保护”丢了，就必然产生“建设性破坏”而难以挽回。文物决不可毁，毁了就不可能再生了。即使再搞仿制的也是假古董而不足贵了，慎哉，慎哉！
——2004年
编者话：康奉，什刹海研究会学术顾问、“什刹海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什刹海志》常务执行副主编，北京大学特邀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兼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此文是康奉先生在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全文收录在《什刹海研究》（三）。康奉先生强调“水”是什刹海最珍贵的因素，是北京、什刹海的命脉。北京有了这盆水，才有了一个傍湖近水的大好环境，才有了什刹海经济的大发展，才有了什刹海文化的大发展。由此认识到什刹海的水对保护环境和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康奉先生以翔实的资料、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什刹海文化概括为古老悠久、灿烂辉煌、丰富深厚、多姿多彩，提炼出要坚持什刹海文化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即悠久的历史性决不可中断、可贵的平民性（民俗性）决不可泯没、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决不可任其消失，提醒我们：要重视开展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挖掘和研究，坚持保护与发展什刹海文化悠久的历史性；要关注什刹海地区的“市井小民”、知识分子、文人雅集与民同乐的民风民俗，保持和发扬什刹海文化的平民性；要深入认识、研究什刹海文化的多样性，如老字号商业文化、集结作坊的手工艺文化，不同的宗教文化、孔子儒家文化、诗词书画和戏曲曲艺文化、不同派别的名人文化、民族文化等等。
康奉先生说起什刹海“国宝”，如数家珍，积极为保护与研究什刹海文化建言献策。他的观点鲜明，切中时弊，一针见血，令人警醒。诤言良药，音犹在耳。在什刹海面临保护与发展的新时代、新形势下，值得关心什刹海保护和发展的朋友们重温旧话，加深理解。
凤子（1912—1996年）：《话说什刹海》
我在前海和恭王府之间一条小胡同里住了20来年了，从60年代初到今天，“十年动乱”中被隔离下放的日子除外，只要身不离北京，天天都要路过什刹海，当然主要的一段路是前海，后海也常去溜达。
我和老伴在一间供工作、起居多种用场的屋子里住上二十多年，高楼大厦也动不了搬迁的念头，原因固然因为有个小院，能种点花草，而离前海只数百步，对于一个曾经患严重神经衰弱、脑缺血甚至需要输氧的人来说，什刹海确是一处疗养胜地。银锭桥前、后海沿岸不知留下多少我的脚印，夏天靠近业余体校的“封地”（即体校办的游泳池）外，多少青年男女在水中遨游，而冬季“封地”的天然溜冰场的外边，同样不少人凌晨就在无人修整的冰上练步了。当然“封地”里更是人挤人。前海西河沿，自从有了业余体校，就成为该校的“封地”。原来乘公交车到北海后门，穿过海子西边的河沿，就可以到家，自从这一条通道被封为公有后，这一带居民少不得多走几步，少享受点清新空气了。
“封地”之风不知如何开始的，继那条通道被阻不久，前海北河沿出现了一道又一道高墙，高墙内是某个单位的仓库，或某个单位的工具修理厂（某者，实因不知单位之名，并非避讳），能看到的湖面自然地少了，而看到的湖面却又成为沿海一些居民和游人漱口刷牙的大痰盂，洗墩布的水池，和扔果皮、塑料食物袋、冰棍棒的垃圾箱。春天或秋天，一阵风雨，不知吹落多少柳絮杨花和落叶，湖水被风吹送，自然形成一大片、一大片像“百衲衣”似的披到湖面上，天长日久，随风送来的一股味儿像从阴沟里吹送出来的，人们得掩鼻而过。
三四十年前，前海曾有过繁华的早市，卖旧货的、包括古董瓷器，只要有闲暇，说不定花点钱可以买到个唐三彩小花瓶之类，也有不少古钱和铜镜。更引人的是炸果子、热芝麻火烧和豆汁摊，有人就是为了吃喝点热乎的地方风味才老远跑来的。早市的繁华是北平的夕照。北平解放了！解放后沿湖添置了铁栏杆，这本是好事，可就有人有那么股子气力没处使，就拔铁栏杆的柱子，是为了冬天穿过湖面，抄近道从冰上过到对岸吧，或者是夏天便于下水游泳！可是铁栏杆的柱子一天天地少，显然拆栏杆的人是别有用场。
从建国到1983年，漫长的三分之一世纪啊！喜讯传来，中央下了指示，要把北京建成世界第一流的文明城市，北京市政府批准西城区政府关于什刹海的整治方案。这喜讯传到了海子边，传到家家户户、人人的心里。可不，早上到前海散步，老奶奶、大娘、婶子们，还有老爷们儿见面都互相道喜似的：“什刹海要恢复为风景区了！”后海子边一家煤厂在拆迁，多少人家需要就近买煤，这是每天开门第一件大事啊！可是看到海面被风吹的一层层煤灰，绿绿的湖面变成了“黑海”，的确是煞风景，生活上不便，忍了。1983年初刚刚建立的农贸市场，解决了从鼓楼到地安门方圆千万户人家的买菜难的问题，为了整治风景区，群众拥护，“撤！”那一道道高墙一天天矮下来了。真快！不几天，被圈的“封地”人们又可以往来了。正是十冬腊月，什刹海沿湖四岸高插红旗，解放军、机关干部一队队人马开来了，湖底的水被抽净，湖面冰块碎了……我今年5月初回到北京，走到什刹海，眼睛一亮，可真个是旧貌换新颜啊！
沿着前海我不自禁地走了一圈，尽管海子南岸街头公园那条道还在修整，前海正南面对马路的那一大块空地，正在用花砖水泥墁地。可是前海北沿却已种上了松柏和各种灌木，垒起了花坛，树下铺上了青草，海子里埋下的两大片荷花，小菜碟儿大的荷叶已然飘上了水面了，“十里荷香”不再是诗的语言、纸上的画了，而是眼前即将实现的现实。多么美的现实！
我又漫步在前海，走到银锭桥边，从保定曲阳请来了二十几名以雕刻汉白玉出名的石匠师傅们的凿刀下，精工凿成的青虫石栏杆竖起来了。现在以崭新面目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桥，站在银锭桥上向西眺望，不论清晨或黄昏，西山隐隐地显现在天边云际。真不愧是北京外八景之一。
早上太阳还未露头，多少人已经在海边柏油路上跑步了，前海没有栏杆了，却墁起了水泥嵌石一米宽的人行道，那棵被雷劈了半棵的枯树干脆锯了，像个坐墩儿，老奶奶拄个棍走到这儿正好歇歇腿。多少人在树下练气功、打太极拳，附近街道幼儿园的孩子们不用老师带上北海了，自个已经生活在公园里，这是不花一分门票钱真正姓公的公园。
我走着，走着，耳边传来两人对话！
“您知道张大妈的女儿的户口迁不回来了——”
“为啥？”
“这一带的房子要拆——”
“哟！那，咱们都得搬家？”
“愁什么？搬进高楼不比现住的破屋好？”
“可，离开了这儿，我哪儿去溜达啊！”
我停住了脚，看到这说话的两位老大娘，手里都提溜着小塑料篮子，篮子里都有两瓶奶。这是对老人和孩子的照顾。为自己或者为了孙子，她们每天从后海过银锭桥到前海三座桥奶站取奶，顺道就溜达腿。这都是七十上下的老人了，人老念旧，确实离不开这宝地啊！何况今天的什刹海打扮的这样俊美！
海子边仍然有人在钓鱼，对面仍然有人在游水，风景区竖着搪瓷制的新牌子，“禁止游泳钓鱼，违者罚款”十个大字赫然在目，下款是西城区公安分局、西城区绿化管理处。就有这号只顾自得其乐的人，而且，什刹海水面上又在飘着一张又一张塑料袋，又出现一片又一片的“百衲衣”了。在整治的同时，水上还应有清洁队，岸上应有监督哨。否则这风景区又将是怎样一幅景色呢？
我是天天、月月、年年在什刹海边上漫步，望着新砌的假山，新种的花木，身在什刹海，应想到这份享受来之不易。据说这儿将要成为北京的一处文化娱乐中心，这儿不只风景好，沿海子边东西岸有名人故居，有历史古迹。而且还将根据古老的传统，沿岸将恢复一些风味小吃，还说要恢复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溜冰……
我向往着这风景区的前景，心里一喜一忧。作为风景区，必然要开放，一开放必得招来外宾。南岸的“烤肉季”已经名传国外了，可是一想到游泳季节和溜冰场开放的日子那般喧闹情景，势必和风景区形成一对矛盾，矛盾如何统一，我寄希望于市政规划的领导。
作为什刹海海边上的一个居民，有幸在什刹海海子边上经历了20来年的风雨，有幸今天亲眼看到什刹海整治后的新貌，展望前景同时，禁不住要把心里的话掏出来。
——1984年
编者话：凤子是一位集戏剧家、作家、编辑于一身的文化名人，同时也是什刹海的老居民。她在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什刹海很多看似微小却颇有代表性的变化细节。她高度评价了1983年开始对什刹海的整治，以见证者的眼光记录了什刹海周边老百姓对整治的心情：“这喜讯传到了海边……老奶奶、大娘、婶子们，还有老爷们儿见面都互相道喜似的：‘什刹海要恢复为风景区了！’”对于什刹海的大规模整治，凤子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回忆过去，对历史上形成的“封地”、“百衲衣”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在憧憬风景区的前景时道出了心里话。其一喜一忧，喜的是“这里要恢复为风景区了”，忧的是历史上“封地”、“百衲衣”的重现，幽静环境的消失，形成喧闹的情景。
这篇短文写于1984年5月西城区大规模开展军民共建、大规模整治建设什刹海风景区之际，目睹了热烈欢腾场面的凤子，文章中浸透了这位老人对什刹海浓浓的喜爱、喜悦之情，同时也展示出深深的忧虑，这一喜一忧如何统一，她深情地寄托于市政府加强对城市和什刹海规划建设的领导。近三十年过去了，凤子的一喜一忧，仍可供政府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领导思考，期待交出符合什刹海性质功能定位、群众满意的答卷。
李准（1920—2010年）：《要保护、建设、管理好什刹海》
什刹海是市政府1993年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它在北京的历史上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确实应该把它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
城市总是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建设。一般来说，保护和建设容易发生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好，矛盾不仅可以解决，而且能够相得益彰，更为良好的效果。这个地区需要进行相当多的现代化市政工程设施。我们的任务是在什刹海地区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保护好原有风格、原有特色。
下面提出几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要有其保护价值，特别是要有特色；二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不能仅是零散的几处给予保护；三是要有“真实性”，亦即要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真东西。什刹海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也应该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保护规划和建设的要求。总之，什刹海的规划，要尽可能地保护其特色和环境、保护其规模和范围、保护其原有建筑和历史遗存。
第二，要处理好保护和建设的关系。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是按照上述要求保护好；但是，要保护好就必须要利用它，要利用就要建设，就要现代化。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主要在于其格局、特色、形式和面貌，而其内部装修、设备以及上下水管道、燃气热力、电力电讯等市政设施的建设都是现代化所必需的，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既要保护又要利用，没有现代化就难以利用，不能很好地利用就更难保护，保护和利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规划。虽然什刹海的规划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有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但是，从作为这个丰富、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要求来看，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譬如，有些地方，特别是道路、路口，如何能够适应现代化的交通、管道、环境、绿化等要求；有些公用设施如何能够更合理地安排，以适应什刹海的环境要求等等。“荷花”确是什刹海的重要特色之一，设立荷花市场也是很好的创意，但是它的位置、规模、交通和疏散条件，动和静的环境影响等都是应该加以研究、给予考虑并妥善安排的。
有些问题要宏观地、系统地予以研究。交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今我市机动车已达120万辆，其中私人家用汽车所占比例已不在少数，而且机动车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什刹海又系以居住为主的地区，停车场如何安排，道路如何适应，特别是沿湖道路，既是主路，又是重要景观；因此，要审慎研究，提出最佳方案。在这样的特殊地区，是否需要考虑像厦门鼓浪屿的做法，一定范围内限制机动车进入，作为无机动车地区，以确保这个地区的原有环境、特点和风貌。这也是可以研究的。
西海北岸汇通祠东北最近建成的危改片是采用推平、拆平的做法，虽然是按照传统形式设计建设的，但它已毫无历史遗迹可言，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能否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1.建筑格局、建筑质量都较好的，可以全部保护，重修缮，必要时可按原样重建，基本不搞新建。2.建筑质量较差的，可以采用保护和改造兼有的两手做法，能够保护多一些更好。3.建筑质量太差的极少部分可采取以新建为主的做法，即使这样也要采取保留哪怕是一小部分旧房，给予修缮。总之，要经过详细调查，具体分析，根据其实际情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确定房屋的取舍，以尽量保护其原有风貌。
什刹海既是历史文化保护区又是旅游风景区，搞得好，保护与旅游不仅可以做到没有矛盾，而且能够相得益彰，创造出很好的效果来。如果发生矛盾，应以保护为主。例如，为了旅游，搞得规模过大，超过了环境容量，为了旅游，娱乐设施搞得过多，破坏了优雅的环境，都是不适当的，应予避免。这些问题均要在规划中予以研究确定。
什刹海的气氛，应以宁静为主，但又难以排除有热闹之处，这一点在规划上要予以考虑，尽可能把“静”与“动”予以分开。热闹的地方可集中一些，如烟袋斜街附近。但是，无论如何在总体上看，应保护其安静的历史环境。
最后，谈一下与经济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和规划实施相关的问题。对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之中，必须坚持以环境效益为主的原则。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环境如果受到损害，必是极大的失误，要防止。在这里，危旧房改造的层数不能加高，容积率不能增大，还必须按照原有格局、形式与风格进行建设。这样做，在经济上可能难以平衡，也正因此，就更要尽量少动、少改，以修缮为主。遇到破旧房屋过多的地方，确实难以解决时，也应采取诸如危旧房改造与新区开发相结合等办法给予解决，无论如何也不要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环境和整体面貌。
——1997年
编者话：李准，长期从事规划工作，历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处长、处长、副总工程师、副局长、总建筑师。1991—1997年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2004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聘为“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专家。
此文是李准先生在1997年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全文收入《什刹海研究》（一）。内容涉及什刹海的保护、建设、规划的完善等方面，阐明了在经济、环境、社会三个效益中环境效益应放在第一位。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钱光培：《发展文化产业与什刹海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去年（1996年）秋天，市委市政府主持召开了北京文化发展研讨会，确定了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抓住一个根本问题和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按照中央给北京城市定位的精神，摆正文化发展在北京整个城市发展战略当中的位置。弄清楚文化发展对北京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认为，对北京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另外，北京文化发展还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北京的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解决好体制管理问题。现在的管理体制把北京的文化资源切割得七零八落，把本来就很有限的资金也弄得很分散，很不利于发展北京的文化优势。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请计委、财政部门同志参加了。他们当时提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政府能拿出的钱只有5个亿，其中用于文化发展这部分只有1个亿，北京要建“全国文化中心”，这1个亿能干什么？现在怎么办？一方面是政府这方面再多拨些钱，恐怕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保持住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怎么办？当时提出北京文化发展不能单靠政府输血，还要自身造血，形成文化发展的造血功能。文化不能只伸手向政府要，文化本身要造血。
这个思路的依据：一方面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的发展来考虑的。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去向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产业、科技和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已有力地振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并在世界产业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思考北京的发展战略时，我们感到还有一个新的现状也需要认真考虑。那就是城市功能的发展与变化。在工业时代城市往往具有生产中心的功能，工业基地大多建在城里或城郊，但近20—30年来，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许多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超过了70%—80%，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仅反映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城市的功能的变化。实际上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城市功能的重心移向了服务，如果城市功能重心没有移向“服务”，它要70%—80%的第三产业干什么？
看来在今天如何利用和开发文化资源对一个城市及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我们在发展中，把我们的文化资源都毁掉了，那就毁掉了我们的发展前途，所以把保护放在首位，既是保护资源，也是保护前途。在保护的基础上，很好地开发利用，通过开发利用所获得的资金，反过来使保护更有坚强的经济实力和后盾。否则，我们将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本来政府可拨的钱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想保护的都保护不好。应当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通过开发利用，进行更高层次的保护，将北京这个文化名城保护好，开发好。
关于如何保护北京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好北京的文化资源，我们在大力发展全市文化产业的对策研究中已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对什刹海地区的保护与发展也提出几点看法：第一，什刹海地区有两个宝，其中之一是自然水面。北京水太少了，作为一个城市应当是有山有水，水尤为重要，过去很多城市临水而建，就是要得水助。在水少的北京，什刹海地区的水面是一个大宝，如何保护好水面，如何在不影响其原有面貌的情况下，很好地开发利用这些水面，需要专题研究。什刹海水面的开发，也要找出一个既不破坏水面的总体面貌，又能很好地利用其水面的方案来。同时也要有周边的开发配套。关于水面的开发利用，不妨按季节考虑，如刚才张先生讲的荷花问题，我也认为什刹海水面应有大片荷花。在城市能观荷花景，应是个很好的享受。总之，围绕着什刹海的“宝水”，需要做点大文章。第二，什刹海地区的另一个宝是历史文化遗迹，要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遗迹。从现在看郭沫若故居与诗相连，梅兰芳的故居与艺术相连，“松树胡同七号”是“新月派”的发起之地，加上宋庆龄故居都与现代文化相关，如何策划，使之形成一个能展示现代文化面面观的整体形象，价值就更大了。形象是一种符号，不同的符号能形成不同的效益。建议西城区能就什刹海整个地区历史文化进行全面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做整体的形象设计，以一个鲜明而富有吸引力的形象，赢得更多的游客，取得更大的效益。
——1997年
编者话：钱光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发展文化产业与什刹海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钱光培先生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收入《什刹海研究》（一）。他的发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可操作性，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根据中央对北京城市定位的精神抓住“一个根本问题”和“两个关键问题”，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前途，开发资源，大力弘扬什刹海文化、发展文化产业，走开发什刹海文化旅游之路。为推动什刹海文化的研究与开发什刹海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朱自煊：《什刹海地区保护整治规划的回顾》
